过去人们一直将视为小品集，鲁迅把它作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从文体形式上看，它的确更近于小品文，从其着墨于写人来看，也可以说它是一本微型小说集。明人胡应麟认为作者通过语言，将“晋人面目气韵”刻画得“恍忽生动”。鲁迅先生更称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此文真正出场的主角是王导和王敦，石崇家宴及美人劝酒，只是他们二人活动对话的原因与背景，石崇本人则通过“背面敷粉”的方法间接描写。像石崇这样大官兼大款的豪门，宴席有美人劝酒并不稀奇，就像吃饭有佐料一样，而以客人“饮酒不尽”便“交斩美人”的方法，来强行要挟客人喝酒则极不寻常。这远远不是生活的奢华，而是他为人的暴烈凶残。比石崇更凶残的当数王敦，石崇以杀美人要挟客人饮酒固然残酷，可这种残酷的劝酒法，只对有恻隐怜悯之心的人才管用，如王导就宁可把自己灌醉，也不忍心看着美人丧命，可对像王敦这样豺狼本性的人则有反作用——刺激了他嗜杀的动物本能。明明知道自己不饮酒的结果，他偏偏“固不饮以观其变”，看石崇到底能不能狠心杀掉美人。如果说第一次“固不饮”，是出于好奇想一看究竟，那么当主人连“斩三人”以后，他还是“尚不肯饮”，而且脸上居然“颜色如故”，那就比野兽还要冷酷残忍。他看着别人杀掉美人，就像观看屠宰场杀动物一样，引不起他半点悲伤同情。当听到王导责备后，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在这些权贵世胄眼中，平民都是奴才和动物，只配供他们役使、作乐、杀戮，杀死美人与杀鸡杀猴别无二致。

        司马氏集团统一了全国不久，就琢磨着要如何“统一思想”，他们口口声声说弘扬“名教”，目的是想把社会舆论从众声喧哗变为一人独唱。可是，名教的伦理规范强调“忠孝”，而司马氏祖孙欺君篡位本身就是对名教的嘲弄。他们没有脸要求士人们对自己尽“忠”，于是就宣称要以“孝”治天下。尽管司马炎完全取得了政权，事实上已经统辖了四境，嵇康被杀后向秀到洛阳就范，吴亡后陆机兄弟入洛称臣，开国初他还不断显示“仁恕”，可国家始终缺乏道德正气，全社会没有昂扬向上的活力。

        在西晋上流社会，私人宴会十分常见，让“美人行酒”也很常见，但如此奢侈冷酷则比较罕见。

        儒家伦理规范无法约束人心，君臣上下又没有什么社会理想，苟且、贪婪和奢侈之风马上就填补了精神的真空。司马炎是卖官鬻爵的老手，更是骄奢淫逸的行家，大臣们当然会跟着有样学样，纷纷以玉食锦衣相夸，以奢侈豪华为荣。名教之士何曾“厨膳滋过于王者”，其子何劭更是“食必尽四方珍异”，石崇与王恺斗富人所共知，王武子以人乳喂猪更令人发指。西晋很快就在这种醉生梦死中灭亡。

        君无所谓仁义，政无所谓准的，士无所谓操行。

        石崇是晋朝开国元勋石苞的幼子，这小子力气大胆子更大，有才气更有野心。石苞临终前把财物分给几个儿子，独不分财给小儿子石崇，石崇母亲为此埋怨丈夫，石苞说别看他在兄弟中年龄最小，将来兄弟们中要数他的钱财最多。果不其然，石崇后来不仅在兄弟们中最富，而且还成了晋朝的首富。西晋的时候没有现在的国有企业，也还不懂什么叫“中外合资”，更没有证券期货市场，土地又没有收归国有，所以后门、垄断、卖地、批条和内线交易，那时候统统都无处可使，西晋官僚和官二代聚敛的手法只有两种——贪和抢。那时候无官不贪，贪污是相对安全的敛财途径，大多数官员通常都选用这种方法致富，而抢虽然发财快可风险也高。石崇是足智多谋的冒险之徒，他的敛财手法是双管齐下——既贪又抢，所以他比同僚们的财富成倍翻番。史书上说在荆州刺史任上的时候，他经常抢劫来往的商旅，估计在其他任上他同样做这种“兼职”。当然，干这种“兼职”的不只石崇一人，仅从记载看，魏晋之际戴渊曾以抢劫为职业，祖逖也曾以抢劫为副业。祖逖抢劫事记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在当时士大夫眼中，像祖逖这样的名士抢劫，只是“放诞”而非“犯罪”，祖逖本人以抢劫自夸，他人也不以抢劫为耻。当然，戴渊后来改过自新，祖逖仅只偶一为之，都没有像石崇那样“持之以恒”，所以也都没有像石崇那样暴富。

        晋王朝结束了三国的分裂割据，可并没有呈现出威加海内的盛世气象，统治者既没有什么远略宏图，士人也没有任何理想抱负。这个时代没有激情也没有冲动，此时的士人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

        本章几位主人公全是西晋名士，主题则是描写他们的骄纵奢侈。

        作者重点写王敦的残忍，处处以王导的仁厚来作反衬：因害怕劝酒美人丧命，王导“素不能饮”却饮至“沉醉”；想看看主人杀自家美人，王敦善饮却“固不饮”。人们常用“见死不救”来形容冷漠自私，王敦借刀杀人则比亲自杀人还要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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