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公演的表演厅位于建筑三楼。早期，这栋建筑是万圣园高级中学的教学大楼，一座偌大的石制阶梯贯穿中央，表演厅就位于大阶梯左边。十年前（1976年），表演艺术学院校区从位于索尔纳的电影城搬迁至此，原先的高中教学大楼就改成影剧课程的上课地点。

        班特坐着，抹着口红。其实他已经梳妆打扮完毕，但他就是喜欢在表演前坐着，揽镜自照，瞧着自己粉白的脸庞，可以让他在表演前静下心来，放轻松，装得若无其事，让脑筋彻底放空……

        就在当下这一刻，他手中掌握着自己的梦想。

        他非常清楚，今天可是大日子，生死成败在此一举！

        不过他尽量避免多想。

        他平稳规律地呼吸着，他非常清楚自己绝不能带着紧张与不安步上舞台。透过镜子，他凝视自己，用粉扑轻轻抚过脸颊。

        透过薄薄的墙壁隔间，他清楚地听见观众逐渐抵达会场，坐定，准备看表演。他听到群众的嗡嗡呢喃声和窃窃私语声。这些声音狠狠地刺激着他的胃部。这种刺激和恐慌就像孪生兄弟，密不可分。

        他继续保持平稳规律的呼吸节奏，定神瞧着镜中的自己。

        要是他无法自我控制，保持冷静，他就玩儿完了，就会像被激流冲走的物体一般。他绝不能失去专注力，不能让自己感到害怕恐惧。

        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他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每次，班特和同学都得穿过这座石阶梯，才能到达表演厅下层的练习馆，或是最上层的舞蹈教室。舞蹈教室是舞蹈老师梅塞德丝·波约林的地盘，大家都称她“梅姐”。

        她的前夫就是与史文博特·陶尔贝同台演出的交响乐指挥乌夫·波约林。梅姐是班特最喜欢的老师。

        班上总共六个男生、六个女生，三年来，大家夜以继日练习，一起训练，下了课一起喝酒狂欢，一起欢笑、流泪，终于一起走到这最后一步。他还觉得自己昨天才被录取，一切仿佛还像永恒一般长，怎么一下子就要毕业公演了？

        然而毕业公演才是重头戏，现在，他们要登场了。获选，或被拒绝。被观众称斤论两，仔细打量，注视，比较。

        身旁的同学既是患难同袍，也是舞台上的竞争者。前途与工作，一切就看今朝。

        公演前，他们写信邀请全国各地剧院主任、导演、喜欢的演员，还有其他所有想得到的来宾，希望这些人能够大驾光临，观赏他们的表演，然后，给他们一份工作。

        此刻，观众已经就座，等候着。有一两个乳臭未干的二年级学生匆匆忙忙跑进来，在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上找不到座位，发着牢骚。

        许多来宾都大有来头，包括斯德哥尔摩市剧院主任拉许·爱德斯壮，大导演凯夫·赫恩、毕昂·梅兰德，还有苏珊娜·厄斯腾都到了。他们全班都写信邀请苏珊娜，班特更是写了两次——更令他受宠若惊的是，这两次都获得她的亲笔回信，而且回得相当详尽！

        好几家剧院的主任为了这场毕业公演，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抵达斯德哥尔摩，还有国家剧院的主任，不过皇家剧院的主任倒是缺席了，这是很严重的失算。到场的还有广播剧院的两位节目制作人、电视台的剧作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大报——《今日新闻》《瑞典日报》《晚报新闻》的影评人。

        班特坐着，揽镜自照，仔细审视镜中的自己。

        他和班上其他男生共享化妆区，那其实还称不上是化妆区，只是个摆了一堆梳妆镜的房间而已。女生们的化妆区格局相同，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敞开着，好让所有人能够自由进出。

        房间最深处，是一扇敞开的窗户。

        从窗外望去，外面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一个无比美好的夏日，似乎是个好预兆，似乎暗示着无比美好的盛宴即将上演。

        他的生命，将在这一瞬间绽放。

        英国“高个子莫特”乐团的名曲《爱丽丝》，就是这样唱的：“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每次开演前，准备登上舞台之际，他总是喜欢轻轻哼着这几句歌词。这几句歌词总是让他感到欣喜不已，跃跃欲试。他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这些都是秘密，只属于他的秘密。

        毕业公演的大戏，是契诃夫的喜剧。班特扮演康士坦丁，拥有想要成为大作家的雄心壮志，却活在名演员母亲的阴影下。他在最后一幕中举枪自尽。

        整部作品就以“于是，康士坦丁·格理洛维奇举枪自尽了”这句台词画上句号。

        班特感觉到体内炽热的心怦怦直跳。

        他心想，不，一切不会就这样结束的，绝不。

        上星期，班特在接待柜台办理登记手续。看起来一副傻大姐模样的护士小姐友善地要他稍坐一下，轮到他时就会叫他进去。等待的时候，他被要求填写一份关于性行为习惯的问卷。

        在等待室内，他对一个长得像伊朗或伊拉克人的男子点点头，不说话。他心想，在这种场所，本来就应该保持静默。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您曾有过几位性伴侣？”

        问题底下就是一堆空格。他愉悦不已地在记忆中搜寻着，计算着，简直想大笑出声，然后在最后一栏打钩：“二十个以上。”

        好一个荡妇！其实他不应该为此骄傲，但他却自豪不已。

        现在，他独自一人坐在梳妆镜前。玛格达莲娜从门的另一边探出头来。

        “又是你，班仔！拜托，大家都在等你个！剩两分钟，我们要冲了！快点来啦！”

        就是现在。不能再拖了。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

        当他在台上扮演某个角色时，他反而觉得更像自己。

        雀跃不已。有种安全感。

        他继续盯着自己在梳妆镜中的身影，用陷入深思般的声音晃晃悠悠地回了一声。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起身。

        “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他喃喃自语，走上前与其他伙伴们会合。

        此刻，他快乐无比。

        1984年秋天，瑞典开始施行htLV-Ⅲ型病毒（后来通称为hIV）检测，但初期这还是一项又贵又复杂的医学技术。寻求医护者均须先接受插针测试，检查免疫系统是否健全；唯有经证实免疫系统已受损，可能已被传染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进一步真正的测试。

        短短一年后，这项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卫生署甚至在同性恋报纸《观察员》上刊登广告：“度假前，别忘了检测一下，关心自己的健康！”

        《观察员》早已取代当年的《革命》与《男同志档案》，成为瑞典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同性恋报纸。美中不足的是，该报赖以生存的资金几乎清一色来自全国性平会、保险套制造商、同性恋医疗中心、卫生署、艾滋病代表团与“诺亚方舟”的广告。

        男同志社交圈里，对于是否要接受检测，意见始终摇摆不定。现在明明就没有解药，检测有什么用呢？尤其现在这种社会氛围，动不动就嚷嚷要把患者强制隔离，做检测真是不智之举。

        不管怎么说，南区医院同性恋医疗中心提供匿名检测服务，受测者只会领到号码牌，不须留下真实姓名，更不用身份登记。

        班特就领着这个白色的无名无姓的号码牌，跟着医疗中心的男护士进入检测室。

        “现在要插针了……”男护士将针筒插入班特臂弯处，而后针筒内溢满红色鲜血。

        班特看着自己的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他的血，很红，很美……

        所有人围成一圈，手拉着手，高呼一连串加油打气的口号。

        “精锐既出，谁与争锋！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舞台监督下达最后指示，所有的门都已关上，表演即将开始。

        “各就各位。”

        所有人仿佛同时颤抖了一下，重新变得严肃起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班特对所有人做最后的喊话：“大家尽情发挥，好好地玩吧！”

        所有人对他投来的紧张一瞥，代替了回答。

        剧场光线熄灭，瞬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即将在第一幕登场的演员悄然溜上舞台。

        帘幕仍然低垂着，舞台前方就是木制的小剧场，一位男孩与一位女孩站在前方。

        饰演麦德维丹科的男演员问着饰演玛莎的女演员：“你怎么老是穿着黑衣服？”

        女孩答道：“我在服丧，我在哀悼自己失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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