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哈，你终于来啦！太好了，莎拉现在可能正在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所有医院找你的下落，她一定打了几百通电话。别光站在外面，进来，进来，可爱的小朋友，你吃过晚饭了吗？你一定饿坏了！你就带这么一点行李啊？老天爷。赶快进来，我带你瞧瞧你的房间。”

        阿姨一手拿着红酒杯，一手夹着点着的香烟。她轻轻使力将他拽进公寓，然后把门关上。窗户都紧闭着，室内的烟味显得更浓更重。客厅里堆着各种鞋与长靴，挂着各式大衣与夹克，所有衣物都散发出浓厚的烟味与香水味。小桌上堆着钥匙、成沓皱巴巴的文件、卷烟、啃到一半的苹果、一杯干掉的咖啡。不知为何，还有一只蓝皮革左脚高跟鞋也摆在桌上。

        一只灰色大肥猫扑向拉斯穆斯脚边。他还没来得及脱下粗呢大衣，电话就响了。克莉丝汀娜蹬着高跟鞋，边笑边跑进厨房接电话。

        “我跟你赌100克朗，一定是莎拉的电话！对了，你饿不饿？”

        她没注意听他的回答，径自抓起话筒。拉斯穆斯站在后面听着阿姨向妈妈报告他总算平安抵达，没有在半路上被人暗算。

        他开始仔细打量公寓里的摆设。天花板相当高，离地面至少有三公尺，贴着墙壁的IKEA书架高度还远不到天花板的一半高。客厅中央摆着一张又大又脏的沙发、一对奇形怪状的扶手椅，还有一台拉到沙发前方正无声播放着的电视机。小茶几上摆着吃剩的饭菜、几份晚报、两摞书，其中几本被摊开。上面还有一本笔记簿。

        克莉丝汀娜阿姨从事翻译工作，有时也兼教职，赚点外快。在三姐妹当中，她就是那个狂野不羁的小妹，典型的放荡文艺界人士。

        推开一对隔板门，眼前就是阿姨的卧室。床上被褥凌乱不堪，上头盖着一条金色绣花的印度织锦。窗帘仍然低垂着。

        拉斯穆斯一眼扫过卧室，注意到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帕尔梅又在接受访问了。电视画面上的他被摄影机与闪光灯围成一圈，身陷鬼魅一般的光流中。

        然后，拉斯穆斯注意到客厅的大扇玻璃窗。他走到窗前，屏息凝神。整个城市仿佛尽收眼底。此刻天全暗了，建筑物背对着几乎毫无星光的夜空，现出天际线的轮廓。

        与科彭相比，这里的夜晚从不昏暗，来自街灯、路灯、车灯、招牌、广告霓虹灯与数百万个家庭灯泡的光，把城市的夜晚照得五光十色。

        稍远处可以看到市政厅的塔楼直入天际，顶端的三顶金色王冠仿佛撒了精灵的仙粉闪闪发亮，看起来又像健壮麋鹿的鹿角，守卫着整个城市。他看见远处车流的红色车灯，像蛇一般在黑暗中蜿蜒；另一头有辆火车开进中央车站，准备让新来的人下车。

        他看到这座城市活动着，呼吸着，仿佛从未静止过。街景是如此美好，以致让眼睛发痛。

        这里就是旅程的终点。这座城市就是彩虹尽头的宝藏。

        和从前一样，他将前额贴近玻璃窗，对着玻璃呼气，在雾气里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感觉到阿姨就在后面，蹑手蹑脚、无声无息地站在他身旁，呼吸中散发着夹杂烟草与酒味的甜，还有浓厚香水的麝香气味。她的脸庞紧贴着拉斯穆斯。

        “我一直梦想着，”她在拉斯穆斯耳畔低语，“有那么一天，我会住在斯德哥尔摩，住在能看见市政厅的地方。现在这个梦想成真了！你瞧，它就在那里！我看着它，想到这一切美景都属于我，还是忍不住会颤抖。”

        拉斯穆斯没有回答。他们静静地站在窗前，端详着整座城市好似流动着血液的身躯，像搏动的神经系统。

        他自己又在想些什么？

        他的生命现在才开始。刺激、炫目的新生命。

        探险。

        他想起一个名叫韩瑞克的男孩。

        当时拉斯穆斯在阿尔维卡就读高中，开学第一周，他就注意到一个修读自然科的三年级男生。他就是韩瑞克。

        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王者之风，他的朋友总以他为中心，他就像一颗太阳，所有行星和月亮都得绕着他运转。绿色眼睛，松软的头发，以及不时绽放的微笑，让拉斯穆斯自然而然注意到他。

        自然科与人文科的学生壁垒分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在学校走廊上、公共餐厅里或放学时，他们总会遇见彼此，但从不打招呼，像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自然科三年级的体育课与拉斯穆斯班级的体育课是同一时段，两群人因此会在更衣室碰上。

        拉斯穆斯通常只是静静坐着，换衣服，低头看着地板，使自己不被发现。三年级的学长就在更衣室里大声吼叫，流着汗，喧闹着，浮躁地高谈阔论，开彼此的玩笑，脱掉全身衣物，跳进淋浴间。

        韩瑞克呢？韩瑞克就像天神般，站在离拉斯穆斯只有几公分处，完全视他如无物。

        拉斯穆斯只要伸出手，就能触摸到那近在眼前、柔软光滑的肌肤……

        拉斯穆斯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密密地接触到对方每一寸肌肤。

        精美、结实的臀部。

        挺直的背板、双腿，厚实的臂膀，浓重的汗味。

        太销魂了。

        拉斯穆斯撑开鼻翼，想象自己的鼻息如刻印的碑文爬满那健美的身躯。

        当韩瑞克甩开毛巾，朝淋浴间走去时，拉斯穆斯羞怯地盯着他。韩瑞克似乎突然意识到他的存在，转过身来，与他的目光正面交会。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韩瑞克的嘴角掠过一丝窃喜的微笑，他的眼神没有恶意，没有轻蔑，但也绝对称不上对拉斯穆斯感兴趣。某种程度上，他的眼神充满理解，这份理解就足以瓦解拉斯穆斯心里所有的抗拒，使他情不自禁感受到爱情，一股彻底迸发出的渴望。

        高中的第一年，他始终将爱情寄托在对方身上，即便两人从未真正认识彼此。他们在楼梯间、走廊上遇见，排队领午餐时仅有几公尺的距离，用餐时还可能就坐在隔壁桌，背对着对方。

        虽然相当短暂，韩瑞克仍会不时地回头望他一眼，仿佛只想确立自己的影响力。

        他的表情相当友善，似乎也知道彼此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他们彼此爱恋。

        当然了，贾蓓拉与蜜是情窦初开的拉斯穆斯唯二倾听者。她们是智囊团、忠实盟友，更是密探，持续向他报告韩瑞克的一举一动。

        因为韩瑞克常去多慕斯咖啡屋，拉斯穆斯爱上他以后，他们三人就固定只去多慕斯喝咖啡，不再考虑其他选择。此外，在多慕斯还能观察点餐的客人，对侦察目标的动向一目了然。有时他会单独出现，但更常与同学一起去喝咖啡。这时就要假装彻底忽略他，避免启人疑窦。

        有那么一次，韩瑞克竟主动问候，而拉斯穆斯却像个白痴一样红了脸，喃喃地不知道自己回答了些什么。

        另外一次，拉斯穆斯花了几乎一个小时才鼓起勇气，走到韩瑞克桌前，问他能不能拿走烟灰缸。

        “当然！请！”

        韩瑞克相当友善，将烟灰缸递给拉斯穆斯。

        拉斯穆斯接过烟灰缸时，手指不小心碰了韩瑞克的手一下。

        在科彭镇，艾瑞克和其他小混混对他肆意谩骂，吐口水威胁他，鬼吼鬼叫着“死娘炮”。他们哪里晓得，拉斯穆斯手指不小心触碰到韩瑞克那短短一秒钟，就是他生命中迄今唯一与其他男孩的肢体接触。

        就是这短短一秒钟，让他一辈子背上“死娘炮”的臭名。

        隔年春天，韩瑞克从高中毕业，马上入伍服兵役。此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

        出于某种原因，在拉斯穆斯刚抵达斯德哥尔摩，站在阿姨家客厅窗前俯视城市夜景之际，脑中所想的却是韩瑞克。

        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抑郁。现在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他却还在这里，玻璃窗的另外一边，坐着，看着这一切。

        他曾花了无数个小时细细消化关于韩瑞克的所有大小细节，与贾蓓拉、蜜热切地密谋，她们也试图为他俩穿针引线。但到头来，一切都不是真的。

        事实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感情关系。韩瑞克甚至没有意识到拉斯穆斯是谁。

        直到目前为止，拉斯穆斯生命中所经历的事都不是真实的。

        他不认识任何人，也没人认识他。

        他除了渴望之外一无所有。他当然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么荒谬，却再真实不过了。

        夜幕之中，数以千计的光点，这座城市就耸立在他面前。

        渴望。

        阿姨全然不知拉斯穆斯脑中百转千回的思绪，边笑边拨弄着他的头发。

        “你知道吗，拉斯穆斯，我觉得啊，你在这里会过得很舒服喔！”

        拉斯穆斯坐火车抵达斯德哥尔摩后两星期，瑞典国会表决通过议长的提案，任命社会民主党的奥洛夫·帕尔梅为新任首相。六年来通过不同政治联盟形式执政的右派政党，对提案投下弃权票。

        这次胜选是帕尔梅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胜利。自1969年就任首相后，社会民主党声势节节败退。连续执政44年后，该党终于在1976年被迫第一次交出政权。

        他将右翼政党的上台形容为“割稻尾、捡现成”的行为，内心的愤懑不平可想而知。

        社会民主党败选时，没有人比哈拉德受到的打击更沉重，也许因为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放弃了民党，把票转投给中间党。

        他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对，没错，他就是叛徒！

        针对核能发电的问题，他在投票当时还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托毕杨·费尔汀是可信的，他承诺过绝不会让巴什贝克市的核能二厂运作起来，他绝不会昧着良心妥协的。

        带着哈拉德的支持与托付，托毕杨·费尔汀达成了目标，成为瑞典首相。然后呢？

        他就“排除万难”，让巴什贝克市的核电厂运转了。

        哈拉德感觉自己彻头彻尾被骗了。对于竟让自己被如此低劣的伎俩耍弄，他觉得可耻极了。

        每当这个“混账费尔汀”在电视上高谈阔论，哈拉德就又气又怒地直摇头，决定永远、永远不再信任这些该死的右派政党，永远不再抛弃社会民主党。

        1982年的大选总算拨乱反正，直到帕尔梅重新掌权，哈拉德才真正觉得自己得到了宽恕。

        背叛与宽恕。

        这将是往后多年间重复出现的主旋律。

        要如何原谅自己，又该如何原谅别人？

        家庭。朋友。社会。

        上帝。

        所有的背叛者。

        1982年的国会大选终于拨乱反正。瑞典，终于又回到那个在大家成长过程中所熟悉、寄厚望的瑞典。一直如此，永远如此。

        除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短短几个月后，一切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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