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大三时，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全美收入排行榜，我父亲的名字高居榜首。他的年收入为365000美元，甚至比威尔?罗杰斯（ill Rogers）还高。报纸给父亲取了个外号叫“日进千金者”，他还被不怀好意地比作“工业界的基德船长”及“最后的强盗贵族”。这些话让父亲很不开心，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反映的是他为IBM股东们创造的价值；事实上，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之好，以至于每过几年，父亲都认为有必要让董事会将自己的利润分红比率下调，以免自己的薪酬过于引人侧目。有个“日进千金”的父亲并未让我感到困扰。我当时仍在想方设法地挽回伊莎贝尔，不过父亲的富有见诸报端之后，的确有不少姑娘突然对我表现出了比之前更大的兴趣。

        在我眼里，不管是罗斯福总统还是大萧条似乎都很遥远。除了反复提及罗斯福是个伟人之外，父亲很少同我谈论政治。不过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影响了我，我开始认识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我越是琢磨联邦救济法案，就越是受到打动。到1936年的时候，我已经同兄弟会里那帮拥戴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竞选总统的哥们儿产生了激烈的分歧。接着，在罗斯福连任后不久，我同一些兄弟会的哥们儿到古巴度春假。我们搭乘邮轮从纽约出发，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旅程。当时的哈瓦那以各种各样的色情服务闻名于世，如果你想找乐子，那的确是个好去处。但当我回到家后，我开始想到：对于古巴人来说，自己的国家正在变成富有美国人寻欢作乐的地方，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新政的意义并不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唯一东西。通过他的说教、他的身体力行以及他对我不端行为的极大容忍，那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不知怎么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大概在我大二的某个时候，我开始学习怎样自制自律。

        那一年我的室友是个来自匹兹堡的有趣家伙，名字叫作戴维?伊格内修斯?巴塞洛缪?麦卡希尔三世（David Ignatius Bartholomew Mclahill III），也是个富家子弟。我管他叫“怪咖”。我们在沃特曼大街上有间公寓，是间半地下室的屋子，所以我们能够在校外想待多晚就待多晚，同在镇子上认识的姑娘喝酒胡闹。“怪咖”真的是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也许他父亲根本不介意他会不会被开除吧。不管怎么看，“怪咖”都疯得可以：他养了条大丹狗，又不想费心喂它，于是从街区尽头的那家廉价自助餐厅里买了张餐券，系在狗项圈上。任何时候狗只要饿了，就会一路跑去餐厅刨门。餐厅的人就会给狗喂个牛肉饼，然后在那张餐券上打两个孔。这事在附近引起不小的议论。一些人说应该把那张餐券从狗脖子上取下来，送给某个穷苦的学生。

        大二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又被请去见阿诺德学监了。他对我说：“这次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喜欢你的父亲，也很喜欢你，所以看到你得离开学校我真是非常遗憾。”

        “我不是个好学生，”我说，“但我不想被踢出校门。”

        他回答说：“那你最好开始用功了。”

        我跑去找戴维，告诉他说：“我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我得待在学校里面了。”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在次年1月被学校开除。

        我在宿舍楼里找了间单人房，开始埋头苦学。但期末考试迫在眉睫，我知道这次真的完蛋了。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右侧腹痛，经过诊断发现是阑尾炎。入院手术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机会——延考六星期。我努力学习，最终通过了考试。

        就在同一时期，我还努力地与酒精作斗争。在我家，饮酒是一件备受指责的事情，从父亲母亲第一次见面时开始就是如此——当时他俩就谁也没动酒杯。禁酒令施行期间，父亲在家里从未备过酒，而且他的态度使得饮酒在我家像是一宗罪孽。他对酒精就像对飞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一次母亲想让他服用蓖麻油。为了让它喝起来没那么恶心，母亲在里面掺了苏打水、柠檬汁和威士忌。父亲刚把杯子举到唇边便立刻放下，他一边把杯子里的东西全部倒掉，一边对我母亲说：“我宁愿不这样，珍妮特。”他把杯子刷了一遍，直接倒入蓖麻油，一口气喝了下去。

        在IBM，饮酒是被禁止的行为，即便1933年12月禁酒令撤销之后也是如此。公司明文规定，工作时间公司职员不得饮酒；公司聚会上或公司辖区内不得出现酒精饮料。此外还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过量饮酒，哪怕是在业余时间，也会影响你在公司的前途。在恩迪科特，IBM建厂的小镇，有传言说一位谨慎的IBM员工在同妻子喝杯鸡尾酒前都会先把窗帘拉上。父亲并没采取任何举措澄清这一谣言，尽管在我看来他从未有过故意干涉他人私生活的想法。他只是不希望IBM惹是生非。但他手下的人以为他反对一切消遣娱乐，有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想法强加在雇员们身上。

        所以大学时代的我会作出如下行为就不奇怪了：每逢节假日，都不爱回家过。我会在圣诞节当天回家，剩下的假期则前去拜访我兄弟会的那帮哥们儿，在他们家里度过。1935年新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一个乡村俱乐部里喝啤酒。当时我20岁。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在酒精作用下，我似乎连舞技都精进了不少，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第二天我受到了良心的折磨。在返回纽约的路上，我开始因为自己的寻欢作乐以及父亲对喝酒的态度而懊恼不已。我的愧疚感如此之深，以至于决定向父亲坦白。那天晚些时候，我有些艰难地走进书房，父亲正坐在里面。“爸爸，”我开口说道，“我想跟您说点事。”我大概地把昨晚的情形描述了一下，说起来其实也不过只是几杯啤酒一点乐子而已。

        父亲肯定对我勇于承认错误而感到欣慰。他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能告诉我，儿子。你坐下来我们聊一会好吗？”接着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喝过酒，喝酒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我而言，那些结果从来没有一个好的。”后来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据我所知，这个故事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连我母亲都没有。我是从他的一位老朋友那里听到的。父亲19岁的时候，去布法罗谋求前程，他的第一份工作同他之前在佩恩提德波斯特镇干的一样：驾着马车兜售缝纫机，这次雇佣他的厂商是惠勒-威尔科克斯。一天父亲做成了一笔生意，跑到一家路边酒吧庆贺。他喝过了头，等酒吧关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全套身家：马匹、马车、样品——全被偷走了。惠勒-威尔科克斯解雇了他，并且追着他讨要损失。自然，这件事传了开去，超过一年的时间里父亲没找到另一份像样的工作。这桩轶事从未写进IBM的历史，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它能向那数以万计的IBM职员们解释，为何他会定下如此规则。那时他肯定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完了。我不清楚父亲在那之前酒喝得凶不凶，不过经历了丢失马车和货物这档子事之后，他终此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的影响开始日益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就像宗教之于人们一样。我会接连数夜同漂亮姑娘出去跳舞喝酒，但如此一周之后，我会开始觉得他正在注视着我。也许他身在4000英里之外，但我会觉得他的目光如同穿破雾霾的灯塔，正努力指引我这艘迷途的小船重回正道。虽然那从未让我立刻冲回房间开始埋头苦学，不过的确开始促使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使我很难看清自己的前路。但渐渐地，我摸清了方向：如果我做好那些自己还算擅长的事情，也许将来自会好的。那主要是些人际交往的事情。我知道怎样谢绝劝酒，知道怎样给人留下好的印象，知道怎样向长辈表示尊敬。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是在仿效父亲。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足够多的处世之道，所以他缺乏正规教育的事实从未成为他的掣肘。于是我开始努力结交朋友。我学着怎样在谈话中专注于对方，学着不断自问：“我这么说是不是和他的意思相左？我这样做对么？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冒犯他了？”我在学校里结交的朋友到今天仍与我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大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为这样一个想法纠缠：退学，用全部时间来玩飞机。我同一个朋友搞了个航空摄影的小生意，但我对自食其力还是心存畏惧，于是我对自己说：“我已经在这儿耗了三年——或许也能熬到毕业吧。”我选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简易课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毕业。尽管如此，最后我能拿到毕业证还得感谢阿诺德学监。他肯定是觉得：“这孩子还是进步不少的，最好还是给他张文凭，让他好自为之吧。”20年之后，我以阿诺德学监的名义捐资在布朗大学设立了多项奖学金。

        在大学最后一年，我也开始异常慎重地考虑毕业后的人生。我依然对自己将从事何种职业毫无头绪，但我知道我需要工作经验。于是似乎只有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了。我拿起电话打给父亲，问道：“要在IBM找个工作的话，您方便吗？”

        毫无疑问，听到这话父亲肯定十分高兴，尽管同时他可能也在心里犯嘀咕：我把他招进公司，将来他会表现如何呢？

        他很快作出了安排，当年10月，我开始在销售部做见习生。为我在IBM工作的前景而鼓舞，父亲开始给我写更多的信。而我则一改过去将他的信扫一眼就丢掉的习惯，把那些信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中有一封我尤为珍视，那是父亲在1936年12月写的，足有五页纸长。父亲心里总是想着“道义”二字，没有一次不在写信的时候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他写那封信旨在激励我完成余下的课程，顺利毕业：

        ……永记住，生活并不像许多人让你以为的那样复杂。你越长大，越会意识到取决成功和幸福与否的只有寥寥几点。下面我用商业的说法将人生重要的行为准则描述如下。

        

        以前我对这种东西总是很反感，但现在看来，它们是多么寓意深刻呀。

        还有一些信同我的暑假安排有关。1937年夏天对沃森家族是个重大时期。父亲被任命为国际商会（Iional ），是一位日本问题专家，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委会委托他前往东亚出售展位。他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在夏天出任他的秘书。我一边因为得到工作邀约而欣喜不已，一边又因为有人觉得我能够胜任一份用休斯顿的话来说“路途遥远、事务繁重”的工作而受宠若惊。我欣然地取消了与我那帮兄弟会哥们儿进行海上旅行的计划，答应了休斯顿。我将在柏林同他会合，因为国际商会将于6月底在那里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将亲临现场，观看父亲当选主席的盛况，然后从那儿出发，取道莫斯科，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远东。

        这一系列安排有一个后果，那就是父母亲不能出席我和迪克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们必须动身前往英国。我们沃森家对仪式非常看重，因此对这一结果我们全家人都很遗憾，我想父亲尤甚。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在我毕业典礼那天，我独自一人接过毕业证书，只有胖乎乎的阿诺德学监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我。典礼结束时我同一些朋友及他们的家人合影，随后开车前往霍奇基斯参加迪克的毕业典礼。我很乐意履行一次长兄的职责，以免迪克在典礼上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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