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80诞辰。这是一个激起亿万人民无限追思的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总理的光辉业绩，想起总理的崇高品质，想起总理对我的亲切教导，想起总理对我一家几代人的深情关怀，就止不住热泪盈眶。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24年，在广州。当时我们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根据我们党的提议领导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中国处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周恩来正是在这个时候，于1924年从巴黎回到广州，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是黄埔军校的6个筹委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我父亲廖仲信任党代表。他们两人一起合作共事，常在一起。当时，周恩来同志虽然还很年轻，但卓越的领导才能已经显示出来了。

        1924年，我已16岁，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穿着白帆布西装的人进来，同我父亲低声交谈了好一会。他炯炯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你还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1925年8月20日，我父亲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恩来同志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他和杨匏安同志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果然，黑幕被揭开了，那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事，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亲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邹鲁、吴铁城、许崇智以及西山会议派，都是参与这个暗杀阴谋的。可是汪精卫大哭大闹，顽固地反对立即处决这些右派大头目。汪精卫采取的措施只是什么“下半旗”、“国葬”等无关宏旨的琐事，仅把这些右派头目驱逐出广州就完事了。当时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是被清除了，但是蒋介石却窃取了肃清右派的胜利果实，乘机夺取了党政大权。而上述那些右派分子，后来一个一个到了南京，成为蒋介石的上宾。

        1926年，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打击共产党的反革命阴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和陈延年等党的领导人，都主张同蒋介石斗争。可是，右倾投降主义分子陈独秀却无耻地为蒋介石辩护，妥协退让，任凭蒋介石进一步篡军夺权。后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

        二

        我同周恩来同志再次见面，中间隔了10年的岁月。这期间，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后来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圣同志、邝继勋同志等人。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和罗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同志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同志碰到了我。

        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10年未和他见过面。10年前我见到周恩来同志时，我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三

        长征结束后，我在延安杂志社工作。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外，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有时就在中央礼堂作报告。1937年10月，毛主席派我到蒋管区工作。上海失陷了，我就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由香港飞到了武汉。周恩来同志明确指示我，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工作。这样一来，海外侨胞和国外朋友捐了不少钱、医疗器械和药品、车辆等物资。这些物资，先通过广州北运，以后又通过海防转到延安去。后来，国民党卡住，不让这些物资运进口，我们只好把捐款先存起来。1940年，我又同张文彬同志一起到重庆，参加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会议。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在广东不要搞游击队”等错误观点。

        1942年，香港沦陷后，我在韶关附近的乐昌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多次向国民党抗议、交涉，要求释放，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会有结果的。我母亲要去重庆，蒋介石也不让去。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敌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参谋长等被我俘获，我们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释放叶挺同志和我。1946年1月22日下午，我由重庆歌乐山顶上押送到旧政协邵力子办公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释放，以为又要转移到别处继续监禁。可是不久，我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咳嗽，那是周恩来同志的声音，当时我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我激动得说不出半句话。他一进门，见到我，便同我紧紧拥抱起来。真是久别逢亲人，难表赤子心。见到周恩来同志，才知道我已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红岩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天，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对我说：你已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了，你有了些粗线条的表现，骂过蒋介石，敢顶他，同志们选举你，但你还有不少缺点。你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处处要注意政治影响。周恩来同志又一次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对自己有些较清醒的认识，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1946年5月，我跟随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得到周恩来更多的教育和帮助。全面内战爆发后，9月，我回到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轰炸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和周恩来找我去布置任务，明确指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在撤出延安的前一个钟头，周恩来还亲自到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清凉山各机关仔细检查，看看忘了什么，遗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非常仔细和周密。我们在过黄河以前，周恩来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务，将新华社的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长江同志带队，跟毛主席和周恩来走，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继续不断和新华社发稿日常工作继续进行。

        四

        全国解放后，我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批评也就更多。无论是工作、作风、思想，周总理对我要求很严格，对我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当面向我指出，有时在有关同志面前对我作严肃批评。邓大姐对我也是这样，看到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及时对我指出。周总理对同志是十分关心的，对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严格。我每想到对我的批评教育，就从内心感激周总理。象我们这样年纪老一点的，做了一点工作，就很容易说当年如何如何。周总理从来不这样，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常给我们讲过去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他越讲，我们就越觉得他伟大。1972年8月中旬，周总理同回国大使谈话，谈了两天，严格要求自己，深刻解剖自己，一点也没有摆老革命的架子，一点也没有以为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就居功自傲；相反，非常虚心，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对同志进行言传身教。周总理真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的教导的。

        周总理特别重视党的团结和党内的民主生活。1965年外事会议结束时，他让陈毅同志找外办、外事口部分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深夜谈心，谈思想，谈民主生活，谈领导作风。周总理说：要讲团结，不团结是分裂的萌芽，要主动搞好团结。团结，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传统。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嘛，也能起团结同志的作用。周总理讲到这里，陈毅同志插话：总理历来是这样的。要讲团结，要民主，要接近群众，不要弄得连鬼都不敢上你的门。这次周总理召开的谈心会，使我们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崇敬，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甘于当助手，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助手。他在任何地方总是首先想到毛主席，总是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他心里，没有“我”怎样怎样，只有党、毛主席和群众。解放后，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精力充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周总理是没有什么个人嗜好的，唯一的嗜好就是工作。有时去看文艺节目，他也是在工作。对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周总理更是热情地接待，有些接见长达十几个小时，从午夜到黎明，毫无倦容。周总理对他们谈及我党的方针、政策，阐明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总是深入浅出，使对方完全信服，而且还向对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周总理不把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是绝不中止的。“四人帮”诬蔑周总理是“事务主义”，恰好暴露了“四人帮”仇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的反动面目。周总理的工作，不仅是夜以继日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抓得深，抓得紧，贯彻到每一个具体事情中去。毛主席说：恩来同志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总理对革命领袖，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我们的好总理，是严于解剖自己的典范，是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典范。“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反对、迫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地卑鄙无耻！是多么地令人痛恨的蛇蝎心肠！

        在对外工作方面，周总理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执行党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国际交往中，他爱憎分明，敌友分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博得了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无限爱戴与尊敬。对于兄弟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周总理则要求我们从思想到行动都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回国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到朝鲜去向金日成主席、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感谢。感谢朝鲜同志在抗美战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巨大支援。

        关于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做工作。从日本来的各方面人士，毛主席跟他们谈，周总理也跟他们谈。周总理会见过好几位日本的前任首相，1972年还会见过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周总理从自民党各派到社会党各派，还有公明党、民社党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左派，对工商界、文化界、作家、演员、记者、评论员，在日本稍有一点代表性的人，他几乎都会见过。周总理对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在日本人民中普遍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人，有很多机会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总理非常注意对外影响，常常就某个问题考问我们。我们回答稍有不准确，周总理马上就问：“这话出自哪里？有什么根据？”要是听到我们说这是临时想起来的，他就会批评我们，教育我们不能用感想代替政策。

        周总理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爱护同志，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同志也是无微不至的。许多老同志身体不好，许多因公致伤、生命殆危的同志，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安排他们去医院检查、治疗、抢救，并常常亲自到医院看望。1970年冬，我心脏病发作，周总理在百忙中，仍详尽地关怀我的病情，安排我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在得知我病情恶化时，又亲自到医院来看我。总理到了医院，没有径直到我的病房来，而是先把经普椿同志叫出去，问她：“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我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当经普椿同志感动得含着热泪请他进病房时，他才进来看我。周总理对我这样细心关怀、体贴入微，我一想起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总理这样关怀同志，却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在万隆会议时，住在大使馆，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同志想多搞一点菜，欣周总理吃好一点，他都提意见。1974年，周总理住院治疗后，我几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见他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消瘦了，我心里很难过，使劲忍着眼泪。我们离开的时候，周总理还亲自送外宾出来，我见他走路已很困难了，想去扶他，总理不让扶，要自己走。周总理很不愿意我们把他当病人看待。

        周总理对革命老人何香凝，一向非常爱护与尊敬。周总理很少在别人的画上题诗词，可是我母亲为抗美援朝胜利画了一幅画，他欣然命笔题词：

        周总理工作那样忙，还多次登门看望我母亲，并拍照留念。1972年8月，我母亲病危，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已在昏迷中的母亲看见他，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突然清醒过来，并向周总理要求，她的遗体要运到南京去和我父亲合葬。周总理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后来周总理还向我和经普椿同志做工作，说：“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她。”母亲去世后，中央安排了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和邓大姐护送母亲灵枢到南京去与父亲合墓。同行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同志。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难以形容的巨大悲痛落到我们全家人的心上。我们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都为失去了我们的好总理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人整日泣不成声，广播中的声声哀乐，都象重锤一样敲在我们的心上，到了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夜深了，也无法入眠。当时只通知我一个人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但是，我的爱人经普椿同志和孩子们，以及工作人员，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情，也都设法先后到了医院，向亲人周总理作最后的致敬与告别。我们站在周总理的遗体前，无法抑制的巨大悲痛，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脏也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孩子们还花了一整夭时间，把我们家所有的周总理的照片，精心张贴在像册上，每幅照片，都激起我们的无限哀思。我们还把周总理的一些照片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天天瞻仰。

        周总理逝世两年来，全国人民日日夜夜思念、回忆我们的好总理。无论走到那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人们怀着深情谈总理，赞总理；都可以看到人们在谈论总理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都可以感到人们的心里燃烧着革命的激情。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遗愿而奋斗。我想，这是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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