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周恩来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广州，他任中共粤区军事委员会书记，我在中山大学任党总支书记和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恩来同志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我被派去为这次扩大会议作筹备，以后又留在天津工作。

        1928年10月，我正在上海“预备留苏学生支部学习班”准备去莫斯科学习。陈潭秋同志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从天津回上海汇报工作。他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去天津工作。我没有立即回答。当时，李立三同志已经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潭秋向李立三提出，北方党经过几次大破坏，干部很缺，希望中央增派干部并提到了我。立三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潭秋带我去见李立三（他住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大中酒店），立三对我说：“你不要去莫斯科学习了，和陈潭秋一起去天津工作吧！明天就走。”我当时对他那种命令式的口吻有点反感，但还是同意了。立三对我们说：“北方党现在比较乱，需要整顿，中央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了，决定由周恩来去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现在，‘六大’已经结束，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不久就可到达上海，你们可先去筹备，为会议做好准备工作。”

        10月10日左右，我和潭秋从上海乘船出发，同行的有潭秋的爱人徐全直和幼儿，还有詹大权的爱人田杏梅。在船上，潭秋同我谈论了很多问题，诸如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等等，而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北方党的情况。据他说，北方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领导人彭述之等犯了错误又不能正确对待，互相之间闹意气，以至领导机构被解散，多数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另外，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相当普遍。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恐慌，有些党组织就要求平分党的经费，闹经济问题也很突出。总之，北方党从思想到组织，都比较混乱。为此，党中央已经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专门去处理顺直的问题了。

        船抵天津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向他转达了李立三说的关于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的意见。这时，北方局已经撤销，以“潭少连”（即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人名字各取中间一字的合称）名义代行北方局的职责，所辖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热河、察哈尔等。因为北方局已经撤销，组织部和宣传部亦不存在，机关里只有一个秘书处，下设办公室和油印科等办事机构。领导分工是：韩连会为书记，刘少奇管组织，陈潭秋管宣传，詹大权负责秘书处。我分配在秘书处工作，同郭宗鉴同志住在一起。

        会议的筹备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根据潭秋的意见，我们从了解情况入手，先阅读材料，然后再到基层去作实地调查。这期间，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特委的，县委的，也有中心县委的，都是给北方局的报告。其中有些报告写得很好，如保南、保北、直南、京东等党组织的报告，写得很有水平，给我印象较深。从那些报告来看，大革命时期北方党的工作确实是很有成绩的，虽然有些地方党组织后来多次遭受破坏，但各地保存下来的党组织仍然比较好，如河北省的保定南特委、保定北特委，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和山东的淄博、济南特委，以及遵化县委、丰润县委等。另外，陕西、西安、山西、热河、察哈尔等地，也有党的组织，烟台地区的军队里也已有了党的工作。

        我们看了一段时间的材料之后，分四路到基层去调查：潭秋去平汉线保南、保北地区；少奇去京东唐山、玉田、丰润等县；韩连会去津浦线沧州、大名府等地；我去平绥线北平、张家口等地。半个月以后，大家陆续回到天津，进行会议的具体准备。我们一面着手会议文件的起草，一面进行代表人选等组织准备。起草的文件有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农民运动、职工运动、青年工作、济难会问题等方面的决议案草稿。这项工作由潭秋负责，我协助。关于政治决议案问题，我们只搞了一个提纲，因为要等恩来同志来了以后才能正式起草。有关组织准备工作，由少奇同志负责，詹大权协助。

        1928年12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说周恩来已经乘船来天津，并告诉了化装情况，要我们派一位和恩来认识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因为我认识恩来同志，潭秋派我去接。当天下午3点多钟，我去码头等候。约4点半钟，一艘从塘沽开来的船，缓缓地靠近了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周恩来。他也很快认出了我。一见面，他亲切地说：“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不久，比你先到两个月”。我看时候不早了，提议到附近饭馆先吃饭。饭后，我陪他先到长春旅社（现滨江道 117号）稍事休息。当时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机关，已经有不少准备出席扩大会议的代表住在这里了。休息后，我送恩来同志到日租界一家高级宾馆住下。这是一幢三层楼房，恩来同志住二层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第二天上午，潭秋、少奇、韩连会、张昆弟、郭宗鉴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和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当即决定，大会的政治报告由恩来同志自己起草。在研究代表名单时，少奇和潭秋都提了一些人，恩来同志意见，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代表名额不宜太多。经反复研究，由50多人压缩为40余人。

        为了统一思想，把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些，我们针对顺直党存在的问题，编印了一个党内刊物，意即北方党的出路。第一期于1928年11月16日出刊。刘少奇同志写的发刊词。这是一个战斗性比较强的小册子，是油印的。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也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一封信，题目是“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在这一期上，周恩来同志还署名伍豪，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恩来同志刚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谈话之后，为了解答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付印之前赶写出来的。在上，少奇同志化名赵启也写过《职运须知》等文章，潭秋也有文章，我也写过一篇。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到1929年8月才停刊。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刊物，没有找着。“文革”期间，天津大学的学生向我调查时，我从他们手里看到了第二期，说是从保定地区倒塌房屋的墙壁中发现的。他们让我鉴定真伪，我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是技术科武径（竟）天刻写的。

        1928年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大会会场是由郭宗鉴和詹大权负责安排的。地点在法租界内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内。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个澡堂，不远处还有个小教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北方党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外，来自地方党的代表有：直南的都清玉、张兆丰（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位师长），保属阎廷弼，京东的李运昌，还有唐山的三老：老鞠怀、王德政和李静。王德政是从苏联回来的华工，是唐山的代表；李静是唐家庄煤矿的代表；老鞠怀去过法国，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员。老鞠怀和李静后来都叛变了。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他详细地传达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讲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并说，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报告比较长，恩来同志较多地分析了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观念。指出，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意义，都是妨碍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任务的。他对顺直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全面地贯彻“六大”精神，执行“六大”路线，就必须肃清过去“左”的或右的倾向，因为它是与“六大”的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在周恩来同志报告之后，刘少奇同志和陈潭秋同志都分别作了报告。少奇同志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方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糟得不象样子了，但潭秋认为北方党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同南方相比，白色恐怖的摧残和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问题是上层领导不团结，纠纷不断，需要整顿。他对北方党的看法比较全面。我记得恩来同志是支持潭秋的看法的。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青年运动决议案》以及《顺直省委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恩来同志审阅过的。最后，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军事委员会，张兆丰为书记；顺直职工运动委员会，张昆弟为书记；顺直农民运动委员会，郝清玉为书记；顺直妇女运动委员会，秦兰英（张昆弟的爱人）为书记。

        1929年1月10日或11日晚上7点多钟，恩来同志在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我也列席了。会上研究了分工：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我协助；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为省委秘书长。张慕陶当时正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关于他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爱吹牛，假积极，作风不正派，经恩来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

        原计划要恢复天津市委的，后来根据恩来同志传达中央关于省委要集中注意产业中心区域工作的指示，决定暂不恢复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区委，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据此，天津建立5个区委，即下边区（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河北区（以恒源纱厂为主）、河西区（以西楼五村为主），另两个区的名字我记不准了，大概一个叫租界区（以市区租界为主），一个叫河东区（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

        1月底，恩来同志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务回上海去了。是郭宗鉴同志送的。他回上海后，仍然关心着顺直党的工作。记得在他离开天津时，我曾对他提起，我们没有印刷设备，刊物只能用手刻的困难，他答应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久，原任党的出版部经理的毛泽民同志来了，他就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率领人员带着机器由上海来天津的，也是我去接的。和毛泽民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爱人钱希钧（细君）和孩子，以及专门搞印刷的毛主席的侄儿毛远跃等。他们来后，我领他们同省委技术科的负责人纪廷样接上了关系，在英租界小白楼一带租到一所房子，办起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厂对外称“华新印刷公司”，也承接一些印广告之类的外活，实际上是省委的地下印刷厂。省委后来出的刊物《北方红旗》和在天津翻印的《布尔什维克》等，就都是他们印的。这个地下印刷厂，在印刷省委的机关刊物和秘密文件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曾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我就是响应这一号召，经省委批准，到下边区任区委书记并到工厂做职工运动的。

        我一生中多次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他亲切的教诲和关怀。1952年他让我去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宣传党的历史和革命先烈的事迹，却不让挂他自己的照片。他就是这样一位对人民作出极大贡献而又十分谦虚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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