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敬爱的周总理诞生90周年。他离开我们，转瞬已12年。

        周总理为国计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继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2年之后，总理以病弱之躯，为国为民，日理万机，竭尽辛劳。他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如何处理风云变幻的政治大事方面，也同样反映在处理国内同志、外国朋友和他本人的医疗问题上。

        1957年以来，我有幸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在将近20年的实践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诲，终生难忘。

        总理对同志的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他不但在中央领导同志、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亲自过问，就是对普通工人患者也十分关切。卞志强同志和我曾多次被派往一些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志，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向他汇报。例如，“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对治疗方案仔细过问、过目，做过多次指示。即使是一位平日并不知名的伤病员，他在报上看到有关此人受伤或患病的报道，也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找我们询问情况，给予指示。例如：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报端披露后，总理立刻派我们去了解治疗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

        总理对我说，我们两人来抓这个点。我感到总理在高抬我，助我在业务上提高认识。当王世芬的休克关、感染关都已度过时，总理告诫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严重问题已经过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轻心。总理指出要注意不同时期主要的矛盾转化问题。诸如，怎样控制来访的众多记者，考虑卧床日久并发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营养不良，结疤后妨碍出汗等等具体问题，都想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总理的预见十分正确。总理观察力敏锐，考虑问题周密，掌握的科学知识渊博，不仅是表现在医学方面。

        总理对人特别关心，他对所接触的同志，对战友，对战友的遗孤，无不关心。他每逢去医院探望患病同志时，总要询问还有哪些同志也在那里住院治疗，并去看望。

        记得有一次他在某医院发现电梯开动时噪音很大，就立即要求赶快维修电梯，而且自己下楼时就不再乘电梯，以免影响病人休息。当他听到病房附近有犬吠声，知道是实验用犬，就指示把犬合迁到离病房远一些的地方。

        总理对待病人是如此的细心体贴。他若听说或从报刊上看到对某些病症有了新药、新的治疗方法时，总是主动向我们询问这种药物这种治疗方法，对某某同志是否适用。总理从不满足于“不适用”这种笼统的答复，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不适用”。对于某些复杂的疑难病症，如有国外专家来华访问时，他就让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多方了解有无新的治疗方法。他经常对我们说：医生最需要辩证法，医生也最容易懂得辩证法，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医生应该把实际情况告诉病人，发挥两个积极性，医生和病人一起同疾病作斗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危时，总理去探望，发现没有给她输液。

        总理立即查问为什么不输液。医护人员说：病人不肯接受输液。总理听后很不满意，严肃批评医务人员：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这是你们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向斯特朗说明输液的必要性，一直看着病人输上液才放心离去。总理不论走到哪个医院，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卫生没搞好、不够安静、暖气不热、伙食需要改善等等。

        总理对医护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又严格要求。总理对工作的认真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工作如此繁重，还经常放弃休息，抽出一两个小时听我们汇报有关同志的医疗情况。时间往往安排到深夜11点、12点。他目光炯炯，边听边想。我切身的感受是即使对于纯业务问题，我们要比一个实习医师向教授汇报时，还更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我们除了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线照片之外，总还得带上看片灯箱、图谱，甚至模型、显微镜和显微镜片等有关材料。因为总理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不把所作结论的根据阐述清楚，治疗方案是不会被批准的。

        总理对我们医疗汇报的指示，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他往往在每一份汇报上，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重新标点一遍，若有用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假如我们在报告上仅写某日体温多少度，总理就会用红笔在数字之后，加上括号，注明前一天的体温是多少度。他的细致与记忆力使我们既惊讶又钦佩。以后我们也就懂得一定要加注前一天的体温数字，以便对比是上升还是下降。

        当我们解释医疗问题时，总理常把我们过去所做的解释拿来比较，并提出疑问：你们说某种抗菌素好，现在为何不用？关于新药，总理提出的问题更为细致。他有时手持药品的仿单，问我们那种药有什么副作用，你们有什么实践经验？在自己身上试过没有？等等。

        根据我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是要被问住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可敷衍搪塞。在目光敏锐的总理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搪塞过去。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国外了解那里医疗上的问题，限定24小时内返回国内汇报。由于时间紧迫，我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考虑在自己到达之后，同在那里的医疗组同志商量，由有关同志分别准备资料，我自己看什么，了解什么。回来向总理汇报时，进行得很顺利。当说到病人患肺炎问题时，我说：有炎症，病变严重，可是X线片拍得不好。总理却意外地问我是用什么样的X线机照的。我说是放在床旁 X线机照的。总理又问：是哪国机器？什么牌子？你看到机器没有？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确实不知道，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未看到机器，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当时总理并没有责备我，后来才明白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他考虑派我们的技术员前去协助，所以要了解是什么样的机器，产品厂家，以便选派熟悉这种类型机器的技术员前去。

        60年代以来，总理多次派遣我们出国，为外国元首进行诊治，要求我们随时汇报情况。他在我们出发之前所做的指示，有原则，又有具体要求。他告诉我们所要去的国家有什么特点，历史上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让我们掌握方针、政策，应注意什么问题等。当我们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向总理汇报时，他的指示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令人折服。

        总理分析问题，无论有关医疗上的，还是政治性的，对我都是深刻的教育。他从全面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践，层层剥笋，使我们茅塞顿开，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去。他的言教身教，使我终生受益。他的科学态度与忘我精神，也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本身的医疗问题上。

        我从60年代起，就参加了对总理的医疗保健工作。总理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是相信科学，信任医生，倡导中西医结合治疗；二是妥善安排治疗时间，不能影响他的工作；三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据我所知，1955年4月，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之前，他抓紧时间做了切除阑尾手术，未等完全康复就飞往印尼。有一次入院进行诊治，是刚从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宴会出来；还有一次是刚接见过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记得1964年总理需要住院动小手术，有一条件很好的医院已经为他做好准备工作，他不去，改住北京医院，而且坚决不住三楼高干病房，要住二楼。还有一次，总理正在输血，毛主席要接见外宾，通知总理出席，他也不说自己正在输血，让我们立刻拔掉管子，急忙穿好衣服就去了。这就是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的一贯作风。

        总理患癌症是1972年检查出来的，发现得比较早。确诊之后，毛主席批示，成立中央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成员中包括邓颖超大姐。对总理的病症，如何检查，如何治疗，做不做手术，为什么要做，手术如何进行等等一系列问题，每一次医疗组都反复讨论，取得总理同意后再写详细的报告。诊治方案要在毛主席批准后，总理才同意进行。总理多次强调，我配合你们的医疗工作；你们也要配合我，不影响我的工作。总理的态度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他要看图谱，手术如何进行，层次和过程都得讲清楚。他还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了解什么是正常细胞，什么是癌变细胞。

        为总理诊治癌症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因为病情的发展复杂，几种癌症先后并发。每次会诊都集中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大家开诚布公地充分讨论。目的只有一个，要把敬爱的总理的病治好。虽然当时是在十年动乱之中，但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用在总理身上。在治疗的过程中，每个步骤，每个细节决不能出一点差错。事实上，医疗组的成员兢兢业业，都做到了。

        总理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爱戴，威望之高，也反映在他病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信堆积如山。总理的病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纷纷献方、献药。从前我不知道外国也有这样多偏方。对国内外来信中推荐的各种药物和偏方，都由指定的研究机构和医院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取舍。

        1974年正是“四人帮”猖狂争权之际，总理拖着重病的身子到外地去见毛主席。他明知这样奔波辛劳对健康不利，会使病情恶化，但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以国事为重，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这真是一个无私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献身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爱国者的语言和情操。

        1975年入秋之前，我们虽然知道总理的病况愈来愈重，但总盼望千方百计还有延长他寿命的可能。不料从那年秋夭开始，总理全身免疫力严重下降，日益消瘦，病情急转直下。总理本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从秋天以后，才不再接见外宾，不参预国务活动。但他躺在床上，仍时刻关心国内外的政治风云，坚强地配合治疗，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我们知道总理的身体随时可能出问题，更加小心谨慎，医疗组的同志不分昼夜地轮番守护。但震撼人心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一颗巨星陨落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教导，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邓颖超大姐在追悼会开过之后，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台湾厅对我们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她对亲属们说：她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在这悲痛的时刻，她要告诉大家，医疗组该做的都做到了。他们尽心尽力，我感谢他们，伯伯也感谢他们，他们对伯伯是很有感情的。你们什么也不要怀疑，不要有什么错误的想法。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也不明白邓大姐这番肺腑之言的深远意义，更没想到十年之后还会有人捕风捉影，对医疗组进行诬蔑，需要中央领导同志、邓大姐再一次讲话来澄清事实。群众对总理的热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限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没能把总理的病治好，我们自己也痛心已极。但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总理。

        在总理诞生9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总理1956年1月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我正是经过这三条道路，努力反思，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得到一些提高，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

        20年来，总理对我的谆谆教诲，刻骨铭心。

        我深感自己在党的教育下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成绩很小，只能说在人生的长途上跋涉了70年。

        仰望总理的伟大形象，缅怀总理的一言一行，鞭策自己在四化建设中贡献余生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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