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谈话之后，陶铸特地给傅作义送去了一套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的书。中共中央华北局又给他送去了《干部必读》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傅作义在读了一些之后，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他要周北峰去向叶剑英谈一下，他想亲自去西柏坡拜见毛泽东。这一请求很快向西柏坡的党中央做了报告。

        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欢迎傅作义和邓宝珊去西柏坡。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还邀请了当时在北平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位著名人士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毛泽东还嘱咐，只带一位随从即可，并要对谈话的地点保守机密。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带上随员阎又文（原华北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兼新闻发言人，也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上海和平代表团一道乘飞机到了石家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候在机场上，他们热情地迎了上去，对客人说：“我们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主席前来欢迎傅将军、邓将军！”

        经过了蜿蜒的山间土路，吉普车在一个小山村的中共中央西柏坡招待所停下，在这里迎候客人的是周恩来。他和傅作义、邓宝珊都是见过面的老朋友。

        当天下午，毛泽东来到了招待所。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先是一个立正，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入座之后，傅作义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可是，毛泽东对他说：“不，你有功。你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现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人民永远感谢你！”毛泽东又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那固有的谈话习惯，虽然是纵论今古，却又不离主题，让傅作义心里愈来愈热，把原来的一些愤愤之气都抛到九天以外了。

        当谈到原来傅作义部下有很多军官已经当了俘虏，在释放后经过教育，还可以为人民做很多工作时，毛泽东问傅作义：“傅将军，你是有功的，也有德有才，将来应当到政府里工作，不知你愿干什么？”

        傅作义没回答。后来当邓宝珊说到傅作义过去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办水利，屯垦兴农，很有成绩时，周恩来说：“只是管理河套，不够傅先生办的。”

        毛泽东就说：“只管黄河河套，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把才干都发挥出来。另外，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管的。”这番话，为不久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埋下了伏笔。

        傅作义这次的西柏坡之行非常成功。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话说：“毛主席一席话，使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后来，傅作义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协助北平联合办事处做了很多工作，在解放绥远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时，专门请傅作义参加。

        3月末，毛泽东在北平再一次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和他们谈如何治国治军，和他们谈人生，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在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具体帮助和感召之下，傅作义的内心深处不断产生着一种冲动和变化，他要想把它表达出来。这时，国共两党正在北平举行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舆论所关注的和平谈判。国民党谈判代表团中的大部分人士对和平谈判是认真的，可是南京政府的掌权者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缺乏和平的诚意。在这关系到全国能否真正得到和平的重要时刻，傅作义决心以他的实际行动来对全国的和平进程尽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在1949年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和平通电：

        中共中央毛主席，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北平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的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解放的开端。

        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从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

        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的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里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里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这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败；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为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

        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疑、徘徊，违背人民的意愿。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诚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当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开始建设。

        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

        这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在发表通电的当天，傅作义特意宴请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向他们散发了当天刊载于报纸上的和平通电。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说：“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通电所言，不无道理。”邵力子更是伸着大拇指对傅说“全是肺腑之言”。

        这份被聂荣臻认为表示着“傅作义完全站到人民方面来了”的通电发出之后，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日后在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和平解放都起过很大作用，就是在国际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这份通电曾经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给到会所有代表，受到很多代表的赞扬。

        对这份通电，毛泽东读了两遍，十分高兴。就在通电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傅作义写了一封复信：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在这以后，傅作义又一手促成了绥远的起义，并担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时，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政务院（按：即国务院的前身）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因病辞去水利部部长职务。1974年4月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当傅作义病逝前两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赶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还特地俯身在他的耳边深情地说：“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

        关于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上的功劳，毛泽东还有一句很形象的话，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两人有一次同游天坛时说的。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宜生，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和傅作义一道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邓宝珊将军，也与傅作义一道促成了绥远起义。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在这里也附带介绍一下在平津战役中的另外几位重要人物后来的情况。

        陈长捷被俘后，作为国民党战犯，进行了长期的改造，他是著名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学员。由于他在改造的过程中表现优秀，成为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特赦后，他在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做专员。1968年4月7日去世。

        杜建时被俘后，原来关押在保定学习改造，1956年也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3年获得特赦，以后长期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1978年以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

        根据我党我军对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关于只要支持和平就予以放行的承诺，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等9人及少数随员被傅作义派飞机送去了南京。李文投身他的老上级胡宗南门下，出任了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解放战争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战役成都战役中，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之下，胡宗南集团的其他几个兵团司令都走上了起义道路时，他率领五兵团做了最后的挣扎，在邛崃、大邑、蒲江地区被全歼，1949年12月27日，李文被迫在阵上向我军投诚。石觉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在上海大败之后率残部逃去舟山，以后再逃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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