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北宁线上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北满的长春却是一派死气沉沉。

        当我东北野战军在1948年3月间结束了冬季攻势之后，东北大地上的大城市就只有三座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这就是沈阳、长春和锦州。

        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眼中，沈阳是东北“剿总”所在地，是卫立煌用30万大军据守的中心，卫立煌自认为还可以守得住。锦州最接近关内，与华北基本上可以相互支援，南面还有出海口，有范汉杰率领15万大军防守，问题不大。最不放心的就是长春。道理很简单，当四平失守之后，长春已经被卡死在哈尔滨和四平之间，南北铁路都已不通，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大多在北满，如果林彪对长春发动进攻，长春必然是凶多吉少。

        就算林彪不发动进攻，长春在四面包围之下，过的也是“四面楚歌”的日子。对外联系全靠飞机，对于偌大一个长春，且不说几十万市民，就是供给10万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无济于事（长春机场在5月就被我军攻占，长春对外联系基本上被切断，物资来源全靠空投）。所以，长春成为卫立煌的一个包袱。卫立煌曾经私下对人说过：“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即陈诚）走了这步死棋。”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主张干脆放弃长春，把长春的军队调出来，加强锦州的防备。可是蒋介石不同意。蒋介石认为长春是东北的大城市，如果放弃，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太坏。何况如果守住长春，可以吸引林彪的兵力，减轻沈阳和锦州的压力。说放弃容易，如果想要再收复就难了。所以蒋介石决定仍然要死守长春。既然决定要守，又派谁去守呢？

        这时的长春驻有两个军，一个是滇军系统的六十军，军长是曾泽生。一个是将新一军一分为二之后新编成的新七军，军长是李鸿。城中还有一个官员，是吉林省籍的梁华盛。在卫立煌眼中，这三人都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必须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在当时东北所有大员中，只能派郑洞国。

        郑洞国乃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蒋门嫡系，在多年的征战中立过不少战功，在当时也算是一员有名的将领，1946年3月被老同学杜聿明拉着来了东北，当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在杜聿明有病时代理司令长官。1947年陈诚到东北后，他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1948年卫立煌来东北后，他又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所以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中，他算是一个“三朝元老”，再加上“天子门生”的身份，卫立煌认为他是可以坐镇一方的。国民党的东北“剿总”一共设了8个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孙渡、马占山、万福麟、梁华盛、陈铁、张作相。这8人中，只有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4人是黄埔出身。4人中，陈铁是卫立煌的老部下，在抗日战争中和卫立煌在山西与日寇作战时，同八路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被蒋介石打入另册，撤去了一切职务。由于陈铁是贵州遵义人，与何应钦是同乡，所以抗战胜利后，被何应钦拉出来到滇军的第一集团军做副总司令。一来因为他是贵州人，滇军容易接受；二来何应钦想用他在必要时替代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当蒋介石决定把滇军调到东北打内战时，他也就跟着到了东北。恰逢卫立煌又到了东北，念着他们之间的老关系，也就让他做了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以他这种身份，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去独当一面的（陈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贵州起义）。还有一个梁华盛，是杜聿明带来的，为人恃强凌弱，与各方都搞不好关系。

        他在任吉林省主席时，和驻吉林的滇军六十军关系搞得很坏，军长曾泽生与他势同水火，梁华盛自己又没有部队，是个光杆副司令，在长春已经无法立足，只好跑到沈阳去混日子。另外4人中，孙渡是滇军，此时驻防热河。还有3人，都是蒋介石为了在东北人民面前装门面而任命的老东北军的知名人士，其实是无兵无权无事可干的挂名人物。所以，在8个副总司令中，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郑洞国和范汉杰两人。范汉杰去了锦州，到长春去当然就只有郑洞国最合适。

        郑洞国也看清楚了上述情况，所以虽然有很多朋友都劝他别去长春，但他明白，真要他去长春他是不能不去的。这样，在他向蒋介石请辞无效，向卫立煌请假又走不了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可奈何”在1948年3月接受东北“剿总”副司令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的任命，到了长春。

        郑洞国到长春之后，抓了16个字：“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两个月之后，长春的大房身机场失守，长春遂被人称为“陆上孤岛”，16字方针就只剩下了12个字。如果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两个字：困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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