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岁末，是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在几大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大喜时节。东北取得了大胜利，中原取得了大胜利，华北也正在取得大胜利。就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以极为自信的口气说：

        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在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章中，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无疑地把一切反动派彻底消灭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国民党长期控制的人群中可能出现分裂，一部分国民党人也有可能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向革命阵营。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久即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这种分析也受到全党高级干部的支持和拥护，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上述的分析被历史所证实，最主要的实践就发生在这时的华北战场上。

        平津战役正式打响是在1948年11月29日，可是，还在此之前10天，毛泽东以聂荣臻的名义给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湘（按：彭泽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后自行脱党，这时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曾动员傅作义反蒋，并于11月18日和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符定一一道，到石家庄与我党华北局商谈过关于傅作义起义并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答某先生。”这里所说的不便指名的“某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指的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由此可知，当毛泽东从各方面情况分析之后，发现傅作义尚有一线“有志于和平事业”之希望时，就打算要抓住这种机会，尽力争取傅作义能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如果再看得更早一些的话，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到了西柏坡之后，中央的“五大书记”就已经议论过这样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后，其首都设在哪里？一致的意见是：北平。

        可以说，从这时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关注，就有了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城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希望。

        作为华北军区的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对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考虑，聂荣臻都是知道的。所以，当平津决战打响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大问题：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聂荣臻不仅和林彪、罗荣桓认真交换了意见，介绍了北平的有关情况，而且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完全是有根据的，聂荣臻和华北局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聂荣臻，对于上述问题所考虑的焦点，都在傅作义，因为他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事最高指挥官，也是行政上的最高负责人。只要傅作义有可能走和平之路，北平就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放。而从傅作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傅作义本身是山西军队系统的职业军人，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意识，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有过几次交往与合作，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从各方面看，他都与蒋介石集团的其他高级将领有所不同。就他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这一重要问题来说，他都与当时的其他几名国民党的“剿总”总司令如刘峙、杜聿明等人不同。他之出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更不是他自己去争来的，完全是在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被蒋介石硬拉上战车的。就在他不得不当上这个总司令之后，他仍与蒋介石矛盾重重，而且在尽力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尽力按自己的方针办事。例如：他公然拒绝了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提名、由蒋介石下令，由国民党党棍张彝鼎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以后又再次拒绝了国防部政工局关于任命三青团骨干赵仲容为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他找来他的老同学和山西军队的老同事楚溪春任河北省主席；特别是他用了最大努力（包括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请求辞职）让蒋介石撤换了原来安插在他身边的几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如原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军统特务头目陈继承，原任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头目马汉三，原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的中统特务头目温崇信等，表现出了傅作义强烈与蒋介石的离心倾向。他在努力去掉陈继承这一军统特务头子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街头乞讨的老百姓，我是不干的！”

        傅作义当了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之后，他出于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出于当时对时局的矛盾认识，他当然要指挥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但是一败再败，他自己的晋绥军主力一个军一个军地连续被歼。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连续大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倒行逆施、金融崩溃、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傅作义这位一贯比较正直清廉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影响，使他对今后的出路有新的考虑。

        正是从上述的分析出发，毛泽东和华北的聂荣臻，以及我党北平地下党组织，都在战场上进行着炮声隆隆拼杀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积极而细致地开展着一场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艰苦努力。这一条战线与军事战线一样，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并不简单，并不轻松，仍然充满着曲折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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