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如何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就在我军日夜向东北前进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14日由外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除规定了苏联将在东北地区的大连港、旅顺港、中长铁路等问题上保持若干特权之外，苏联将在日本投降之后三个月从东北撤军，将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亦即国民党政府。这个条约，国民党政府立即就向全国公布了。正是鉴于这个条约，我党中央才在向全党的指示中提出了上述的一些具体办法。因为我党中央已经估计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然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做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助”。但是由于中苏条约也明白规定了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在三个月中，国民党政府绝不可能全部控制东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三个月中控制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热河和察哈尔不在东三省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央指出：

        “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

        虽然我党对当时中苏之间在东北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若干估计，提出了若干办法，但双方的矛盾总是要出现的，肯定是要进行谈判的。

        我党中央对于苏联方面对我党在东北活动所表示的最早态度，是从山东方面获得的。8月下旬，山东军区的胶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从海上前往辽东半岛，在庄河登陆后，前往大连同当地苏军作了接触，大连的苏军负责人说：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他们不干预，在城市里的非武装活动他们也不干预。山东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在9月11日给山东军区发出指示，要他们马上抽调12个团，由萧华指挥，经海上进入东北，用东北义勇军等名义活动，在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可是，在沈阳所发生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9月5日，我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经过与苏军谈判之后，进入了沈阳市区。这是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以后14年来第一次见到从内地来的中国军队，故而受到了东北人民“喜迎王师”的极为热情的欢迎。我先遣纵队趁机组织了临时人民政府，由焦若愚任市长；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又放手扩大部队，不到10天，就从进沈阳时的不到一千人发展为两万人。他们又利用苏军让他们看守日军军火仓库的机会，搬出了3万多支枪来武装部队。在这种基础上，我军以沈阳人民政府和沈阳卫戍区的名义着手恢复秩序，镇压汉奸，还向外去接收其他地区。这一下，苏联方面不同意了，说大城市只能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我军立即退出沈阳。我军当然不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驻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受了周保中的建议，决定派人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

        1945年9月15日，一架事先未做任何通知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飞机场。从上面走下来的是当时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还有一位翻译。中共中央接待了这位客人，由朱德总司令和苏军代表进行了谈话。贝鲁罗索夫只是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四点声明，其中心就是要我军退出苏军占领地区，待苏军退出东北之后，中国军人如何进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15日下午到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详细汇报。根据曾克林的汇报，和贝鲁罗索夫所转达的声明，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做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立即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组成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

        （二）从华北和华中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用原来的番号和身份，不让苏军发现，完全以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活动。

        会议还决定，给马林诺夫斯基回一封信，表示我党将从苏军占领区如沈阳、长春、大连、平泉等地将军队撤出，但在热河、辽宁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应当允许保留。

        以上决定立即用电报告知了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为了抓紧时间，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陈云、伍修权等6人，在9月17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做出决定的第二天，就搭乘苏军代表返回沈阳的飞机直飞东北，开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有件事情值得一提。由于东北局的领导干部到东北之后要和苏军的领导干部进行很多接触和谈判，而苏军的军官都是有军衔的，对军官都是以军衔相称。我军从来未实行过军衔制，所有的军队领导干部都没有军衔，这在同苏军的交往中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人深知苏联某些领导人瞧不起中国干部的作风，于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临时给去东北的几位领导干部授了军衔：彭真、陈云、叶季壮（按：我党长期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领导干部，到东北之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1949年后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部长）三人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授予少将军衔。他们几位在刚到东北与苏军方面谈判时就是以中将与少将的身份出现的。虽然他们的军衔在与苏军的初期谈判之后就不再用，但这却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

        由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时出了故障，彭真等一行是在第二天到达沈阳的。这一天，正好是“九一八”事件14周年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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