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内也不平静。特别是那位天津城内最高军政长官陈长捷。

        陈长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与傅作义相差两期的同学。正因为他与傅作义有这层同学关系，所以他从军校出来之后，就接受了傅作义的邀请到山西加入了晋军，从排长一直升到师长。中原大战晋军失败后被整编，他在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中任旅长。抗日战争中任六十一军军长，在傅作义指挥下打过不少恶仗，在团城口之战中，他的一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排；忻口之战中与日军死拼半月，消灭了敌人的3个联队。1938年5月，他升任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与傅作义并列的晋绥军中地位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但是由于他不是山西人，对于阎锡山重用山西“五台帮”及若干军政措施有所不满，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加深，1940年终于被阎解除职务，他便利用已经离开阎锡山而投向蒋介石的傅作义的关系，也投入到蒋介石部下，到绥远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守备军总司令。这以后，还担任过兰州补给区司令、军官第二十总队总队长。

        当傅作义在1947年底同意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按傅作义的考虑，当然是由自己负责北平，在谁来负责天津的问题上他很费了一番苦心。后来选了陈长捷，是因为陈长捷虽然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但却不是晋绥人而是福建人，便于和中央军系统的南方将领搞好关系。陈长捷的资历又比当时华北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兵团司令都要老，10年前就是集团军总司令。所以，傅作义就向蒋介石要求将陈长捷这位老华北从兰州调到了天津，并由蒋介石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塘沽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

        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攻守天津的双方主将一个是中共方面的刘亚楼，一个是国民党的陈长捷，竟都是福建人。

        陈长捷到天津之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逐步排挤了军统在天津的势力，成立由他一手组建的天津警备旅来维持社会治安，又花了很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由于天津地势平坦，无任何地形可以利用，所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已经修了不少城防工事。陈长捷之前，驻防天津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保定绥署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又接着修，当时曾经筹集了250亿元的巨款用来修筑碉堡，并开始挖掘护城河。陈长捷上任后，在上官云相的基础上，不仅修成了护城河，而且在护城河外又拉了几道铁丝网，布置了纵深几十米的鹿砦和布雷区，总共埋有数万枚地雷。护城河沿线阵地之外2000米之内的房屋和树木全部拆除或烧掉，形成无人区。护城河内侧则用挖河时挖出来的泥土筑成一道底宽7米、顶宽1米多、高3米多的梯形内墙，墙上拉有5米多高的电网，墙内修有一条宽5米的公路，可以用汽车运送各种弹药和物资。特别是沿内墙又修筑了环形的碉堡，每隔30米就有一个，其中大型碉堡有380多个，每个碉堡中还有电灯和电话。在这一个碉堡圈之内还有三道碉堡工事，总共有各种碉堡1000多个，都是以钢筋混凝土建成，不像其他地方以土木为主的碉堡，被称之为“天津的盔甲”。从整个天津城来看，就以护城河和碉堡为主，加上铁丝网、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成为经过全面规划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正因为如此，陈长捷才敢于对各种传媒自夸说：“大天津堡垒化！大天津固若金汤！”

        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只有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其他部队，总共只有13万人。陈长捷敢于如此自夸，就在于天津的城防工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不嫌兵单，还恃阵固”。不过，不管陈长捷是不是吹牛，如果就事论事而言，天津的城防工事的确是我军攻打敌人的城市以来所遇到的最坚固的城防工事，过去所攻打过的济南、洛阳、开封、锦州、沈阳等地都不能和天津相比。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东野的攻城大军对于攻打天津进行了认真的战术准备。其中，主要是演练用爆破、炮轰的手段炸毁敌人的工事，用芦苇桥、跳板、船桥等办法渡过各种河沟和战壕，用爆破、耙雷杆排除敌人的地雷。正如六纵十七师指战员所编的顺口溜：“攻坚虎，虎生风。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来日大闹天津城。”

        陈长捷对于天津的城防是颇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最有信心的一个，因为他认为天津的地形不便于展开进攻，再加上有几层工事，进攻者不经过长时间的构筑攻城工事步步逼近，并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很难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强攻急袭的办法攻破的。对这一点，他还和其他军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18日，蒋介石按他凡是在军情紧急时就要给第一线的军队指挥官写亲笔信的一贯做法，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平津前线的指挥官，意思当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华北垂危”之时，在“关系党国之存亡”的决战中精诚团结，“效忠党国”之类。他派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乘飞机前往北平，飞机不敢降落，就飞到了天津。李及兰将陈长捷和驻守天津的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集中起来，让他们来看蒋介石的亲笔信，当场为是否要坚守天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军长都认为天津难守，主张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只有陈长捷认为天津有十分坚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争论到最后，陈长捷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若擅自将天津部队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杀。”

        陈长捷是不是没有军事常识，也不知道我东野大军已经做好了攻打天津的准备，如果真打起来，他陈长捷的13万人马不可能是我军几十万人马（我军用来攻打天津的部队是34万）的对手？陈长捷是不是不知道北平的傅作义可能会走和平之路，而他一定就要与傅作义唱反调？这都不是。陈长捷是这样考虑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应当是“平津一体”，傅作义把他放在天津，他就要尽力守住天津；如果傅作义先走和平之路，而且又不出什么问题，到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北平还未曾安全地和平解决，傅作义还没有给他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他在天津坚守一个月是完全可能的。坚守一个月的根据，就是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

        陈长捷当时在天津多次表示要为党国效忠，要拼死抵抗，其本意就是如此。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陈长捷表现出了很为慷慨激昂的姿态。例如，陈长捷对部队发出了这样的通令：全体守城部队必须据城坚守。如果我在守城中战死，由副司令林伟俦继我指挥；各级主官如果战死，由预先指定的人指挥。坚决守住天津，与阵地共存亡。与此同时，陈长捷还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也不多见的战场纪律：士兵退却者，班长可将士兵就地枪决；班长退却者，排长可将班长就地枪决；排长退却者，连长可将排长就地枪决；连长退却者，营长可将连长就地枪决；营长退却者，团长可将营长就地枪决；团长退却者，师长可将团长就地枪决。

        尽管陈长捷决心要为国民党殉葬的口号喊得如此响亮，但是我党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还是作了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努力。在天津城中，也有若干有识之士希望和平，也在为走和平之路积极奔走。

        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就是在城中为和平奔走的一个代表。杨亦周是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经理，多年以来，和我党华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秀峰、黄松龄、阮慕韩、何松亭等有交往，他参加天津参议会议长竞选时也曾经征求过我党的意见。从1947年开始，我党地下组织指定由地下党员刘绎文（公开身份是天津社会局救济院院长）与杨联系，所以他的很多社会活动都是听取了我天津地下党意见的。这一时期，天津广大市民无不深深地盼望着天津能够不受战火之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在1948年岁末，解放军已将天津包围，城内外已是炮声隆隆（我军为了扫清城外的据点已经和守城部队进行了不少战斗。陈长捷在得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之后，他命令城中的炮兵不断向杨柳青一带进行炮击），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大市民难以向交战双方的负责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杨亦周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专门邀请了十几位市参议员一起研究，决定代表民意进行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努力。他们决定，推选出丁作韶、杨青云、康相九、胡景薰四名参议员代表天津市民出城向解放军求和；同时公推杨亦周代表市参议会向陈长捷进言，希望陈能走和平之路，如果陈长捷同意，就请陈马上采取行动，与解放军议和。

        但是，陈长捷十分狡猾，他自己不愿言和，也不公开反对民间言和，他对杨亦周等人的答复是：“求和是民间的事情，军方不予过问。”

        天津市参议会的四名代表根据我方在无线电广播中向天津市民所宣布的出城与解放军联系的方法，于1月5日手持白旗从天津北边的王串城出城，顺利到了我军的前线阵地，立即受到了我军的热情接待，在我方联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在一个村庄里见到了我军前线指挥员刘亚楼。

        刘亚楼在仔细听取了四位代表的陈述后，对他们的和平愿望予以鼓励。

        然后，他向四位代表正式表达了五点意见：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的生命安全；（四）本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对天津停止炮击6天（从1月6日至11日），限期内（12日）要明确答复，过期即行炮击。

        四位参议员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带回城内，立即向杨亦周作了汇报，杨亦周又立即前往陈长捷处做了转达。狡猾的陈长捷在沉思一阵之后，仍然用上次回答杨亦周的办法，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并不反对和平，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的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陈长捷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在天津的部队中，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都是属于中央军系统的部队，陈长捷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如果要算他的嫡系，可以算得上的就只有一个警卫营是他从西北带来的。他到天津之后成立了一个天津警备旅，又名为天津地方武装保安旅，是由原来的保安团队改编的，也都是天津的地方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杨亦周和四位参议员只好去征求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他还兼任天津的防守副司令）的意见。林伟俦以默不作声的态度，拒绝了和平之路。

        为了天津的和平，杨亦周等人再次去陈长捷处，进行了苦口婆心地劝说，陈长捷仍然坚持必须让部队撤到塘沽，否则无和谈可言。1月9日，当四位参议员再一次出城，将陈长捷的这一立场向刘亚楼做了汇报，陈长捷的这一顽固不化立场，遭到了刘亚楼拒绝。刘亚楼再一次对几位代表做工作，他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

        在中共中央总的原则立场指导下，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的陈长捷等人已经做了耐心等待。为了最后一次对天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教育，争取他们走和平之路，1949年11月11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写了一封信，而且派出通信联络人员通过双方的接触线，进入到了国民党军队防区，亲手将信送到了陈长捷、林伟俦和刘云瀚手中。

        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全文如下：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我军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这封由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信件，在天津的国民党当局中被视作解放军对他们的最后通牒，故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津国民党当局的五名最高负责人不得不聚到一起，商量对策。除了三个收信人之外，还有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在这几个头目之中，杜建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杜建时是河北武清杨村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蒋介石开办陆军大学，杜建时入学考试与毕业选拔考试都是第一名，被蒋介石选送美国深造，在堪萨斯陆军大学毕业之后，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到加州大学攻读了国际关系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1939年学成回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博士将军”，先后担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国防大学教务处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高级参军，很得蒋介石的器重。当时蒋介石与各国的高级谈判他都是重要的随员，连1945年参加联合国成立的中国代表团，他也是成员之一，宋美龄还把自己的秘书介绍给他做了夫人。蒋介石把他派到天津来，先任北宁路护路司令官，后任天津市市长，是蒋介石放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心腹人物，他实际上是蒋介石安在华北地区的一个耳目，华北地区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傅作义集团（在杜建时眼中，陈长捷也属于傅作义的人）的情况，都经常由他直报蒋介石。可以这样认为，陈长捷所以不敢如傅作义那样逐渐走上和平之路，除了他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军队之外，杜建时这个蒋介石的耳目的严密监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天津的五巨头坐到了一起，都看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亲笔签名信。怎么办？都不敢首先表态。在这五巨头之中，在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提防着其他人。陈长捷是名义上的最高司令官，但他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又被另外几人看成是傅作义的人，他怕杜建时和两个军长找他的茬。杜建时虽然是蒋介石的心腹，但他自己不掌兵权，他又一直弄不清楚陈长捷到底卖的什么药，弄不清楚这时陈长捷和傅作义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由于傅作义本人对和平问题极为小心，一直未下最后的决断，不可能有很直接的态度，所以并未就和谈问题与陈长捷有过任何联系），所以也无法表态。林伟俦和刘云瀚这两个军长对于自己的实力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林彪的对手，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上司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也很难在和战问题上作出大的行动。特别是他们心中很清楚，杜建时是蒋介石的心腹，而陈长捷又是傅作义的人，这两人的意见不统一，他们作为下级是很难办的，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表态。至于秋宗鼎，是一个空头副司令，更不愿先谈自己的意见。这样，五人都没有在和与战这一大问题上做出最后的选择，都未能走上和平之路。当杜建时再次向陈长捷询问天津到底能守多久这一问题时，陈长捷仍然说可以坚持一个月。于是，杜建时就要陈长捷给林彪和罗荣桓回信，实际上是要陈长捷给蒋介石表态。于是，由陈长捷口授，秋宗鼎笔录，一封陈长捷式的回信写成了：“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这样，陈长捷等人丧失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天津的最后机会。全国解放以后，陈长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军，将战火引入市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对人民负有严重无比的罪过。”他的这段话，可谓句句实言，一点夸张也没有。

        若干年后，有人曾经这样分析过1949年初的天津问题，认为当时的天津如果不是由于上述情况而产生的“龙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军政大权，一人就可以作出决断的话，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这种分析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按“如果”来重演一次的。

        若干年后，陈长捷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当时所以出现那种明知打不过还要坚决打的局面，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特务对国民党军队的暗中监控。他说：

        1月11日，接到解放军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即约杜建时到部会商。开始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不语。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战事虽然怀虑，但默不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又都慑于特务的监视，有所欲言，却又吞吞吐吐，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愿意谈判，无非为的缓攻、观望而已。

        蒋介石在各军和各军事机关都置有从他的侍从室直接派出的所谓“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与军机，时时向蒋直接通电报。对天津就派来视察官程子践，程当时对作战中每夜汇报情况，指导军机，他都要参加。而他的背后，又有所谓“报务员”执着密码本在监察他。蒋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是多方面的钳制，这一种特务恐怖，慑服了部队长官，迷惘不省。

        不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原因，总之，天津守军在最后关头拒绝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敌不愿意放下武器，拒绝和平，毛泽东当然就要下决心先打天津。前面已经分析过，这时打天津，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放天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砸得粉碎，将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让傅作义迅速彻底地丢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也让北平中央军系统的军队不敢乱动，不得不跟着傅作义一道接受和平改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打天津给傅作义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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