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交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干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交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精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春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春、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些“老兵”，其实是湘军各营的溃勇，或者被裁汰资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照曾国藩以威继光遗规订立的招募条件，是决不能合格的，李鸿章也服膺这些道理，所以一听钱鼎铭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师，”当笑话谈完了这件事，李鸿章正色说道：“薛中丞散漫花钱，一定会把湖南的风气搞坏，未曾入营，先多方需索，以后我们去募勇就难了。只怕九叔回湘招军，也受他的影响。”“九叔”是指曾国荃，其实国荃的年纪比李鸿章还轻，不过照世交规矩，不能不这样尊称。

        “那倒还不至于。”曾国藩徐徐说道，“其实淳朴农夫，何地无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乡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鸿章异常机警，听出曾国藩无意中透露，有让他带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机会，但不出则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样，担当方面，才能舒展怀抱，所以这时出以沉着，淡淡答道：“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援沪一节，总要老师先定下主张，才好措手。”

        “饷源是要紧的。”曾国藩徐徐答道：“胡润芝当年在武昌，月筹４０万，供馈长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这话啰！”李鸿章赶紧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关税厘金，可用来作军饷的，总有六七十万。比胡润帅当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一出一入，所关更巨。”

        曾国藩点点头：“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写信找沅甫来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鸿章心想，曾国荃一心想收复金陵的大功，不见得肯到上海。但这话自己不便说，说了倒像自己想讨这个差使似地。老师的意向不明，躁进怕为他看不起，不如不说。

        不说却又不可，缓不济急的话，应该可以说的。于是他这样答道：“老师，苏绅望安庆，如大旱之盼云霓。而且长毛‘二李’，裹胁几十万人在浙西，一旦猛扑上海，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若是定了宗旨，请九叔带队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写信给九叔吧！”

        “沅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于他的自愿，才能坚忍不拔。强使行之，并非善策。”曾国藩想了一下又说：“世事千头万绪，还得要从长计议。眼前先不谈可行的，要先谈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请教，现在有一大支兵将在这里，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么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过去？要打，当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条间道？这些疑问，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无从谈起了。”

        一句话将李鸿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的心思极快，心里在想：“既然钱鼎铭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去？”这样自问着，突生灵感，脱口便喊了声：“老师！”

        喊了这一声，却又不响了，只怔怔地看着老师，眼中流露出喜悦而迷惘的光芒，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从容问道：“少荃，你有什么好主意？”

        “门生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说，照他们在上海的办法，也是募洋将洋兵，替我们来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将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鸿章放低了声音说：“门生打算雇几条洋商的大火轮，载运兵勇，鼓掉东驶，一路冲过去。老师看行不行？”

        曾国藩闭目不语，眼中浮起一幅景象——这幅景象出现在这年初夏，胡林翼应邀到东流商议进兵方略，曾国藩邀他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形势。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马遥望，意气甚豪，指着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说他们已为釜底游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话未完，颜色大变，口吐鲜血。

        这是因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来自两条西洋的轮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忧。胡林翼本来就有肺疾，从此病势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临终前几个月，有人跟他谈起洋务，他总是闭目摇手，神态忧郁地说：“不谈，不谈。这不是我们所能谈得出结果来的。”

        曾国藩在这方面，跟胡林翼约略同感。这时李鸿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轮”，自然而然地忆及往事，既忧国势，又悼良友，所以闭目不语，神色不怡。

        李鸿章不免诧异，“老师，”他问，“忧虑的是什么？”

        “当年——”他将当年荩臣忧国的因由，说了给李鸿章。

        “胡润帅原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过洋务连谈都不愿谈，也未免过分。”李鸿章停了一下说，“照门生看，师夷以制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还谈不到。”曾国藩将话题拉了回来：“安庆被围的那时候，城内的长毛，就靠洋商的轮船接济，官军拿他们没有办法。轮船外包铁甲，其行如风，用洋枪打是不中用的，不过，拿大炮轰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炮台，英法军舰不敢贸然内犯，看起来，轮船不能不怕大炮。这一层，你要仔细思量。”

        “门生想过了。运兵的消息，当然要严防外泄。雇船的时候，不必先跟洋商说破，到时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节。”

        曾国藩沉吟久之，方始开口：“这样做法，迹近挟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会泄消息。照我看，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总须先求稳当。第一先要仔细探查，此去有哪几处会受长毛的炮轰，可有闪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说得明明白白。水脚贵一点倒不要紧，必得听我们指挥，要走要停，白天走，还是夜里走，不能随人摆布。”

        “老师顾虑得是，我就照老师的话，跟钱调甫他们去说。”

        “不忙，不忙！”曾国藩摇其头，“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尚无眉目。少荃，我这里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虽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担当此任，尚未可知。再说，进围金陵，亦不可缓。你能不能自己练一支兵？”

        练兵先要招兵，这不是三两个月可了的事，李鸿章有些为难，回乡招募，练成一支可以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劲旅，固是极好之事，就怕远水救不得近火，等练成了，上海已经失守，变成无用武之地，岂非白耗心血。

        曾国藩见他沉吟不语，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说，“兵总是要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才会得力。鲍春霆会打仗，不会练兵，他的队伍，纪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来，百姓就要遭殃。这是鲍春霆吃亏的地方，你当引以为鉴。至于军队练好了，不愁没有用处，你不必三心两意，只从根本上去着力，决不会错。”

        李鸿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师的训诲。”

        从曾国藩那里退了出来，李鸿章先不跟钱鼎铭见面，得要找一个人去好好商量，这个人就是安庆克复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诚的长毛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纪虽轻，在地方上的声名甚盛，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行事有游侠之风，喜用奇计，更善结纳。陈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计招致，程学启不肯投伪。因为得不到，便愈觉得珍贵可爱，最后陈玉成出了下策，将程学启的父母掳了去当人质，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国的官职，领兵扼守安庆城外，与城内的太平军互为支援。

        但是，程学启内心是不满太平军的，尤其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得落了水，更觉于心不甘。不过他为人极深沉，表面丝毫不露痕迹，在安庆的太平军以及陈玉成亦都对他深信不疑。谁知就在攻防战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拉着队伍反正了。

        反正以后，并未获得重用，曾国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国藩则出以持重，不敢过分信任，所以仅拨了一千兵给他，担任不关紧要之处的外围警戒。但李鸿章因为同乡的关系，跟程学启颇为接近，每次相见，一谈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气纵横，有担当、有决断，是绝好将材。这时受了曾国藩的鼓励，预备回家乡招募人马，自然第一个就想到这位同乡。

        “方忠兄，”李鸿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话说，“现在有个好机会，贼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学启亦愿一抒抱负，于是倾心筹划、谈了整整一夜、拟出来一个计划，除了他跟程学启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练，士气如虹。运兵到上海的办法，亦由钱鼎铭托人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接头，可以包运。不过，这也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筹划，李鸿章那里，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苏士绅、还得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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