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蜂腐--被中学开除和欧洲战争的结束

        青春期是最初的毛的出现期。在罗萨湾一个夏日的清晨，向我显示了这种现象。我刚刚裸露着全身，与另外一些孩子洗了个澡，在太阳下晒干自己时，我怀着可以同纳尔西斯相比的得意心情注视着我的身体，我看到一些细毛，虽然稀稀落落但却很长，它们不同程度地覆盖着我的阴茎并爬上了我的肚脐。

        我使劲地从这些毛里拔出一根，惊叹地打量着它的长度。它怎么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长出来的？我不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所有秘密吗？逆光拿着它看，我觉得它是金褐色的，一条彩虹在它上面流动。我玩弄着它，把它做成一个圆环，随后用唾沫弄湿它，让体内拖出一层透明的薄膜。这样，我的毛碰巧就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单片眼镜，透过它我能凝望发出虹彩的海滩和罩着一层纱幕的天空。我不时用阴茎的一根未受损伤的毛弄破这层唾沫的薄膜，并没意识到这么做时我已经模拟了童贞全部的谜。

        我青春期的标志，就是有意识地强化从我童年就开始显露的天才的所有天赋、怪病和神话。我丝毫不想改正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也不想把自己变为其他人。此外，我还具有以无论什么手段夸耀我的存在方式并使人接受它的意志。在用日益增长的激烈态度显示我的个性时，我的个性很快就升华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不再继续满足于一种原始的自恋。"孩子王"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我反对一切。从童年起，我已经做得完全"不同于别人"，但这种情况是我想不到的。而从青春期开始，我有意这么做。要我回答"白"，别人只需说"黑"就够了，要我吐唾沫，别人只需尊敬地鞠躬就够了。我连续不断地需要感到自己不同于别人，这使我气得大哭起来。我不停地重复着："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独一无二的厂在理想地题着这几个字的旗帜的影子下，受到我那些精神的堡垒和苦闷的大墙的保护，我确信我的孤独直到暮年也不会动摇。

        我避开那些少女，从塔楼磨坊那罪恶的场面发生后，我觉得对于我面对暴风雨显得如此脆弱的灵魂来说，她们是最大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通过选择一位在邻近城市街头擦肩而过的、当然不会再见到的少女，来设法永远地陷入恋爱，不过以这样的方式，我注定决不会碰到向往的对象。

        这些愈加不现实和未能满足的爱情，使我轻松摆脱对一个又一个少女形象的感情。而这种情况就处在我灵魂最恶劣的风暴之中。我从中获得了对连续性和女性再生的确信，仿佛我仅仅爱上了完全受我全能的意志支配的同一个有着成千面孔的生命。

        正如在特拉依代尔先生教室上课时，我能照我的欲望在卡塔卢尼亚天空的云彩上看到"我所想的一切"，我同样也成为我的感情生活的完美魔术师，因而形成了我最初的同一律。爱情服从于想象，一切都转向了加露棋卡。

        我更大声地讲出了我的超级个人主义表现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从我着手准备中学会考时起，这些倾向就采取了一种追求时髦的形式，它是绝对的、故弄玄虚的、矛盾的。机遇负责使我最微小的行动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从而为我本人的神话做出了贡献。

        在基督教的学校接受修士会的教育后，我进入了主母修全会的学校，这儿能提供中等的教育。这时，我声称我在数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惊人发现，它们能使我获得金钱。我用一些十生丁的硬币买了一些五生丁的硬币。大家无法理解这种必然会导致破产的游戏。我花掉了钱，我装出在一个秘密存折中存了钱，我把它珍藏在口袋里。这么干了之后，我满意地挂着手。

        "再来一次，我已经赚了。"

        于是，我从临时的柜台处站起来，装出一种我并不想流露出来的，但却不由流露出的快活神情，它仿佛在说："傻瓜们，我刚才骗了你们。"我的同学们喊着；"他真是个疯子。"我高兴地体会着这句话。

        再次想让同学们吃惊，在傍晚离校之际，我发明了那些"袭击"。受害者一般是些比我弱小的孩子。首次"袭击"是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发动的，他正促呵呵地吃着面包和巧克力，吃一口面包，再吃一口巧克力，一口接着一口，这种规律性从一开始看到时，就惹我生气。另外，他很难看，巧克力的质量也很差，我看不起他。装出埋头阅读克鲁泡特金亲王的一本书＠，我悄悄走近这个孩子。我的牺牲者看见我走过去，但是毫无防备，继续咬着他的点心。我赶快准确地移到我想站的地方，看着他用那种令我发火的可憎方式吞咽。紧接着，我突然使劲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的面包和巧克力飞到了半空中。我极为吃惊，好半天才明白刚刚发生他身上的事情，而我早就飞跑到老远的地方了。这个孩子并没追赶我，他弯下腰捡起他的点心，继续吃起来。

        我的这一去没受到惩罚，这种情况刺激了我的野心。我再也不能放弃这些袭击。仇恨和轻视不再起任何作用，吸引我的只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它跟实现我的行动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曲折联系在一起。

        这些袭击中的另一次的受害者，是位我几乎不了解的学小提琴的学生，而由于他的艺术爱好，我更倾向于钦佩他。他个子高高的，又瘦又苍白。他有病的样子，使我猜想他没什么自卫能力，我不会有遭到强烈反抗的危险。我跟踪了他约有一刻多钟，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因为他始终跟另外几个学生在一起。终于，有一会儿，他离开了同伴，蹲下来系鞋带。他的位置再好不过了，我像闪电般迅速跑去，突然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在这之后，我双脚并在一起跳到他的小提琴盒上，把它踏成碎片。几下子，我就跑远了，可我的受害者，虽然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满腔愤怒地在我后面穷追不舍。这个男孩腿比我长，一秒一秒地，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终于我感到完全不可能进掉了，我停下来，疲惫地跪倒在他膝下，恳求他原谅我。我甚至打算向他建议赔他二十五个比塞塔，只要他不碰我。但或许是真的，他的愤怒太强烈了，他根本不准备原谅我。于是我用双臂遮住头保护自己，可这并不足以避开猛力的一脚和好几个耳光，这顿拳打脚踢使我瘫倒在地上。他的气愤并没因此而减轻，他从我头上扯下一绺头发。我发出了一声疯狂的惨叫．浑身颤抖得十分厉害，这个男孩停下手来，轮到他惊恐了。

        一群同学在我们周围困成个圆圈，经过这儿的一名文学教师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的受伤的头脑中立即就冒出了一个惊人的谎言。

        "我刚才压碎了他的小提琴，终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绘画优于音乐片

        一阵深深的沉默迎接着我的回答，接下来就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低语和大笑。这位教师愤怒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搞的？"

        "用我的鞋子。"

        这次，在我们周围掀起了一片吵嚷声。这位教师用一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差不多就像是位慈父，以责备的声调补充道：

        "这什么都不能，而且也毫无意义。"

        我一板一眼地说："我很明白，对大部分同学，甚至对大部分老师来说，这没有意义，与此相反，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鞋子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四周，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沉默，每个人都期待着对我蛮横无礼的言语的斥责，可是这位教师突然沉思起来，让大家惊奇而又失望，他只是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使人们明白他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至少是暂时到此为止了。

        从这天起，围绕着我的个性开始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光环，接下来的那些事很快就成为了神话。同学中的任何一位，决不敢用我刚刚证实过的那种放肆的口气回答一位教师。大家一致说这种放肆的口气使我的对话者喘不过气来。这种勇气有效地突出了我的家徽，我疯疯癫癫的交易活动和其他怪诞的行为曾有点儿影响了它。我成为人们辩论的一个主题。他疯了还是没疯？他仅仅是半疯吗？他会成为个杰出而又不正常的人吗？最后这种见解，得到了我的绘画老师、书法老师和心理学老师的赞同。相反，数学老师则确信我的智力处在远远低于常人水平的位置上。

        一般而言，那满足于不正常或与众不同的一切表现都自然而然地属于我。我越"唯一"和"独特"，我就越变得显而易见。我终于十足地炫耀着我的孤独，就像戴满咄咄逼人的珠宝的女主人那样为它感到自豪，我对我自己的特有敬意就是这样的珠宝。

        博物学课用的骨架上的颅骨不见的那天，人们非常怀疑我，竟然砸碎我的课桌来查看我是否把它藏在里面。人们太不了解我了！骨架过去使我害怕，现在还使我害怕，我绝对不愿去碰它。它消失后的第二天，人们找到了罪人，一位教师把这颅骨带回家去研究了。

        一天早上，在惯常的咽喉炎发作使我好几天没到校之后，我正重新向学校走去，我看到一圈学生激动地破口大骂。他们围绕着一面西班牙国旗，焚烧它，抗议昨天报纸刊登的一些威胁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政治消息。当我走近他们时，大家的狂奔乱跑令我吃了一惊。以为我的到来是他们奔逃的原因，我独自一人呆在现场观看冒烟的国旗残片。在远处，那些奔逃的人怀着恐怖和欣赏的心情注视着我，对此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根本没看到一队士兵的出现，他们意外地经过这里，马上开始寻找这场反爱国主义行动的罪犯。我多次声明我在场纯属偶然。可没有什么用。我受到控告，被带到法庭上，鉴于我年少，宣告释放我。然而这一事件，在经过一次次嚼舌的放大后，再次为增加我的光荣做出了贡献。每个人都在讲述士兵来时我不但没逃跑，反而显示出革命者的坚忍精神和令人钦佩的镇定态度的风范。

        我让头发像少女的头发那样长起来，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我喜欢摆出拉斐尔自画像的姿势和忧郁的目光。我焦急地盼望最初的细软胡须出现，我可以刮掉它，但我仍留着某些特别喜欢的细毛，让它长下去。我应该用我的头创造一件杰作，我应该装扮出合适的表情。我经常冒着被抓获的危险，进入母亲的房间，从她那儿偷一些香粉和一支眉笔，我用后者描黑自己的眉毛。在街上，我用力舔着双唇，使它们显得更红，我喜欢行人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碰到我时，低声说道：

        "这个男孩是公证人达利的儿子，就是他烧了一面国旗。"

        把我造成一位身不由己的英雄的那些看法，使我十分反感。首先是太多的同学接受了它们，其次是当地的这些爱国主义冲动让渴望着伟大的我感到可笑。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是一种纯属个人的、反多愁善感的无政府主义。我只把这种无政府现象设想为一个王国，我是它至高无上的捣乱者和绝对的君主。我创作了好几首颂歌，盛赞达利式无政府主义君主制的光荣。

        同学们全都知道我的歌，他们试着仿效，但没有成功。我对他们可能发挥的影响开始引诱着我，"行动"的念头一点一点地在我心中产生了。相反，我这个年纪男孩们通常有的那种孤独的乐趣却延迟了。我听到了充满言外之意的谈话的片断，尽管我做了种种努力，仍然难以理解它们。我从不敢大胆地问应当怎么做一这件事一，因为我非常害怕人们发觉我的无知。一天，我终于得出结论，"这件事"可以单独子，而要最快地决定，也可以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共同干。我看到我的两个朋友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走掉了，这眼神使我好几天都心绪不宁。他们走出去躲了起来，回来时，我觉得他们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面貌，他们显得更漂亮了。整整有好几天，我陷入了沉思，对我这个年龄来说，这些沉思的幼稚是不正常的。

        我不好不坏地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不过没有一门不及格，要是不及格的话，我就会因为不得不在夏天学习而糟蹋掉它。我的每个夏天都是神圣的，我总是发狂地期待着它们。

        我的假期从圣约翰日开始，此后我永远记得在地中海沿岸一个用石灰刷白的小村庄卡达凯斯度过的这一天。从童年起，我就怀着一种几乎是奇怪的忠诚之情崇拜这个地方。我了解它的各个角落和隐蔽之所。我记得它的小湾、它的涯角、它的峭壁的形状。我在这儿留下了我整个感情和爱情生活的印迹，独自体验到一天之中影子的变化过程，从它们在峭壁上痛苦的前进到月亮蜡黄色光线的出现。我在散步中留下了一些标记，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在最后的阳光恰好照到的地方放置一枚橄榄，它摆在一块软木上，接下来，我跑向近处的泉水去解渴，眼睛盯着我的橄榄，在预定的时刻，它闪耀着樱桃似的光彩，我喝的清凉的水也是构成这个奇怪仪式的因素之一。仪式之后，我把橄榄塞在我的一个鼻孔里。随后，奔跑着，我感到急促的呼吸冲撞着橄榄，最后把它赶了出来。我只好捡起它，洗净后放到嘴里，它在嘴里散发出一股哈喇油的味道。

        好了，这就是我最喜爱的风景！我很了解你，萨尔瓦多，我知道如果它不真正是世上最美丽的风景，你是不会这么爱卡达凯斯的风景的，而它现在的确是最美丽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正如人的面孔上只有一个鼻子，而没有百来个朝四面八方生长的鼻子；同样，地球上稀有的东西就是仅仅存在于地中海沿岸的风景，而不是其他什么，这风景是奇迹般的难以估量的环境的成果。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风景中最美丽的、最有灵性的、最卓越的地方，位于卡达凯斯一带。由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我赶快承认这件事），卡达凯斯恰好成为了萨尔瓦多·达利自最初的童年时期起就定期度过他夏天的审美历程的地方。卡达凯斯风景的美丽和卓越有赖于它的构造。每一处丘陵、每一块岩石就像是对奥纳多亲手描绘的。除了这构造外，什么都没有，就连蔬菜也很少见，只有一些橄榄树用它们银色的发环绕着那些丘陵的沉思的额头，若明若暗的羊肠小道在这些额头上划出了一条条皱纹。曾遍布在山坡上的葡萄树，受到根瘤蚜兵的侵袭，已经消失不见了。这种荒凉进一步强调着山坡的构造。往日的葡萄树的挡土墙，如同大地的测量线，勾划出一些不规则的梯段，通过这些梯段，山仿佛庄严地降入了大海。在那些怀旧的拉斐尔式或帕拉第典式的山峰中，这些微笑着的、沉默着的、被酒神般的感常弄得兴奋的梯段在水边重又繁盛起来。化身为并人格化为古代文化的所有已不在的血与酒的宁静而又芬芳的幽灵，它那两只巨大的赤足今天仍然歇息在这块悲哀的、凹凸不平的、贫瘠孤独的土地上。

        当人们最少想到它时，伴娃跳起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啊！永远是同样的情况。在我全神贯注的沉思中的那略感凉意的一瞬间，炸蛙跳了起来。那吓人的跳跃使我呆住了，它在我受到震动的生命中激起了一种心惊险战的经跳。这邪恶的昆虫！这萨尔瓦多·达利生活中的恶梦、受难和引起幻觉的疯狂。

        今天，这种恐惧仍没减轻。它甚至可能增加了。如果我站在深渊旁，如果一只大辞运跳到我脸上，那么我宁愿跳入承受着这个可怕东西的虚空中去。在我的一生中，这种恐惧始终是个谜。童年时，我极为喜欢炸蛙，姑姑和妹妹陪同我一起捕捉它们，这是为了随后打开它们的翅膀，它们的微妙色彩变化，使我想起了卡达凯斯黄昏的天空。

        一天早晨，我抓到了一条很积的小鱼，人们称这种鱼为"流诞鱼"。我用手紧紧抓住它，防止它滑掉，这时它小小的头伸了出来，我房过腹去想仔细看看它。可我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喊叫，把这流港鱼抛得老远。父亲发现我满面泪水，走过来劝慰我，试图了解我恐惧的原因。

        我说："我刚才看到了流诞负的头。它的头完全与冲度的头相同。"

        鱼和蟀烂的结合，标志着我对这种昆虫害怕的开始，炸蛙意外的出现，引起我发出一阵阵耸人听闻的神经质地喊叫，为此，我的父母禁止别的孩子向我扔蟀蛇，因为他们不停地这么干，从我的恐惧中得到乐趣。父亲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真是怪事了！他过去那么喜欢它们。"

        一天，我表妹故意在我脖子上压碎了一只蟀锰，我直接感到皮肤上有股与鱼相似的粘性。虽然被压碎了，这个昆虫仍在动弹，它带齿的爪子那么有劲地抓住我的脖子，与其说它松开了这些爪子，不如说它让它们扯掉了更确切。我有一阵子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中，在这之后，父母成功地从我身上把这可怕的东西弄下来，但整个下午我都在海水里冲洗着自己，以便除去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就在写下这几行的这个晚上，我背上仍然起着阵阵颤抖，我的嘴痛苦地裂着。

        我真正的受难在费格拉斯等着我，人们发现了我的恐惧。父母没能在那儿保护我，同学们怀着他们那个年龄所有的全部残酷尽情享受着我的恐惧。他们只想捕捉一些蟀啪使我奔逃，事实上，为着逃避它们，我像个疯子一样狂奔起来，可永远逃不掉。那半死的丑陋炸姓终于落在了我身上。还有一次，我翻开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蚱蜢，它被书页压坏了，可那些爪子仍在动来动去。我总担心看到炉姓跳到我身上来。这种恐惧太强烈了，结果有一天早晨上课时，我把书本抛到了门上。玻璃的破碎声打断了数学教师的讲课。我不得不离开教室，我担心父母会了解这种情况。

        在学校里，我对蜂烂的恐惧终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我到处看到它们，甚至在没有它们的地方也看到它们。我尖厉的喊叫让同学们感到快活。有人抛在我颈背上的一只单纯的橡皮球，就会让我跳起来，浑身抖个不停。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变得那么骚动不安，结果我想出了一个计策，它即使不能让我摆脱恐惧，至少也能让找摆脱其他孩子的残酷。我创造出一种反炸区的东西，这是一种单纯的白纸折成的鸡，我声称它会比蟀蛇更让我害怕。我恳求大家别让我见到它。当有人挥舞一只炸区时，我尽最大努力控制住恐怖，把喊叫声留给那些白色的纸折鸡。这种假装的恐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制作纸折鸡对他们来说要比捉炸蛙更容易。多亏这个计策，我差不多摆脱了那些昆虫。显然，我的装假本身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不应忘记装出恐慌的样子；不这样做，我就会被戳穿。随之在课堂上出现的那些混乱变得太惊人了，就连老师们都感到不安了。他们决定处罚那些给我看纸折鸡的学生，说加重我的神经质状态是有罪的行为。然而，大家并不赞同这个如此善意的体谅。一天下午，当修道院长视察我们班时，我在鸭舌帽中发现了一只白纸折鸡。我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喊叫。老师一腔愤怒，命令我交出那东西。我拒绝了。他催促着我："绝对不能不交出来。"我突然灵机一动，碰翻一个墨水瓶，纸折鸡被染成了深蓝色。于是小心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着它，我把流淌着墨水的它丢在老师的讲台上。

        我说："现在我可以听您的话了。它不再是白色的，我不会害怕他了。"

        这次达利式的新冒险使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种种回忆都是令人愉快的。西班牙的中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安乐和经济上的迅速繁荣。一个新富人的粗野圈子发展了起来。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大量轶闻，我并不是最后一个发明和贩卖它们的人。在各地举办了一些怪诞的盛会。夫人们学会跳阿根廷探戈和在吉他伴奏下咱德国歌曲。和平像炸弹一样爆裂开去。停战在整个亲法的卡塔卢尼亚地区是一种普遍欢乐的标志，这个地区只保持着对拿破仑征服的金黄色记忆。协约国的胜利是富于感染力的。大家都想利用它，人们在费格拉斯街道上组织了一次公众游行，周围乡村的人也来参加。一列队伍举着国旗和横幅彩带，络绎不绝地行进着。人们跳起萨尔达那舞。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团体"，它得选举一个委员舍来讨论有关参加胜利游行的事宜，它的主席来找我，请我致开幕词。

        他对我说："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学生。但你特别要做到热情洋溢、富于气势，要成为你自己。你有二十四个小时做准备。"

        我接受了，立即着手写演说词，它大约是这么开始的：＊刚刚实现的生命的大牺牲，唤醒了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觉悟……等等、等等。"我对着镜子研究情节剧式的动作。但是随着我演说的进展而扩散开来的胆怯之情暗暗地破坏了我的信心。我首次公开演说不能让熟悉有关我的传说的听众失望。要是我幼稚的胆怯在最后关头让我倒下了，那就太可耻了！我决不敢装病，更何况在我的勇气减少的同时，我的演说却因那些灿烂的修辞花朵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观念而膨胀了起来。孤零一人，虽然已熟记住我的结束语，但一切都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终于再也抓不住失去的思路了。不，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我死命地跺着脚，捂住面孔，因无法控制自己而感到屈辱。当夜，到田野散步也不能使我镇定下来；何况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发觉与一群事先就嘲笑过我的演说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了。

        第二天，我醒过来，致命的痛楚沉沉压在我心上，早餐时，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拿起演说稿，把它卷成一卷，用橡皮圈套住它。精心梳妆打扮好了，我走到"共和主义者中心"，这是我们开会的地点。我觉得这段路程是种苦刑。我提前一小时到了，因为我想利用这段暂时的休息使自己习惯大厅和听众，可这些听众俱腾腾地走进来，并没有让我一下子感到面对一群热烈的听众。刚一进fi，我就感到脸红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有人给我拿来一杯水。微微恢复了点镇静，我就恐惧地注意到一些大人物在场，甚至还有一些非常吓人的少女也来了。共和国的旗帜环绕着讲台，讲台上有三只椅子在等着我们。中间一只注定属于我。我右边是主席，我左边是秘书。当我们坐下来时，一些讽刺的笑声（它们像烙印一般烙在我皮肤上）迎接着我们。我把头埋在两手间，仿佛在审视演说词。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自信的态度打开了文稿。秘书站起来，开始就会议的主题进行长篇陈述，那些把我们当笑料的人不断用插科打诨打断他的陈述。我摆出好像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演说稿上的样子，可我没漏掉一点挖苦的言词。秘书草草地结束了他的报告，在简短介绍我在焚烧国旗事件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后，就请我发言了；大厅里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是一种感人的安静，我明白人们主要是为我而来的。第一次，我体味到这种成为"整体期待"的对象的快乐，此后这种快乐重复出现过许多次。我慢慢站起来，仍然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神经是如此紧张，我连演说开头的话都找不到了。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大厅里越来越安静，而我却没有开口。要爆发什么事情了？怎么搞的？血涌上我的头，我用一种轻蔑的姿势举起手臂，拚命高喊：

        "德国万岁！俄国万岁！"

        这么做过之后，我一脚把桌子踢到前几排听众席上。几秒钟，混乱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与我的期望相反，人们不再注意我了。大厅内的听众分成好几个阵营，相互打斗、辱骂和争论着。我恢复了镇静，不受注意地溜了出去，跑回家中。父亲问我：

        "你的演说怎么样？"

        "很好。"

        这确是真的。我的宣告刚刚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独创性的政治结果。马丁·维拉诺瓦，这位当地的鼓动家之一，用他的方式承担起解释我奇怪的态度的工作："再没有协约国，也没有战败者了。德国正在爆发革命。它与战胜者有同样的权利。由于更强的理由，俄国革命是这场战争最有希望的果实。"他又进一步解释踢在桌子上那一脚的目的，就在于要使理解我政治思想太慢的听众受到震动。

        第二天，打起一面德国国旗，我随着列队一起游行。马丁·维拉诺瓦挥舞着另一面旗，它上面题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缩写字母：U．R．S．So这当然是西班牙最初的这类东西。晚些时候，维拉诺瓦小组决定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费格拉斯的一条街。他带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布匹，要我用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下述题词："资格拉斯市向自由和弱小民族的捍卫者伍德罗。威尔逊致敬！一我们登上屋顶，把这个横幅布匹钩在四个平时张桂布制品的环上。我答应立刻动手干，以便在第二天及时准备好一切。第二天早晨，我醒了，被后悔折磨着，因为我还什么都没干。哪怕马上动手，油漆也干不了。我自认找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我在扯平的布上切割出字母来，那么这个题词就会映在蓝天上。当我想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发觉布料太厚，用剪子无法剪开它。接着，我用的那把厨房的大菜刀只能做到在它上面弄出个大洞。经过这些失败后，我发明了一种同样疯狂的新技术，这就是首先在布上大体烧出字母的形，然后再用剪子把字母弄光整。我准备了不少桶水，以防万一布着起火来。自然，我只能弄出一块不规整的烧痕，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灭了。经过两小时的折腾，结果似乎只是一场灾难。布上有了两个洞，小的一个是用菜刀切割出来的，另一个大的是烧出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再没时间干任何事了。泄了气，又累得要死，我只看到在四个挂钩间机紧的这块布形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吊床。我伸展开四肢躺在它上面，它的摆动那么让人感到惬意，我很快就想睡觉了。不过我记起父亲让我当心太阳。在不遮挡的情况下睡觉，容易脑充血。我脱掉衣服，放了一桶水在那个布洞的下面。趴在我临时的吊床上，我可以把头伸进那个烧出的洞，让自己凉快凉快。这个洞不幸地扩大了，要是我不能用脚钩在菜刀弄出来的另一个洞大，那我就有整个掉下去的危险了。只有把一条腿收回来，我才能再站起来。一切如我最初希望的那样进行着，当我正想用脚支撑身体向上时，我的体重把布扯裂了。我的头深深陷进桶里，结果它被卡住了，我处在一种不仅可笑而且致命的状况中，无法从桶里出来。我手脚乱动地挣扎着，可只能使吊床无效地来回摇晃。如果马丁·维拉诺瓦不来解脱我，那我就要在这种荒唐的状况中窒息而死了。不明白我与横幅标语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跑到家中来了解耽误的原因，才发现萨尔瓦多·达利就要淹死在费格拉斯的屋顶上的一只桶里了，在这同一屋顶上，孩子王几年前就了解到令人陶醉的眩晕感。

        从桶中被解救出来，我过了一阵子才恢复知觉，缓过气来。怀着不安的心情，马丁惊愕地问我：

        "你全身赤裸，头扎在桶里，到底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体民众已经等了半小时了，告诉我你干了什么！"

        我再次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巧妙回答：

        "我正在发明反潜艇。"

        当晚，马丁·维拉诺瓦负责在街道上的散步者中间宣传我的故事。"这个达利真伟大啊！当我们和政府官员及乐队等待之际，他却全裸着呆在屋顶上，把头扎在一桶水里，正在发明反潜艇，幸而我及时赶到了，否则他就会淹死了。这个达利可真伟大！他真伟大！"

        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威尔逊总统街跳着萨尔达那舞，我终于成功地涂抹成的横幅标语穿过街道在飘动。人们还可以在它上面看到两个阴森森的洞，可是只有我和维拉诺瓦才明白它们配合着萨尔瓦多·达利的颈和脚。生气勃勃的达利本人就在那儿。

        他还会经历另一些奇遇，不过请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按时发生的。在这次战斗后，他已经被中学开除了，不得不到学院继续学习，他感到内疚，逃避着少女们，爱着那永远存在的加露滇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他的毛长了出来。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反卡塔卢尼亚主义者。有人已经为亵渎爱国主义向他提出控告了。在一次会议中，大家全是协约国的支持者，而他却高喊"德国万岁！俄国万岁厂最后，他在发明反潜艇时差点儿死掉。他真伟大啊！看看这个萨尔瓦多·达利多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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