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全排骨划和他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找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找的口才。找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市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放意退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③进行对比，去海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找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好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找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仍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

        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

        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介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想到："今天我们要去听这个达利、这个讨人喜欢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的奇谈怪论，他具有让他的同类吼叫的天赋，听他谈话我们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携带着妻子女儿来了。我的漫谈持续着，下流话同某些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混在一起了。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下流活，它们终于使一位像圣哲罗姆那样消瘦、严肃和漂亮的无政府主义者站起来打断了我，他在重地提请我注意我们并非在窑子里，而且听众中还有一些妇女。我回答他一个无政府主义中心不再是一所教堂，而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场听我训这些话，他们的妻子同样也可以听我讲这些话。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人们静下来，可是我以自己特有的、而且还是亵渎神明的赤裸裸方式讲出了一连串新的下流话，使整个大厅中的听众像狮子一般吼叫起来。坐在讲台上，我难于分清这吼叫意味的是愤怒还是快乐。我认为最适当的心理时机到了，我朝呆在幕后的助手打了个手势，他们抬着面包出现了，引起的惊异之情超出我的所有希望。当把这个长面包固定在我头上时，喧闹增加了，并开始变成一场普遍的殴斗，受到这种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我开始背诵我写的一首关于"腐烂的驴子"的卓越诗歌。一位面孔红得像龙虾的白胡子无政府主义医生，被真正的精神病大发作折磨得发了狂。要有十来位男人费很大力气才能制止他。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在这场全体参与的最后事件之后，晚会就在一片大混乱中结束了。组织者们都显得很满意。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彩厂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

        "找，"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找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人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morros de，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找，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广

        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厂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为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

        "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广

        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铝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

        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喷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芙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干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美。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鹦鹉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按酒。总有不少客人，这儿人是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土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

        "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全部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入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根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地方。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缺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找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f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神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找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找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动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

        "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巴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例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按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

        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想这会让那些来采访的记者惊讶。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谈着这些没教养的不知趣的记者，他们嚼着口香糖，不停地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每个人部声称找到躲避他们的办法，可这不过是虚伪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非常渴望受到记者的采访。我恰恰相反，不停地重复着：

        "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难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广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找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

        "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广

        "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

        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

        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

        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传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掺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监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论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到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演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找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

        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城脚板件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留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

        睡觉前，我由～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谊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

        "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某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谊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谊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

        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条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于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c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一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乎乎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上们在研究点金五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

        我在米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会。这次庆典在美国很出名，它接着在外地不同的城市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庆典。主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的这场舞会，使一些美国人头脑中萌发出的疯狂奇想得到了宣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内几乎不会感到惊异了，可那晚在红公鸡举办的舞会L显示出的相野和疯狂也让我感到吃惊。～些社交界的妇女头上套着鸟笼，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裸露着出现了。另一些妇女装扮出吓人的毁容和伤疤，把一些保险别针插在皮肤上，厚颜无耻地剥去了她们的美。一位苍白瘦长的、颇为风趣的妇女，在她的缎子连衣裙中央佩戴着一个"活的"嘴巴。一些眼睛长在面颊上、后背上、腋窝下，就像可怕的肿瘤。～位男子，穿着带血迹的长睡衣，头．上平稳地顶着一个床头柜。他打开床头柜门时，一群蜂鸟飞了出来。在楼梯中央，以不稳定的均衡方式放置了一只装满水的浴缸，水随时都可能溢出来，令来宾们担心。晚会期间，有人把一头巨大的剥皮公牛拿进客厅，一些拐支撑着它被剖开的肚子，里面塞满了十来台留声机。加拉扮成"美丽的死尸"出现了。她头上放了个如实模仿婴儿的玩偶，一些蚂蚁吞食着它的肚子，一只闪着磷光的螫虾紧夹着它的脑子。

        第二天，我们天真地动身去欧洲，我说天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如梦的"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饲＼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味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

        "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讯问："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广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完美建筑"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文目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文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伦敦带给我一种拉斐尔前派精神的光彩，我无疑是唯一能辨别和品味这种情况的人。彼得·沃森最爱好建筑和家具。他买广了最让人想到罗赛蒂作品的每一件毕加索的作品，而毕加索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极为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理所当然地买了一些达利的作品。贝纳斯爵士像潜水员那样用幽默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毫无表情地出席波利尼亚克公主在她那由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装饰的大客厅里举办的高质量音乐会。在塞尔特第一位妻子米西姬·塞尔特的家里，烧煮着巴黎最有营养的闲话。在玛丽一露易莎·布斯凯特的家中，每星期四晚上，在一间宁静的灰色沙龙里，人们品尝着另一些闲话、文学的和社交界的闲话，我有时在这儿见到沃拉尔，甚至还有保尔·波瓦列特。在春天，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天气非常美妙，人们在花园中听到客厅里在演奏一首弦乐四重奏曲。客周"里，蜡烛照亮着那些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具有不吉利的食粪性的芳丹一拉图尔的无比的色粉笔画。各种小蛋糕、糖果、甜食陪伴着一切。在诺埃尔子爵夫人家里，情况则与此相反，这儿是文学和绘画的对位、黑格尔的传统、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尼斯塔夫·多雷、罗伯斯庇尔、萨特和达利。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但比在别处更在重。

        还有雷金纳德·费洛斯夫人家的舞会和晚宴。人们在这儿没看到她穿柯克多为她设计的连衣裙、没听到格特鲁德·斯坦因讲话，真感到双重的沮丧。

        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和亲王夫人具有最无可争辩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跟那西班牙风度、那"外貌们样强烈。在亲王夫人身上，这种态度是奥布里比尔兹利异国情调的优雅形象有点儿变质的残渣。她总穿着一种我不了解的会残暴压迫时装的过时服装。正如她的过时仿佛属于新闻一样。她是具有最确切的巴黎式优雅感的女人。

        波获伯爵和伯爵夫人保管着整个这一世界戏剧的钥匙。进入他们家中，就是进入剧院。看到挂在管风琴银光闪闪管子上的一幅毕加索灰色时期（原文如此--一译者）的作品，就足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艾蒂安·德·波蒙像戏剧的主角那样讲话，穿着极为昂贵的鹿皮鞋。每一舞蹈编排的策划、加基列夫的策划和其他俄国芭蕾舞的策划，都诞生在他那树上挂着一些假花的花园里。人们能不受损害他在他们家见到玛丽·罗兰册、德·拉·罗克上校、列奥尼德·马西纳、谢尔盖·里法尔（他疲惫死了，就像是尸体一样）、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西班牙大使和超现实主义者。巴黎的"上流社会"变成了各类人大混杂的场所，它预示着1940年的战败。受到大众欢迎的、失败主义的、粘糊糊的费尔南代尔②的牙床，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同身穿最精美的勒隆长裙的娜塔丽·帕莱公主高贵的、幽灵般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亨利·伯恩斯坦在这种卡萨诺瓦式的风流夜总会的昏暗光线下，面对着～盘意大利面条，以富于预言性的闲话，讲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和感伤的结局。贝贝·贝拉尔的胡子，继我特有的胡须之后，是巴黎最聪明的画家的胡子。他到处游荡，胡子上沾染着鸦片，身上有种混合了勒南味的罗马本期的颓废气息。在这个仍装点着对路易十五各种回忆的巴黎（以阿尔图罗·洛佩斯家族的一对阿兹台克人和巴西人的夫妇为代表），一切都为拉斯普廷作风、贝贝一花花公子派头、加拉一达利方式做好了准备。除了他那些稀有的卓越绘画之外，贝拉尔身上有三种我觉得是美妙动人的情况：他的肮脏、他的目光和他的聪明。鲍利斯·柯沙诺怀着愤怒和坚定的态度，刮掉了他的哥萨克式胡须。他"照亮了"俄国的芭蕾舞，他道过歉，迅速地吃着，在餐后点心端来前就匆匆走掉了，无疑他将到别的地方吃餐后点心。他满脸通红时，面孔就变成鲜红色，同他雪白的礼服衬衫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好像是一面法国国旗。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具有十分鲜明的耶稣会式的西班牙人的智慧。他让人在距利加特港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住宅。勒一马一容格无疑是欧洲最贫穷也最奢华的地方。我和加拉，我们去那里呆了几周。夏末，巴黎的整个团体都跑到那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日子，它们不过是对这无法模仿的辉煌战后岁月的一种怀旧式回忆。

        这种受到萨尔达那舞蹈音乐和布拉瓦海岸的各种海上景观摇晃的狂喜生活，不幸被发生在帕拉莫斯到费格拉斯的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打断了。阿历克斯·穆第瓦尼王子和茶桑男爵夫人因此而丧生。阿历克斯的妹妹鲁西，受到悲伤的折磨，四年后也去世了。要衡量我多么喜爱她，只需说她跟收藏在海牙博物馆中的那幅维米尔的少女肖像如同两颗珍珠一般相似就足够了。

        愿人们不要急于太肤浅地判断战后的这个绝望而又浪漫的欧洲的主角们。在重审那些动不动就自杀的诗人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之前，要先过掉一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在大灾难后活下来，而我们热爱的这个大陆将沉没在既无纪念也无光荣的当代历史的废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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