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年，即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在湖广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区。此时，距离太祖朱元璋创立大明帝国，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七年；距离崇祯皇帝亡国，还有一百一十九年。帝国已经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半多一些的历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父亲张文明，是个七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的秀才。

        嘉靖二十六年，时为公元1547年，岁在丁未，对于张居正是至为重要的年份。按照帝国制度，这一年为每隔三年一次的会试年。

        初春时节，全国的举人士子齐聚北京，参加这盛大的、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家抡才大典。三月庚午，春闱毕，张居正顺利过关成为进士，选庶吉士。按照中国人的算法，当时张居正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三岁。我们知道这种算法一般指的是虚岁。

        对于知道他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张居正少有才名。早在十年前，他还只有十三岁时，在老家湖广江陵一带，就已经很有些名气。甚至再早一些，他已经以神童之名著称于乡里了。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之所以特别提到十三岁，是因为在这一年，他就已经乡试中举了。然而，由于巡抚顾璘的缘故，最后却榜上无名。据说，这位相当于今天省委书记的巡抚读了十三岁学子的文章后，拍案惊奇，认为张居正是国家级的人才，连连赞赏曰：“国器也”。

        然而，称奇归称奇，顾璘却决定把他拿下来。因为，巡抚顾璘笃信少年得志乃人生之大不幸。玉不琢不成器，他想要磨炼磨炼这位少年“国器”。

        按照我们大明帝国的礼制，进了县学成为诸生后，便是秀才。秀才见县太爷时，已经可以不用下跪磕头。而乡试得中，就是通过了省一级考试的话，就成为举人。举人差不多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了。想想看，按照国家这样的礼仪制度规定，一个十三岁的、还多少有些奶声奶气的半大小子，照今天城里人计算周岁的话，可能是刚满十二岁的小家伙儿，老三老四地和县太爷们打躬作揖、握手如仪，乃至勾肩搭背地以兄弟相称，看起来也的确是有些不成话。就这样，已经考上了的张居正落榜了。

        这段故事相当传奇，与正史中的记载显有不同，也许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但十三岁时，张居正已经成为名震荆州地区的小秀才，却是有据可考的。

        顾璘是文坛老前辈，正德年间便已经是文坛七子之一，就是所谓的“前七子”。如今，若是把他放在唐诗、宋词、元曲面前，可能显不出什么山水气象，但在当年却是名气极大的文坛领袖级人物。因此，发生这样的文坛佳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按照正史的记载，张居正是在十六岁时，乡试得中，榜上有名。

        这回，顾璘解下自己腰间代表品级地位的犀带，赠给了少年举人，并且说：“今后，君是要戴玉带的，犀带可圈不住你。”帝国官服规制，犀带是从三品的巡抚佩带的，只有官拜二品方可腰围玉带。这已经是以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期许这位少年了。（《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可以想象，巡抚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此举动，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说，想必是个不小的勉励。其动人之处在于，这位一辈子在帝国官场上沉浮厮混的人，不但巨眼识文、识人，还会如此细微地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那表面冠冕堂皇，实则相当猥琐的帝国官场，抹上了一丝胸襟雅致的暖色。

        另外一个当代大文人、张居正家乡的太尊——行政长官、荆州知府李元阳，也曾经对张居正给予过高度赞赏。当时，这位行政长官组织了一次六百人参加的诸生考试，张居正被李元阳取为六百人之第一名。李元阳以他日之“太平宰相”期许、勉励这位少年才俊。

        如今，少年才俊意气风发来到京城。显然，在他面前，京城生活展现着无限的可能。原因很简单，如今，他已经是庶吉士。

        庶吉士一词来自四书五经中的《书经》“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一语。太史、尹伯都是官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官都不错。于是，洪武皇帝就依这句话，在帝国之初，设立了这个官名。

        庶吉士是由一个常设机构来培养、训练、选拔的。这个机构叫庶常馆，这个官署名称大约也是从上面那同一句话来的，为翰林院属下的机构。只有那些文章、书法俱佳的进士，才有资格被选入庶常馆深造。这些被选入庶常馆深造的进士，差不多算是点了翰林。但只有三年以后，这些庶吉士们经过考试，依据他们的成绩，分别授予编修、检讨等翰林院的中央清要之职，这时，才算真正点了翰林。其他人则或者到中央机关，成为风纪监察部门的给事中、御史；或者外派到地方担任州县一把手。这叫“散馆”，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干部研修班结业。

        帝国时代极重翰林，到了张居正的时期，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惯例：不是翰林不能入阁。因此，从成为庶吉士开始，人们一般已经将这种人视为“相储”，就是“宰相坯子”或“宰相储备”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第三梯队”。从而，打开通向仕途高层的道路。事实上，从大明帝国开国之初设立庶常馆起，许多帝国的高级官员确实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一个现成的例子，眼下的次辅——相当于今天内阁第二总理大臣的严嵩，就是由庶常馆中走出来的庶吉士。

        在京师，张居正“日讨求国家典故”，表现得极为勤奋好学——此处的“典故”一词，相当值得注意。它指的应该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张居正一生行为处世及其背景至为重要——同时，在官场周旋，则进退自如有度，相当游刃有余。《明史》形容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从中，我们知道，张居正其人，容长脸形，眉清目秀，生着一部辉煌的直达腹部的大胡子，既有美男子的仪表风度，又敢作敢为，以磊落的伟丈夫自许；且极有城府，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学问、地位、相貌、性情，不用说，放在任何时代，张居正都具备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主要魅力。

        不久，严嵩作为首辅，把徐阶当成了自己的最大对手，处处提防，时时忌讳。许多人因此害怕与徐阶交往，躲躲闪闪。独有张居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论是在徐阶面前与严嵩交往，还是在严嵩面前与徐阶交往，绝不鬼鬼祟祟，一概表现得大大方方，相当磊落。结果，反而使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京中大僚都相当器重他。

        这是一种天生用来搞政治的才能与禀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素质和另外一种很不同的东西曾经都在他的身上出现，帮助他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人力战略资源。

        同样，身居帝国中心，以他的绝顶聪明——“颖敏绝伦”和少年老成，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时，自己所处身其中的大明帝国已经变得非常之古怪了。

        首先，成为庶吉士以后，他就算是正式地食君之禄、以身许国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是不正常的。人们早就注意到，皇帝是从三十岁那年，即嘉靖十五年开始，第一次以患病为由不视朝的。后来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不视朝的时间则越来越长。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圣蒋太后之后，就开始长时间不视朝了。

        五年前，皇帝三十六岁。宫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宫婢之变”。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皇帝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上谕，文辞堂皇，却语意含糊，让人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社会上，反倒更加蜚短流长。

        张居正应该知道，民间的传说不一定完全是谣言。来到京师之后，就他的观察，至少有几件事情是明摆在那儿的。皇帝征许多八到十二岁的民间少女入宫，且数量越来越多，达千人以上，乃举国皆知。举世皆重红铅，也是事实。红铅者，即炼童女经事为药也。张居正来到京师时，帝国朝野相当普遍地相信，饮用少女经血或服食用少女经血炼制的药剂，可以长寿并促进性能力，于是成为举国皆信的养生保健之道。其情形，大约与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喝红茶菌、打鸡血之类差相仿佛。在后面谈及嘉靖皇帝的章节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其详情。

        不只普通民间百姓如此，便是三公九卿、皇亲国戚、名人士大夫莫不笃信如狂。当时的历史记载形容这种风尚时，使用的词汇是：举国皆狂。

        事实上，这种情形对于张居正并非毫无影响。

        从此以后，皇帝长居西苑，深居简出。到张居正进京做官时，除了几位在西苑轮流值班的亲信重臣外，群臣们已经习惯见不到皇帝的日子了……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些东西给了初到京师的张居正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对于涉及皇帝本人不那么光彩的事件，远隔千山万水聆听皇帝的诏书，和近在咫尺的观察，所能给人的感受肯定是相当不同的。

        根据帝国创建者朱元璋和他的重要助手刘伯温设计的制度，帝国官吏最重要的来源是科举考试。

        帝国科举制度规定，没有经过资格认证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年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尚是童生者，并不罕见。

        童生通过了府、州、县学一级考试的，表明已经通过了诸生的资格认证，则叫生员或叫诸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秀才们在官场礼仪、赋税、徭役和国家教育津贴等方面已经享有帝国优待。比如，在见到民之父母——七品县官时，秀才们可以不用下跪；他们犯了过错，县太爷不能用板子打他们的屁股；在经济上，他们可以享受为数不多的教育津贴，并免除了某些徭役；在穿着上，他们也可以不同于普通人而身穿长衫等等。

        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只有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应考。及格的即为举人，第一名被民间称为解元。在理论上讲，举人已经具备做官的资格，作为帝国的预备官员，享受的优待更多，并且可以和县官称兄道弟。

        第二年，全国的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民间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及格，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试，亦称殿试。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二甲第一名被称为传胪。殿试大体只是一个形式，表示由皇帝亲自选拔天下人才而已。

        然后，考取者分一二三甲发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这是一个从六品阶级的官职，高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县团级，低于司局级；榜眼、探花则授官翰林院编修，都是正七品，就是县处级干部。这些是极其清贵的职务，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作为文史机要侍臣，可以时常在皇帝身边转来转去，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很多，在帝国官场上，其升迁的速度是最快的。

        二、三甲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为翰林官，其清贵大体与上述类似。其他二甲者为从七品，三甲者则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机关，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职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机关的副处级或科级主任科员之类；还有许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为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副职官职，成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副县处级或正科级的地方干部。

        从中，我们可看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实含义。通过乡试会试，便如鲤鱼跃龙门般，哪怕是贫寒出身，从此亦平步青云，成为人上之人矣。所谓一过龙门，身价百倍，此之谓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在公开提倡不平等并为国民广泛接受的我国古代，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相当好。因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若是不鼓励自己的人民读书，并由那些不读书的人们来治理这个社会，会是什么一种情形。

        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考察一下的话，便会发现，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由于具有某种客观标准而显得很公正的制度，毫无疑问也是先进的官吏考选制度。与仅凭出身、门第、上司和君主权贵的意愿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较起来，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得太多了。这应该是此项制度曾经受到欧洲伟大启蒙思想家崇高赞扬的重要原因。

        将这种不错的制度推向极端，从而令其无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帝国制度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即乡试在当年的八月举行，俗称秋闱；国家级考试，即会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举行，俗称春闱。这两个时日，便成了帝国读书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呕心沥血，十载寒窗，头悬梁锥刺骨，称得上一生只为这一天。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后来的时代，科举考试时所需要读的书，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而是特指的圣贤之书——四书与五经。

        这种情况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此人主张以“经义取士”，就是说，用解释儒家经典作为考核读书人的标准，从而，有效地将一个金箍套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这种东西曾经受到过譬如苏东坡相当透彻的抨击，而且，后来王安石自己也似有悔意，意识到此种做法难逃“本来想把学究变成秀才”，谁知反倒“变秀才为学究”之讥。

        谁知，事隔多年，当年卖得不怎么样的萝卜，如今却迎头撞上买萝卜的。王安石这套以儒家经典“化民成俗”的货色，宛如一个大糠芯萝卜，偏偏在几百年后，遇上了个大知音、大买家。

        朱元璋一心一意于“士笃于仁义”，想要的正是这套货色。于是，就和他将中国乡村建设发挥到极致，从而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一样，朱元璋也把源于王安石的科举制义推到了极端，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将读书人——中华民族的头脑与心灵，牢牢地禁锢在了科举考试之中。从此五百多年，除了拜曹雪芹之赐，出了一部之外，中华民族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一位能够和以往世代比肩的大思想家、大文学艺术家和大科学家。中的人物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遂成为民族精英队伍的大体面貌。

        帝国政府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如宋朝程朱理学所弄出的经义之文。应考者要用孔孟的思想语气行文，并且只能根据那位发誓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所作的注疏发挥，不许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所谓要“代圣贤立言”。就是说，在内容和行文语气两个方面，都要像朱熹那样说圣贤的话而不是人话。显然，这种让人在思想上必须带着镣铐跳舞的主意，只能出自朱元璋那样的头脑。

        这还不算，在文章写作的形式上，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这就是为人们广泛熟知的所谓八股文。

        八股文的源流，可以追溯到骈体文和赋诗填词的格律上去，应该和中国文人讲究语言文字形式上的美感有关。就和没有人喜欢语言文字狗屁不通一样，这种形式上的美感追求也没有错。问题是，就和朱元璋几乎把所有治国之道都推向极端，从而令人极度不安一样，科举考试既然在内容上已经走向极端，哪里可以容许与之匹配的形式不极端？由此，八股文可能是在宋代渐露端倪，在元代小试锋芒，在朱元璋手中蔚为大观，大放异彩，最后，在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那里终成定制。

        作为一种极端的写作形式，八股文的情形是：考试若以四书出题，则称“四书文”，以三百字为限；若以五经出题，则以五百字满篇。文章写作必须循着法定的格式书写，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式，组成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就像写古体七律、五律诗时，中间四句必须由两两对偶的句子组成一样。全篇共有八股，于是称为八股文。其行文起承转合，层次分明；读来则琅琅上口，煞是整齐美观。故其别称还有比如：制艺、时艺、制义、时文等。

        这套科举程式极其严格，当时的术语叫“功令”，指的就是关于考试的详细规定，为当日学子们所熟悉的程度，应该远在今天的“托福”之上。功令是不能违背的，否则，不但意味着失败，严重者可能还要遭受处罚。这就等于说，跳舞时，不但要手脚戴着镣铐，还要穿上使用刚性材料制作的紧身衣，任你如何天生丽质艳压群芳，管叫你无从花团锦簇。其训练与临场时的艰辛，可以想见一斑。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若有谁严格按照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填写过律诗或词的话，可能能够明白写八股文时的艰辛。若想用那玩意儿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辛苦至极。

        不过，在限制中方能显出高手，否则，奥运会就将成为兴奋剂和乱来的狂欢节，而不是公平竞技的盛会。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八股文能够相当有效地测试出人们的智力与素养水平，并使这种测试具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从而，才在相当长时间里，使诸多家境贫寒却富有才华之士，通过它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为此，将其全然视为垃圾，确有让人颇感踌躇之处。就如诗词格律一样，可以产生李白苏东坡，也可以产生冬烘学究，还可以产生淫词浪曲。全部的要害在于内容而非形式。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国人由宋元时期的世界领先地位，全面落后，以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堕入可笑之境地，以专制暴政程朱理学禁锢民族头脑与心灵为其大端。切齿痛骂八股文，就和憎恨满江红、浪淘沙这些词牌子一样，就算不是找错了对象，至少是不必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因为，那只是一架风车而已。

        然而，以帝国之大，人才之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时常会在近乎不可能时，闪现出一些真正的灵光。

        比如，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记载：有一个叫赵时春的孩子，时年九岁，八股文作得相当漂亮。我们知道，当时的岁数是以虚岁计算的。这位可能刚满八岁的孩子，在县里应试时，被考官怀疑其背后有枪手。于是，将其揪出，当场出题考之。题为“子曰”，令其破题。孩子应声答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借苏轼，暗含“子曰”之意，一时举座皆惊。考官当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赵时春”为题，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为了夸饰其能，将这孩子的岁数缩小了，其破题之巧，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也曾经被人用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因此，无从探究其真实程度，且探究起来的意义有多大，也是疑问。

        张居正作八股文时，题目出自《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天看来，这根本就是废话，当时确是圣贤之言。张居正的破题是：“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于理财的人，懂得真谛，自然会富裕有余。后来，张居正的确用他的治国实践，准确证实了此破题不虚。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朱元璋联诗作对子的故事，可见不是无根传言。帝国风气应是其来有自。

        还有一则记载，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相当贴切地表明了帝国士大夫的心态——

        刘健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就是弘治皇帝临死时，拉着手拜托他照顾正德皇帝的那位。此人一生专治程朱理学，后官居首辅，主持国家大政。其人在历史上官声还算不错。他曾经多次对李白杜甫等表达了坚定的不屑：“现在的后生晚辈实在可笑，当了进士，就去学着作诗。有什么用？就像李杜者流，不过是两个醉汉。放着许多好人不学，偏要去学醉汉。”

        帝国读书人的主流代表如是说，可以部分地证实了从明朝开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如何急遽萎缩的状况。若与朱元璋其他施政相结合，也可以部分地说明，到宋元时期仍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文化，是如何在大明帝国时期开始退化的。

        从这些做法上判断，朱元璋在心理上，很有可能具有某种近乎偏执狂般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任何在国家治理上的理想化偏执作为，其最终，必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揆诸世界历史，至今还找不到相反的案例。

        或许令当时的读书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里，学习与考试的范围倒是完全一致，就是本诸四书五经。

        帝国规定，考试时，严格禁止触及现实，亦严格禁止触及政治。这些规定，可不是说说而已。违反了这一禁条，不仅仅是落榜了事，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张居正中试前后，发生了两次诛杀大臣的事件，都与此有关。

        一次是在张居正中试的三年前，皇帝将山东乡试的主持人叶经逮捕下狱。

        原因是，皇帝阅览山东呈进的乡试试题时，发现第五条防边一问中有“北方侵略者入侵，防御应对失策，封官受赏的人太多太滥，四处征物敛财，财尽民穷”等语。皇帝大怒，认为这是在影射挖苦朝廷。加上重要的朝臣如严嵩等，也认为此为诽谤讽刺皇帝之意，于是下令将叶经杖八十。

        结果，这位弹劾过严嵩、相当于今天国家监察部司局级干部的御史大夫，被当场打死在宫殿门外的广场上。

        一般来说，杖三十到五十，就足可以致人于死地了。要想打死一个人，八十棍已经绰绰有余。

        在这种被命名为廷杖的刑罚里，有高深的学问。据说，那些行刑的武士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时，他们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合格的标准是：砖头已经被打成粉末，外面的宣纸还需完好如初。以此功力，他们可以在看似不经意之间，几棍子就置受刑者于死地。同样，他们也可以在运棍如风、血肉横飞之中，使人表面体无完肤，实则只是皮肉之苦，将息几日，便痊愈如初。

        如此高超的技艺，显然不会仅仅为打人而苦苦练就。其奥妙之处在于，他们与负责监刑的太监们心有灵犀，是催命棍还是留命棍，端在此默契之中。据说，这种默契表现在太监摆出的脚形上，脚尖向里的内八字和脚尖外撇的外八字，其张合的角度大小，均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其间，太监自己的好恶尚在其次，关键是包含了太监对皇帝心意的揣度，还有在此人身上是否能够得到好处，乃至好处大小的丰富信息。

        于此细微之处，我们只要稍微运用一点想象力，就不难窥见帝国官场政治已经如何地臻于化境。也使我们在杜亚尔德勋爵《中华帝国志》中，关于“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的说法面前哑口无言。

        到张居正的时代，死在这种大木头棍子下的人，已经成百上千。从后来的情形判断，张居正似乎并不反对应用此种方式来对付那些异己者。

        张居正中了进士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生了为考选试题而起的另一次杀人事件。这次被杀的人官更大，是吏部尚书李默，相当于今天主管全国干部与人事工作的最高首长。

        当时，李默是此次考选的主持人，他在试题中选的是这样一个句子：“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征淮蔡，而晚业不终。”意思是：汉武帝征讨四方，从而掏空了整个国家；唐宪宗征伐淮蔡地区，导致了他晚年事业的败坏。

        试题一出，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连夜上书弹劾。严嵩当时已经是帝国首辅。李默是朝中少数几个敢于与严嵩作对的高官之一。从史料中看，部分原因是李默其人天性偏直，部分原因则因为他是皇帝最宠爱的心腹重臣陆炳的老师，且师生感情一直不错。

        这位陆炳在历史上口碑不是太好。他之所以终生受到皇帝的信任与喜爱，除了本人足够机灵之外，大体上出于下列两个原因：

        其一，此人是唐代名臣陆贽之后，在嘉靖皇帝父亲的时代，陆炳的父亲就是王府侍卫，乃两世为奴的从龙旧臣。而且，陆炳与嘉靖几乎是同时出生，陆炳的母亲是嘉靖的乳母。就是说，二人是吃同一位母亲的奶长大的。

        第二个原因是，此人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大火之中，将嘉靖皇帝背出险境，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官居锦衣卫都指挥，相当于当时帝国的宪兵总司令。

        从陆炳一生行状上判断，该人似乎是个好事坏事都掺和着干过一些、但以干坏事为主的人物，虽算不上大奸大恶，却也难称好人。

        赵文华则据说是严嵩三十几个干儿子中最受喜爱的一个。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行事卑污不堪，口碑坏极。当时，他官居工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他认为李默意在腹诽皇帝朝政，以汉武帝、唐宪宗的穷兵黩武，导致在历史上名声很糟来讥讽皇帝出兵平倭。

        “腹诽”是我们帝国一个特有的罪名，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之最。其含义是“在肚子里骂人”。此时，嘉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对“晚业不终”这句话相当敏感，认定这个家伙是在辱骂自己，遂将李默下狱论死。

        《大明律》中规定，有十大罪恶必判死刑而不赦，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所谓十恶不赦。这十大恶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些罪名相当模糊宽泛，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于是，皇帝下令，《大明律》中没写臣骂君之罪，可见自古没有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事。今日有了，就要从重处置。于是，李默在狱中被拷掠——就是毒刑拷打致死。死时，双腿肿胀变形，后背皮肉脱落，长满脓疮。陆炳没能救得了他的老师，尽管他不是不想救。

        由此可知，这种涉及帝王和圣贤之道的东西，稍一不慎，就可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

        于是，帝国读书人的使命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由寒窗苦读，埋首穷经，来博取金榜题名，从而一鸣惊人，直上青云。

        一般说来，大凡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帝国官吏队伍中的人，从发蒙，就是从认字开始，到进学，直到通过乡试、会试，中了举人、进士，他肯定是饱读诗书、浸泡在四书五经中长大的；一定是装了满脑袋的“仁者爱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也不改其志”之类理想，从而期待着一鸣惊人，然后致君尧舜，名垂青史。

        然而，如张居正一样，来到京师，踏入官场之后，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眼前的现实情形和以往圣贤的教导之间，颇有些大不同。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实是很难有发挥天地的。自己想要致君尧舜的那些君，亦远不如从前想象的那般庄严神圣。就如气象万千的紫禁城，远远望去，蓝天丽日之下，红墙黄瓦，何其辉煌。然走进来细细端详，便失却了许多神奇与圣洁。皇家的神圣，帝国的威仪毕竟有太多人为包装的东西。远远地看那包装了的东西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地参与了包装然后再看，则是另一回事。倘若目睹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真实过程，则其切肤之痛更何须多言？

        以是之故，大凡从外省来到京城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诸如四书五经、八股制义之类，便被谑称为“敲门砖”，意为敲开官场之门后，便可以弃之如敝屣矣。

        这种心理调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其天差地别之处，诚如吴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学习，学习的是圣贤的著述，他们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后一次学习，学习的则是官场与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他们大抵需要学习的是满肚子厚颜无耻，乃至男盗女娼。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参透这本大书的种种曲折隐晦之处，有时确实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两次学习的截然断裂甚至完全对立，是大明帝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这种断裂与对立，常常由于皇家某些不够恰当的行为——如我们所不断看到的那样——而受到强化。从而构成了帝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种心理结构为书呆子类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学习中已经完成了信念、信仰与人格塑造的人，在这个再学习的过程中，将会遭遇极大的痛苦。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这个再学习。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帝国官场上，看到有些人以相当激烈的言辞与行动，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使我们对于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可是，除了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并不特别受欢迎，或者毋宁说，在大多数时代，这种人在帝国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做的和圣贤的教导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表现经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同时，势必使帝王显得愚蠢。因此，在中国多数时代的史料中，时常记载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人品高尚正直，学问博大纯粹，才干卓越出众，却在官场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结局。

        就这样，在漫长的世代里，帝国的君主和臣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战争。其一是对君权与孔孟之道——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长久的、双重神圣化的努力；其二则是对实现自己世俗化人性诉求与欲望所进行的真正坚持不懈的奋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旷日持久又无日无之。使得走上独木桥的人们，每天都必须在帝王的心意、圣贤之道和自己的欲望、天地良心与良知之间，作出艰难的、有时是死去活来的选择。

        因此，充满内生矛盾的帝国秩序，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常态：嘴上说的，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事情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差异。致使生活在帝国中的人们，时常需要运用特殊的知识背景、经验阅历并付出专门的努力，去解读言辞堂皇之下的真实意图。以至于发展成为在帝国条件下生存所必须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在朱元璋所开创的明帝国传统之下，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生活在稍后一些时代的一位法国思想家，名叫孟德斯鸠。在他那本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巨作《论法的精神》里，曾经在几个不同的章节，多次谈到了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买进时用的是重秤，明明一斤二两的东西，在秤上显示的可能只有九两七钱；卖出时用的是轻秤，你花一斤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可能只有七两；最后是准确的秤，以备和自己带秤的人交易时或接受检查时使用。在那里，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欺骗是准许的，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被认为特别不能容忍。

        此人生活在公元1689年到1755年之间。

        导致他得出上述结论的资料，肯定是发生在此前的岁月中。可能大多取自那些来过大明帝国或大清帝国早期的旅行者与传教士们所写的报告或纪录。

        我们很难找到理由说他所说的这些与我们帝国的实际生活无关，或者说，他是在有意地侮辱我们。诚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那样，生活在大明帝国中的人们，其感受可能比他说的更加痛切，以至于已经失去了感觉。

        事实上，当皇家、帝国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们，时常需要用冠冕堂皇的圣贤语言，来掩饰自己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行为时，对这个民族的心灵所构成的扭曲与伤害，是巨大、长久而深远的。千百年来，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开辟和发展出一条改善这一切的道路。因此，便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君主，能够成为不世出的尧舜之君；寄希望于我们的官吏，能够成为诸葛亮似的贤臣、包青天式的清官。尽管四千年帝国史中的绝大多数时刻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虽百死而其犹未悔。

        当张居正意气风发地成为新科进士时，帝国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读书人，即帝国官吏的后备人员则在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之上，而帝国文职官吏的总数，则仅仅在两万人附近的某一个数量级上。这些数字意味着，太多的人在觊觎太少的官位。帝国为其臣民提供的选择实在太少，致使狭窄的独木桥上，竞争变得格外激烈甚至残酷。使得上述术数和狡诈，已经发展得有如武林传奇中绝顶高手的过招，意念之下，身形甫动，对手已然肝摧胆裂，筋脉俱断。而官场过招更有甚于此之处在于，出手之际，必以对方灵肉俱灭为最高追求。对对手及其家属心灵乃至肉体实施尽可能巨大的伤害，已经成为官场中人十分普遍采用的方式。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直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张居正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投身帝国官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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