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导致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张居正科举中第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教习他们的人，正是刚刚来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阶。

        在此之前，徐阶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国干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当时，连续几任吏部尚书都很看重徐阶，所以，“阶数署部事”，很多时候都是徐阶在代理主持工作。后来来了一位自我感觉极好的尚书，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徐阶就躲开了，来兼翰林院学士，不久，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开始设置的，最初的功能，是为皇宫内部提供各种艺术、技艺表现与表演的部门。宋朝的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其最高首长叫翰林院勾当官，搞得就连御厨茶酒也称翰林。而所谓翰林学士，则是由具有优秀文学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门在唐代叫学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学士院，元代则称之为翰林兼国史院。到了明代，才开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备天子顾问”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其最高首长就是掌院学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部门，却是一个极其清贵的地方。当时，帝国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是进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内阁，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则非翰林者不能担任。从一个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贵，明朝的宰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出身翰林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们才会将庶吉士看成是“储相”——后备宰相。

        徐阶在翰林院教习的庶吉士们，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中央后备高级干部博士后专修班学员。徐阶兼具双重角色，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校长。就是在此期间，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当时，社会上和官场弥漫着一种追求诗词文学名声的热潮，许多类似今天各种沙龙的文学小团体到处涌动：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来了“后七子”；

        ——唐宋派方兴未艾，复古派大旗已高高举起；

        ——“十才子”的自我感觉刚刚渐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气昂扬地迎面而来；

        ——你们哥几个管自己叫“三杰”，我们兄弟们就是“四俊”。

        自娱自乐，相当热闹。

        其百无聊赖之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出苗头——那么多才俊名士们，能够如唐诗人宋词人那样，被人们而非专家普遍记住名字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则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与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保持着距离，相当克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史家的论证中可知，张居正也曾经犯过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科举中第之前，他曾经相当狂热地以古来诗文大家自我期许，并为此着实下过一番苦功。结果，不但发现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赋才气，还耽误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错过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国会试，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也有史家认为，张居正之所以没有参加嘉靖二十年的会试，是因为年龄只有十七岁，太小的缘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势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馆，庶吉士张居正顺利点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大约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处级调研员。此后，又是长长的沉寂。其间，曾经为养病等缘故，回到家乡，前后几达六年。

        张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经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师的张居正，出任国子监司业，开始成为国子监祭酒高拱的助手与同事。

        国子监是帝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帝国最高学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长，可以理解成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国立大学校长；司业则相当于常务副校长，负责以儒学为主的教学事务。从史书记载上看，高拱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两人相处得相当好，以至于彼此“相期以相业”。就是说，两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已经在以有朝一日携手担当宰相来互相期许了。

        假如他们对对方的个性了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话，可能彼此就都不会如此期许了。

        高拱比张居正早六年科举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张居正没有参加会试的那一年。此后，高拱也被选为庶吉士，毕业后，授官翰林院编修。高拱后来的迅速晋升，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与他在裕王府给裕王当了九年老师有关，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则与徐阶的推重有关。

        中后期的嘉靖皇帝，极度相信道教师父的话。当时，为了长寿，一个道士警告嘉靖皇帝：两龙不相见。结果，这位皇帝便长时间地不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也在很长时间内不立太子。因为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是未来的“龙”，立了太子会使两龙相见，会令他联想到自己的死，联想到这个太子有一天会取代自己。对死的恐惧，甚至令他极度厌恶别人谈到皇家子孙的生，因为这同样会使他联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孙子，即裕王的儿子——后来的万历皇帝出生后，有一位当时颇受宠信的宫中女官祝贺他喜得皇孙，没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将这位女官赶出宫去。就这样，万历皇帝长到快四岁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明代皇家规定，皇室子孙的名字必须由皇帝赐给。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长时间无法知道，裕王究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天子。史书称“中外危疑”。

        此时，嘉靖皇帝的另外一个儿子景王，更受皇帝喜爱，并且没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长期留在首都，具有明显的争夺继承权的意思。在此期间，高拱一直尽心尽力地辅导裕王读书，裕王相当尊重他，曾经手书“怀贤忠贞”四字赐给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相。此后，在新首辅徐阶的举荐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国子监祭酒迅速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被徐阶推荐参加内阁的值班，为皇帝撰写受到高度重视的青词。并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成员。

        此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与徐阶之间发生冲突，渐趋激烈，终至决裂为势不两立。

        《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底痛恨，并为此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有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至于在时人的记录中，关于这位皇帝的情色历史，可以称得上蔚为大观。

        在他当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国陶瓷业、书画印刷业等制作春宫色情产品最为鼎盛的时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位皇帝对于具有高度写实春宫画面的杯盘碗盏的爱好。江南地区一度发生的“拉郎配”抢婚风潮，就发生在此君当政期间。他的宫闱故事也相当可观。因此，煌煌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徐阶辞职时，才会使用特别委婉暧昧的语言方式，曰：“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表明徐阶辞职，确实与皇帝的私生活有大关系。徐阶可能是老了，见不得皇帝荒唐。

        毕竟，在许多年里，他为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承担过可怕的风险，也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与理想。如今，他可能会相当失望。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好色的皇帝却也有一个特别可爱之处——他放心放手地让那些聪明能干的大臣们去做事情，极少滥施权术与威风。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压抑过久过重的缘故，这位皇帝时常表现得羞怯而迟钝，在朝堂上经常说不清话，甚至连程式化的对答有时都需要大学士们代替。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皇帝的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徐阶走后，反倒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特点，成全了后来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张居正，使他先后任用的这三位主要宰辅大臣，都可以放手作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庆一朝，在明代历史上成为颇有建树的一个时期，在史家们口中享有不错的名声。

        张居正真正走上历史前台，应该是在嘉靖与隆庆相交之际，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与隆庆元年年初，即公元1567年之初。

        徐阶对张居正最为深谋远虑的一个安排，就是在扳倒严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将他调到了裕王府邸，去充当裕王的老师。他再度与高拱成为同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友善。

        当时，这个安排多少带有一些风险。因为，嘉靖皇帝喜爱景王远在裕王之上，是众所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国偏偏又特别意味深长——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当年的湖广安陆州，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在一阵清风吹起一缕香烟直达天庭之际，一纸诏书把他召回来，立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风格判断，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恐怕是没有人、包括徐阶能够阻拦得了的。事实上，直到两年后，景王病死，这个风险才算最后化解掉。

        张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贤之”，裕王特别欣赏看重他。此时，还有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细节，“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们没有不喜欢张居正的。这个情节极其耐人寻味，似乎预示了他今后一生的基调。

        值此充满变数的时刻，在拟定嘉靖皇帝遗诏前后，张居正和前两年的高拱一样，在徐阶的栽培下，飞快地晋升。从侍讲学士领院事，到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最后，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衔。从正五品，即相当于今日司局级的学士，晋级到从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优美的三级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级之间身轻如燕地飞身而过。更其厉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晋升，并未引起朝野内外、官场上下明显之恶感。其内外双修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宰辅们。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四十二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我们在大明帝国的许多高级别论争中，时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用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判断，明显表现出心理变态和智商指数偏低的症状。其最后结果，则是“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明经世文编》卷31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双方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称得上灾难深重。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勇猛剽悍的俺答，在自家内部做了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他的一门亲戚是鄂尔多斯地区的首领，家里准备迎娶一个女子，俺答发现这位女子极为美丽聪颖，便不由分说地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这就是后来极有名的三娘子。然后，为了弥补人家的损失，他又把自己孙子准备迎娶的姑娘送给了人家。结果，导致他的孙子前来投降大明帝国。大同总督王崇古不顾人们的反对，接纳了这位满腹委屈和牢骚的小伙子，并建议中央政府善待之，利用好这个机会，改善边境上的局面。

        为此，帝国官场大哗，立即分成两派。相当多的人认为，万万不可接纳这个敌人的子孙。更有正义凛然者坚定呼吁，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主张按照帝国旧制杀之，或者将其安置于远离草原的海滨之地，或者发配为奴。以此报复并打击俺答的嚣张气焰，至少在心理和士气上获得满足。

        高拱与张居正则力排众议，明确支持边境地区那位聪明的地方长官王崇古，他们一致说服隆庆皇帝，并下令严厉处分了几个重要的反对者。然后，授予俺答的孙子指挥使职位，并尽力优待之。

        最后，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双方开通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俺答接受了明帝国“顺义王”的称号。从此，大明帝国多年梦想的和平环境突然降临，并且一直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据说，那位美丽的三娘子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史家认为，这种和平的局面，“半系娘子”。由此，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被册封为“忠顺夫人”，受到蒙汉两个民族的爱戴。至今，赞美这位夫人的画像、诗词和传奇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一个特别现实的好处就是：仅宣府即今日之宣化、大同、山西三镇的军费开支，每年就节省下来六十余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当时帝国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此外，高拱在张居正的协助下，于辽东地区的军事布置上大获成功。在一些地区性骚乱的平息上，在一系列国内事务的安排上，均显示出高水平的洞察力与应变能力。比如，贵州报告说，当地的一个土司想造反。高拱在派人去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个土司肯定不会反。你到之后，一定不要刺激他。”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他料中。

        一时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帝国原本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仿佛展现出一派诱人的霞光曙色。

        当时，高拱主持了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其风格与后来张居正的行事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被人认为此事是张居正操办的。

        当时，广西的一个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抚时反，屡抚屡反，并劫杀朝廷命官，具有了明显的叛乱性质。高拱举荐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巡抚，就是由主管司法的副省长提升为省长，前去主持剿灭行动。这位殷正茂素有能员之名，却也素有贪婪之名。因此，高拱的提议受到反对。高拱极果断地排除阻力，敦促皇帝下达了任命。后来，此人果然平息了叛乱，证明高拱没错。高拱的说法是：“这家伙贪虽贪，却能成事。”他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假如有又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当然最好。不然，宁取能干，不取清廉。否则，派一个清廉但不能干的官员去，花费一百万两银子，事情也平息不下来。那就不如派一个能干的人去，说不定给他一百万两白银，哪怕让他贪了一半，可能他很快就把事情给你办好了。然后，高拱的一个配套措施是，在这个家伙的地盘上，大力表彰清廉的官员，以抑制此人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

        从张居正主政之后的情形看，这也是典型的张居正式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此二人何以会很长时间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了。

        可惜，事态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到最后，变化得一塌糊涂。其演变的方向则是人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合诸多史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高拱能力极强，个性也极强；对皇帝忠心耿耿，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个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说，他肯定不是一个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

        他重返政坛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对徐阶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称得上不遗余力。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阶当年赞成的，如今他就反对；只要是徐阶当年反对的，如今他就赞成。他在隆庆皇帝面前，用一种有欠磊落与良知的方式，将徐阶当年清理嘉靖朝弊政、从而深受朝野欢迎的措施，说成是对先帝的诽谤与居心不良，试图挑起皇帝对徐阶的不满与怨恨。

        在个人处境上，他起用对徐阶怀有怨恨的人来对付徐阶。史书上说，只要能够整治徐阶，则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记得：当初，百官感激并拥戴在位的徐阶，曾经连珠炮一般地抨击高拱；如今，徐阶已经离职，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为了给现任首辅高拱留下良好印象，则争先恐后地想办法修理徐阶；监察部门的官员则纷纷上书揭发、弹劾徐阶的罪恶。最后，终于将徐阶的儿子全部判罪充军，并“尽夺其田”——把徐阶家的田产全部剥夺干净。这些记载可能略有一些夸大，但大体上说的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终于，这把火烧到了张居正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居正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徐阶于他有知遇提携之大恩。但凡正派一点儿的中国人，都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他不但没有能够报答徐阶，反而间接令他大受磨难，这算怎么说的？

        于是，张居正委婉地劝说高拱，大约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意思吧。高拱本来已经有些动心。谁知，恰在此时，高拱听手下人讲，说是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所以要为徐阶转圜开脱。听得高拱一肚子火儿，便要寻张居正的晦气。结果，高拱兴问罪之师，以此责难张居正。史书记载说，张居正脸色大变，指着苍天发誓，“辞甚苦”——可能就是发出了断子绝孙、天打雷劈之类毒誓的意思。高拱觉出不对，请张居正原谅自己的道听途说。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这哪里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此，“两人交遂离”——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张居正就是在此之后下决心与高拱决裂的。但可以肯定，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之后，张居正后来以相当决绝的手段对付高拱时，他大约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了。

        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到：严禁宦官干预政事，预者斩。

        如此防范，不可谓不严密了。

        然而，当朱元璋制定出力图将大权独揽到皇家，从而确保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其交互作用的结果，却使大明帝国变成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国家最为惨烈、最为深重的一个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来自宰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旨在加强皇家权威的举措，竟会演变成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增强了宦官权威的结果。仿佛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设计一般。历史老人喜欢捉弄人、特别是喜欢捉弄强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帖、天衣无缝时，偏偏就忘记了自己那些子孙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世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大都演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宦官的作用，在制度与实际运作中变化最为巨大。

        大明帝国宦官的令人畏惧之处，大体上发生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诞生在公元1420年，即永乐十八年八月的东厂；一个是创制于洪武年间，但在宣德年间脱颖而出的司礼监。后来二者合流，变得威力巨大无比。

        东厂是对帝国臣民进行侦缉与刑狱的机构，与锦衣卫齐名，常常被并称为“厂卫”。不同的是，东厂由宦官掌控，地点设在东安门北，可能也是为此，所以称为“东”厂。在东厂中，大约是为了进行敬业精神的教育，所以悬挂岳武穆即岳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按理说，有一个锦衣卫，已经差不多足够皇家用了，朱棣何以还要再设立一个东厂？对此，至今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在永乐皇帝朱棣手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诛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这些，再看看那些热烈赞颂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历史著作，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心理变态。同时也就会明白，东厂这样一个机构，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乐年间，该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司礼监则是在朱元璋时代设置的。当时，其职能就如其名称一样，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的。后来，在宣德皇帝时代，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也同样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表里相应的重要机构。

        大明帝国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号称有二十四衙门。而在这些衙门之下，还有遍布首都与全国、很难统计清楚的分支机构和外派机构。据说，到清朝的康熙时代，皇宫中还有明代遗留下来的宦官在执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告诉他的大学士们：“关于明代的知识，你们都是在故纸堆里得到的，而我是在万历时代的太监嘴里知道的。那时，有宫女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司礼监就是这些宦官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余金《熙朝新语》卷4，转引自丁易《明代特务政治》19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内阁发展起来的奥秘在于其票拟权。现在，我们则需知道，司礼监发展起来的奥秘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批红权。

        在理论上讲，内阁的票拟只是为皇帝发布诏令起草的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后，方才具有法定效力，下达执行。宣德皇帝则在正式开办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学习的同时，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并形成制度，成为此后帝国政治的正常决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权力在实践层面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转到了太监手中。之所以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宣德皇帝的个性有关。

        在大明帝国诸帝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宣德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此人天赋极高。难得的是，还兼具了政治才能与艺术天才。有论者认为，他在书、画、诗、词、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当在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之上。除登极之初，其叔叔想仿效其爷爷永乐皇帝朱棣给他找了点儿麻烦、后来被他装进大瓮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的太平天子。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传世的书画作品、让人读不下去从而无从记忆的诗词文章、炉火纯青的宣德炉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声。

        我们的宣德皇帝对斗蟋蟀的喜爱程度，堪称独步古今。

        况钟是进入了我国民间传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担任苏州知府时，曾经接到过皇帝的一份手书密令，命他协助专程前往江南采办蟋蟀的宦官，弄它一千只上好的回来。皇帝相当郁闷地告诉苏州知府，以往弄来的数量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结果，江南蟋蟀价格狂涨，达到了十几两黄金一只，约合几百两白银、几万元人民币。以至于帝国军队中盛传，某某人捕献蟋蟀，可以得到和杀敌立功同样的官职提升云云。

        这位皇帝时常只亲笔批红几本奏章票拟，其余全部授权太监们代理皇帝签批实行。遂成为帝国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病死。结果，他所手创的这套制度，到他儿子正统皇帝时代，便产生了重大后果——培养出了帝国第一位大太监王振，由此，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成为蒙古族骑兵俘虏、南宫复辟、于谦被杀等一连串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件。

        正统皇帝曾经充满深情地给王振写过一道敕文，极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从而，稍微运用一点联想力，就能明白上述一切发生的机理。

        这道敕文并不长，语言也不晦涩，故抄录如下：

        朕惟旌德报功，帝王大典。忠臣报国，臣子至情。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特兹敕赏，擢尔后官。诗云：‘无德不报。’书曰：‘谨终如始。’朕朝夕念劳，尔其体至意焉。（《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于是，在帝国史册上，便记载了许多这位王振的事迹。

        下面的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上面谈到的那些大事件。

        据说，有一位官居工部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高级官员，没长胡子。王振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老爷您都没长胡子，儿子辈的我当然不敢长。”史书上还记载了这位大太监私下里将反对自己的官员剁碎后，弃置荒野的事迹；记载了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大理寺少卿，由于没有当众向他行礼，而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的故事；记载了一位反对他的军人，是如何被凌迟处死的经过。还有属于运气较好的一位，他是当时特别有名的大学者，官居国子监祭酒，就是帝国中央大学校长。王振认为此人对自己不恭，就找了个理由，用一个百斤大枷，把他枷锁在帝国大学门前示众，他的学生们哭号奔走，据说是惊动了太后，才终于在示众三天后获释。

        从皇帝呱呱落地开始，王振就日夜陪伴着他，在几近二十年时间里，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忠心耿耿。由此，皇帝认为他禀性忠孝，度量宏大是合乎其观察角度的。同样，当九岁就继位的皇帝，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时，依靠和信任这样一个人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如此，皇帝的权威和他的权威当然不应该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这种权力的转移与合二为一，已经没有任何不可理解之处。

        继王振之后，到张居正的时代，帝国至少出现了曹吉祥、门达、汪直、李广、刘瑾、钱宁等大太监，每一个都有其身手不凡之处，个个都有本事足以将满朝文武百官折腾得死去活来、斯文扫地。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少见宦官为祸。可能与嘉靖皇帝在外省长大、并对宦官心存戒备有关。其朝局情形已经说了太多，不再啰唆。

        而在此时此刻，张居正已经与大太监冯保达成深刻默契。从而，掀开了帝国历史上极为奇异的新篇章。

        据说，冯保时常焚香沐浴之后，弹奏古琴，水平相当高，且很有儒者风度。他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知书达理、颇有文化素养的宦官，琴棋书画都能来，诗词文章也不错。由于学识涵养在宦官们当中确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间就已经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

        今天，人们时常使用的“太监”这个词，其实是一种高级宦官官职的名称，出现的时间很晚。

        我国令阉割后失去男性性能力的人在宫廷中做仆役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能在春秋时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对这种人的称呼极多，包括了统称、尊称和蔑称。宦官是最一般的统称，其他如：奄人、奄寺、奄宦、奄竖、阉人、阉宦、阉竖、寺者、寺人、宦寺、宦者、宦人、宦竖、中侍、中官、中贵、中竖、内官、内臣、内侍、内监、内竖、貂珰、竖珰、貂竖、竖貂、大珰、小珰等等，看到这些词汇，全部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宦官。我们知道，“竖”这个字眼，在古代用在人身上时，带有一种极度蔑视的成分。其含义已经超过了今天“那小子”、“那家伙”、“那东西”之类，具有骂人“不是个东西”、“不是个玩意儿”的味道，不屑与不齿的意思很重。

        太监这个词在辽代最早出现时，是一种官职称谓，为宦官管理机构太府监的最高长官。元帝国因袭之。到了大明帝国，宦官机构大幅度增加，于是，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便全部设立了掌印太监这个官职，为各监之最高首长，正四品；其他四司首长为司正，正五品；八局各设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从此，人们就用最高一级的官职名称，来通称宦官。拍马屁的味道很重。因为，绝大多数宦官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太监。

        司礼监的最高首长掌印太监，此时，早就被称之为“内相”了。在人们的眼中，其地位与内阁首辅是同样的，二人“对柄机务”，就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相对掌管国家军机大事的意思。第二把手，则是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被看成相当于次辅兼刑部尚书。然后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相当于内阁诸成员。这些太监地位崇高，二十四衙门的其他太监见到他们时，是要叩首礼敬，视为上司的。而且，按照帝国制度，这个级别的太监每人所配备的工作班子加生活侍从，人数在六十人左右。这只是正式制度规定的人数，实际情况可能会远远不止如此。

        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年，冯保晋升为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成为司礼监的第二把手。这使他在帝国官场中的地位，与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差相仿佛。

        这时，掌印太监的职位出缺。按道理说，应该由冯保依序递升，谁知，大学士高拱偏偏向皇帝推荐了御用监太监接任司礼监掌印。

        御用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负责御前围屏、床榻诸木器和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的造办。这一举荐相当失策，颇有点扶粗使丫头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符合宫中常例也有违情理之处在于，按照宫廷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接掌司礼监。而且，更糟糕的是，假如这位粗使丫头国色天香聪明伶俐倒也罢了，偏这位御用监太监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礼监却是每天都要和国家典章制度、来自全国官员们的文书报告打交道的。

        于是，“保由是疾拱”——冯保由此痛恨高拱。

        果然，这位既无姿色又无眼色的粗使丫头，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气的隆庆皇帝，很快便被罢而去。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荐了一位尚膳监太监来接掌司礼监。这次虽然破了规矩，但还不太离谱，因为这位负责皇帝饮食的太监有一手绝活，本来就很受皇帝喜爱。结果，此人顺利接掌司礼监掌印。史书记载说，“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冯保无以复加地切齿痛恨高拱，这才与张居正深入结交。其含义当然是想报这一箭之仇。

        从帝国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作为大学士，他没有理由破坏帝国规制，将更有资格、能力更强的冯保愣挤到一边去。这种强横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讨厌，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

        但同样作为大学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为帝国士大夫的代表，但凡正派一点的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看到宦官们的权势过大，帝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举凡此种情形出现，都意味着不小的灾难。

        我们找不到冯保在此之前得罪过高拱的记录，这表明高拱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压冯保。冯保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他的资历、素养与能力越强，对内阁决策管理权限的破坏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制他。如果不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个性和对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信赖，高拱大约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法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徐阶尚在朝中，张居正也已经进入内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反对高拱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是支持高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理念与利益。直到徐阶离去，张居正又受到高拱颇为轻率的伤害。

        事实上，或许正是高拱自己相当情绪化的个性，才一再化友为敌，使冯保有机会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一旦形成，几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自己犯错误，自然给了别人犯更严重错误的理由与机会。帝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非理性化，注定了这一切的无可避免。

        我们只要把时间这个参数向两端拉长一点儿，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政治理性的缺失，使帝国与所有参与者个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成本。即使是那些在各个方面堪称杰出的人，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冯保的机会，出现在隆庆皇帝重病弥留之际。时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闰二月，大约与放纵过度的性生活有关，三十五岁的隆庆皇帝已经一副形销骨立的模样，面色晦暗且伴有热疮。

        他面带愠色，紧抓住高拱的手，说：“我不回宫里了。”

        高拱连忙劝解：“皇上不回宫可怎么行？望皇上还宫为是。”

        皇帝恨恨地：“有人欺负我。”

        高拱：“何人胆敢无礼？有祖宗重法在。请皇上告诉臣，臣依法治他。”

        皇帝深深地叹口气：“唉，什么事？还不是宫里的事。”

        据说，就是在此前后，张居正察言观色，看到皇帝“色若黄叶”且神已朽矣，知道其人病入膏肓，已是无可救药。于是，在暗中写了关于皇帝后事处理的十几条意见，密送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此时，冯保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厚的铺垫。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礼监掌印的前尚膳监太监，一时间颇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少办法讨万岁爷爷喜欢。我国写实程度很高的春宫作品的繁荣发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热疮，可能都与此人关系不小。这样一来，皇帝是挺快乐，皇后妃嫔们却不大可能开心。特别是曾经被移居别宫的孝安陈皇后和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肯定不会为此感谢他，这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冯保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自己对皇家的满腔忠爱倾注到了皇后、贵妃和皇帝的继承人身上。

        我国古代，对此种做法有一个极贴切的形容词汇，叫作“烧冷灶”。大凡已经步入帝国政坛或准备进入官场者，这是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此种做法难以被看成是正派的，最后结局也鲜有善终者，不过，以此种功力一举拿下高位的，在我国算得上史不绝书。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战国后期，阳翟，即今日河南禹县的珠宝商人吕不韦。与冯保同行的，则至少有宋徽宗时代的童贯和本朝稍后一点的魏忠贤。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与内阁次辅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高拱在他那本虽然火气很大，却也相当有名的遗著《病榻遗言》中，曾经对此做过相当细致的描述。高拱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逢迎谄媚无所不至。冯保有一个心腹仆人名叫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张居正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促成，使这家伙特别感激张居正，不遗余力地为他与主人冯保奔走。三个人像合穿了一条裤子般，变成了一个人。于是，一有什么事，张居正就捏估出一个东西，由徐爵交给冯保，冯保再在宫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来，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装不知内情。高拱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十岁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十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过一句话，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张老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从而，可能在打翻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

        半年以后，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十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

        东厂的最高首长冯保急忙派人将此消息通报张居正。张居正通过来人密嘱冯保：“戚继光手握重兵，处境极度敏感，千万不要让这个家伙再胡乱指认。应该借此机会对付高拱。”随后，张居正票拟谕旨一道：“命冯保牵头审问，追究主使之人。”于是，冯保来到东厂，亲自审讯。据说，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终于审出了一个此人与高拱家人合谋，前来刺杀皇帝的结论。随即，张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请追究主使之人。冯保则派遣五名东厂警员星夜赶往河南新郑县，捉拿高拱家人。

        一时间，京城中人心汹涌，莫知所以。在家闭门思过的高拱又遭横祸，令他痛不欲生，一度准备自杀，以保全家人。而他家中的亲友、仆役人等，则卷走了一切可以裹挟的金银细软，作鸟兽散。

        就此，舆论大哗。人们反感高拱的粗暴强横，却也很难相信他会做这种明显弱智、且看不出任何好处的事情。于是，一个普遍的希望，是结束东厂的暗箱操作，由司法部门公开审理此案。此时，就连与张居正素来亲近的人都来劝告他，不要做这种必然要蒙恶名、遭报应的事儿。张居正为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来人愤然出示了东厂本来应该提供给皇帝的秘密报告。谁知，情急之下却忘记了上面还有自己修改的笔迹，被前来劝解的人窥破，致使场面至为尴尬。

        这种情形，可能导致了张居正在此问题上开始萌生退意。

        随后，在三位帝国重臣参与的公开审理中，冯保则遭遇了更大的尴尬。当时，大约是杀威棒的意思，按照帝国惯例，审案前，先打了那厮十五大板。结果，被打的嫌疑人“哇哇”大叫着质问冯保：“不是说要给我官做，永享富贵吗？如何上来便打？”

        冯保不理，问：“是谁指使你来的？”

        王大臣瞪着冯保：“是你指使的。你不知道吗，却来问我？”

        冯保恼怒不已：“昨天你说是高阁老让你来行刺，为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答道：“是你教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边上一位国家重臣看着不像话，也担心无法收场，便厉声喝道：“这厮端的无礼，连问官也敢攀扯，只该打死。冯公公，不必再问。”

        遂草草收场。

        即便如此，冯保不依不饶。他回到宫中，仍然以“高拱行刺”向皇帝汇报。谁知，一个年过七十的殷姓太监突然跪到皇帝面前，说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只是个臣子，来行刺，对他有什么好？”又对冯保说：“冯兄，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却干这等事！高胡子是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才要杀人灭口。你我内官，又轮不着做首相，干吗死乞白赖替他出力？若做下此事，我辈内官必然遭祸，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呀，使不得。”

        此时，皇帝身边另外一个职位不低的大太监也劝告他，此事断不可为。由此，冯保方才悻悻收手。

        就此，在群臣毕至的朝堂上，张居正十分正式地出面为高拱求情。

        高拱由此躲过一劫，得以善终。

        那个莫名其妙、至今无人能够弄明白的王大臣，则被人灌了一杯生漆酒，稀里糊涂地成了哑巴，并很快丢了脑袋。

        而那些出头露面，迫使冯保与张居正不得不这样做的人们，则在不长的时间里，分别受到了降级、撤职、开除公职、被迫退休甚至更加严厉的处分，理由多种多样。

        很快，这种情形就显示出了它应该显示的后果：人们深切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从此，大凡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家乡的帝国官员们，很少有人敢于直行。他们宁愿绕一个大弯，以避开那个不祥的名字。

        同样，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那反作用力的打击。诚如人类历史所一再显示的，那些敢于踏破人类价值标准底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走上了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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