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0年，是为万历四十八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驾崩。八月初一，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一个月后，九月初一，“一月天子”朱常洛病死，发生明末著名四大疑案的第三案——“红丸案”。九月初五，发生明末著名四大疑案的第四案——“移宫案”。九月初六，皇长子朱由校即位，为天启皇帝，史称明熹宗，是明朝的第十五位皇帝，时年十六岁。

        天启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心灵手巧的皇帝，精通泥、瓦、木、漆、雕工，他自己盖房子、做家具、制玩具，据说其作品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同时，他又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盲皇帝，对治理国家一窍不通全无兴趣，于是，在位六年多一点时间，培养出了一位古今罕见的巨奸——大太监魏忠贤，使天启一朝成为相当恐怖的黑暗时代。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天资并不差，如果正常地上学读书，应该不至于太糟。可惜，他连一天书都没有正经读过。

        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与一位低级宫女生的长子。四年后，皇帝与他终生宠爱的郑贵妃又生下次子朱常洵。因此，朱常洛遭受了父亲的长期冷落。围绕他能否立为太子，万历皇帝与群臣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对抗，形成对大明晚期影响巨大且深远的“国本之争”。大明后期著名的四大疑案，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全部与此密切相关。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经十九岁，才被立为太子。但此后始终没有摆脱可能被废黜的恐惧。朱由校也跟着父亲一道，在不受人待见中长大。

        按照明王朝的制度，皇子皇孙出生后，命名、册封、读书、婚姻均由皇帝决定。朱由校作为皇长孙，除了名字之外，其他全部被搁置一旁。即使父亲被立为皇太子后，他也没有按照常规被立为皇太孙。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而且，万历皇帝没有给他册封任何名号不算，还不允许他上学读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位亲祖父临死前一天，才在遗嘱中吩咐，皇长孙以尽早上学读书为宜。此时，朱由校已经十六岁。距离他当上皇帝，只有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了。

        朱常洛当上皇帝后，郑贵妃不知是想讨好他，还是别有用心，给他送来了八位绝色美女。据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仅仅坐上皇位八天，皇帝就开始生病。

        据时人记载，这位并不缺少妃嫔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和他的祖父隆庆皇帝一样，在极度郁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时面临着被亲生父亲废黜或者抛弃的厄运，因此，循规蹈矩，特别谨小慎微。

        如今，自己终于做了皇帝，朱常洛也与祖父一样，宛如色中饿鬼，不顾病体支离，每天晚上都要与数位美女交欢。不久，病情加重，在吃下一粒可能具有某种滋补壮阳作用的红药丸后，感觉良好。于是加大剂量又吃一粒，结果第二天一早就死掉了。这就是红丸案的大致经过。

        朱常洛从当上皇帝到死去，正好一个月时间，由此被称为“一月天子”。他的性情也颇有乃祖风范，据说，在仅仅一个月时间里，已经做了几件为人称道的好事，显示出了明代皇帝中少见的通情达理、仁慈宽厚的好脾气。

        朱常洛死后，侍奉他的宠妃李选侍不肯搬出乾清宫，并将应该继承皇位的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手上，希望以此自重，能够册封自己为皇后，因此与群臣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在大太监王安的支持下，迫使李选侍迁移出乾清宫，夺回朱由校，将这位大明历史上第一位既不识字，又没有任何名分的皇长子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所谓移宫案的大致过程。

        从现有资料上看，朱由校当上皇帝之前的历史记载很是简略，这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推测，去想象一个不需要读书、备受冷落的男孩子如何成长到十六岁。好在这些并不重要，有上面这些说明和下面将要看到的一切，也就足够了。重要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到皇帝的位置上之后，很多资料可以告诉我们，在大明晚期，一位不识字的皇帝是如何治理自己国家的。

        明朝晚期，皇帝处理国家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奏疏与公文来进行。标准的程序，我们在前面关于“票拟”与“批红”、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中，已经大体可以知道。其浩大的工作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显然，这项工作，对于任何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从上述工作流程中，我们也早就已经发现，一旦皇帝厌倦了或者没有能力处理这项工作的话，司礼监的太监们就变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不幸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恰好既厌倦又没有能力面对这些工作。

        做了皇帝以后，朱由校曾经很高兴接受大臣们的建议，相当郑重地开始读书学习，聆听他们为自己讲解圣贤们的四书五经。只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小伙子，从识字开始研读那些艰涩的教义，都稍嫌晚了一些。何况，此时的朱由校已经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才能和兴趣。在那个领域里，皇帝心醉神迷，游刃有余，不学自通，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与才华。

        我们找不到天启皇帝曾经师从什么人学习过这门技艺的任何资料。皇帝成长的青少年时节，正值皇宫里几大建筑屡遭大火焚毁、从而不停地大兴土木的时期。很有可能是在目睹能工巧匠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中，百无聊赖的少年无师自通，心智大开。从此，他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这种富有创造乐趣的劳动。

        据说，当时流行一种水面木偶傀儡戏，各种木偶的表演动作基本由人力控制。朱由校对此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亲手制作的木偶，不但雕刻漆画栩栩如生，而且将人工控制改成了机械化的自动控制。启动开关后，木偶可以游移转动，打斗翻跌，使傀儡戏一下子变得情趣盎然。

        朱由校还做过一项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发明——

        盛夏酷暑时节，他亲自动手，将皇宫中那些防火用的硕大铜水缸——今天，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的各大宫殿旁边，还能看到那些巨大的铜水缸——改造成了水景喷泉。他将大铜缸穿凿成孔，装上他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的器械，再盛满水，按动开关后，水势逆飞，或泻如瀑布，或散若飞雪，最后亭亭直立，宛如玉柱。此时，安放在缸底的鎏金木球忽然涌上玉柱顶部，上下盘旋，久久不落。据说，每次开动，都会引来大批宫中人等，一时间欢声雷动。要知道，那时可是没有电，没有发动机，没有水泵，也没有什么水压、液压、油压机械与装置的。可惜，此项发明已经失传，否则，我们可以想见今天该项发明会为国家创造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

        有一次，天启皇帝命令几个小太监，把自己亲自雕制的工艺玩意儿，拿到今天我们熟知的北京前门大街上的珠市口市场上去卖。他规定，开价千金，不许讨价还价，爱买不买。结果，据说是很快便被人抢购一空。千金，可不是个便宜价钱，怎么折算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十万元人民币以上了。可见其制作之精良。

        从历史记载上看，朱由校精通泥、瓦、木、漆、雕刻等工种，锛、凿、斧、锯、刨、刀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自己设计，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家具，自己雕镂制作各种玩具和摆设，均精巧绝伦，而且每每具有出人意表的新鲜创意。就是说，很有可能式样、做工、性能、品位均与众不同，且不流凡俗。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这恐怕的确需要很高的天分和热爱才行。

        据说，从事上述工作时，皇帝极为投入，每次都光着膀子，经常废寝忘食。或许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跌份儿，不好意思，因此，除身边的极少几个人外，严令禁止其他人看到。于是，魏忠贤就每每在这种时候，拿着大臣们的重要奏疏报告去向他请示工作。最开始，皇帝还会听一听怎么回事，到后来，经常的回答是：“我知道了，你们用心去好好办吧。”倘若在兴头上，则会亲昵地骂道：“这点小事还来烦我，我要你干什么？”魏忠贤通常的反应则是检讨自己的愚蠢与无能。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既能谦卑地承认自己没有出息，又能把令人心烦的事情，忠心耿耿地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人才或奴仆。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心目中，魏忠贤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干才。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何许人。但是，知道魏忠贤这个名字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与朱由校比较起来，魏忠贤的知名度可能要大得太多了。尽管魏忠贤只是依附在朱由校身上的一只寄生虫，类似我们知道的虱子之类。但是，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由于天启皇帝朱由校所提供的充足营养与细心呵护，这只本来微不足道的寄生虫，在六年多一点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一只名副其实的巨兽，一个极为可怕的人形嗜血动物。

        作为坏蛋，正如一位美国汉学家所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很难找到为魏忠贤说好话的理由。尽管正如人们所知，美国人比较习惯于给坏蛋找出一些不那么坏的理由，由此证明自己的公正，哪怕这个坏蛋已经坏得无以复加。不过，既然魏忠贤能够成为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坏蛋，一定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没有出类拔萃的能力，要成为哪怕是反面的典型也并不容易。

        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据说是在赌博输了之后，还不起赌债，于是，一气之下，自己把自己给阉了。能对自己下这种黑手，已经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魄力。

        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多才多艺。

        他精通琴、瑟、鼓、乐、踢球、歌、舞，戏曲演唱水平极高。有证据表明，此人的戏曲水平，已经达到可以做专业演员的老师的程度；他还善于骑射，在驰马如飞、间不容发之际，可以左右开弓且百发百中；又有胆识，遇事善决断，有担当，出手大方，花起钱来相当豪爽；而且，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为人机智诙谐，极其善于插科打诨，他讲起话来高度机智幽默，常令人笑不可支。

        这些本事，恰好是我们的天启皇帝，除木匠手艺外，所最需要和最喜欢的。偏偏还有一样短处，也和天启皇帝一样——魏忠贤也是个文盲。这很有可能使君臣两人，惺惺相惜，更能玩到一起。

        魏忠贤进宫后，凭着这些本事，先是与地位较高的宦官魏朝结拜为同姓兄弟，后来，又经魏朝引见，结识了当时名望极高的大太监王安，颇受后者赏识。以至于后来有一次魏忠贤犯罪当死，王安救了他一命。

        而在此期间，真正表现出魏忠贤眼光的，是他在万历皇帝活着时，愿意去太子东宫，伺候倒霉的朱常洛与朱由校，这是“烧冷灶”，是一次真正的赌博。万历皇帝如果真的改立太子的话，魏忠贤将输得永无翻身之日。应该说，终万历一朝，这种可能性都相当大。然而，毕竟，魏忠贤赢了。

        从自己结拜兄弟手中横刀夺爱，是魏忠贤一生的转折点。

        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妈。朱由校不但是吃她的奶长大的，而且在他备受冷落的青少年时代，这位客氏始终陪伴、呵护着他，因而，成为朱由校事实上最亲近、最信任、最须臾不可离的人物。

        史籍记载，这位客氏身材窈窕，姿容冶艳，相当风流。

        朱由校当上皇帝后，大臣们曾经强烈要求，按照惯例将这位奶妈送出皇宫。结果，仅仅一天，皇帝就泪流满面，不吃不喝，于是，大臣们只好同意又把她请回宫来。从此后，直到朱由校死，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位奶妈，并且使她享有相当显赫的待遇。据此，曾有不少古人和今人都在怀疑，朱由校与客氏之间，可能不仅仅是乳母与乳儿的关系，大约是这位客氏，使朱由校懂得了人事。或者说白了吧，就是有古今学者怀疑，二人之间可能除了大家所知道的关系外，还有男女之情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找到任何证据足以支持和证明这一点。

        从朱由校的一生行事判断，他似乎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皇帝，他对女人好像远远没有对木匠手艺那么着迷。在历史记载上，我们看不到他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具有通常健康男子都会具有的那种对女性的渴望。从一般青年男性的心理判断，这位客氏在他身边的功能，大约是那种集母亲、大姐、妻子、密友、保姆、顾问、助手、监护人和保护者于一体的角色。一般说来，那种从小缺少关爱、缺少亲情、缺少玩伴的孤独少年，对此肯定具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依赖。

        当时，客氏的对食是魏朝。明朝初期，太监娶妻是死罪。到中后期，太监与宫女结成夫妻已经普遍而公开了，俗称“对食”或“菜户”。北京今天还有的地名菜户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魏朝与客氏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

        不料，客氏见到魏忠贤后，两人竟然一见钟情，难分难解。于是，在魏朝与魏忠贤这一对结拜兄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一天半夜，这两人终于在争吵后大打出手，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由校并不恼火，问清缘由后，笑眯眯地问客氏想和谁好，客氏当即回答是魏忠贤。于是，天启皇帝做主，让魏忠贤与客氏结为“对食”夫妻，命魏朝退出三角关系。

        要知道，若是论起在宫中的地位来，当时的魏忠贤可是远远不如魏朝。

        公元1620年10月，天启皇帝登基后半个月，下诏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赐魏忠贤世荫锦衣卫正千户，官秩五品。不久，又下令将并不识字的魏忠贤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一跃成为帝国权力中枢里的重要成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将偌大一个帝国折腾得昏天黑地。

        这里面，客氏起了重大作用，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

        几天后，魏忠贤与客氏假传圣旨贬魏朝，魏朝闻讯出逃避难，被魏忠贤派出的人抓住后，勒死在河北献县。

        公元1621年9月，魏忠贤杀死王安，奠定了在宫廷中无人敢挑战的地位。

        王安在万历时期就是保护与辅佐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主要人物。据说，此人的学问、人品极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好太监的典型人物，在当时的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朱常洛当皇帝后，王安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朱由校当皇帝后，又准备晋升他为掌印太监。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后宫中太监的最高职位了。按照当时帝国官场的惯例，任何官员接到晋升的通知时，必须上疏表示推辞，显示自己的谦虚与没有野心。王安也照惯例做了。不想，这一推辞却辞出了大祸。

        王安体弱多病，长时间在家里养病，只是间或到宫中值班。在此期间，朱由校第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稀里糊涂地把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在自己登基时立过大功的顾命大臣杨涟撤职，并赶出了北京。这使王安很气愤，因为，此二人既忠心耿耿，又有大功劳于朝廷，且很有才能。因此，王安就在表示谦虚的推辞奏疏上说了句气话，说是“臣愿领罪，不领官”。谁知，朱由校却极不高兴，认为这是王安在蔑视自己，把奏疏抓起来就扔到了一边。

        于是，魏忠贤不顾王安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大恩，与客氏等人一起，在朱由校面前进了不少谗言。显然，他们的工作起了作用。朱由校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下诏将王安贬到北京南苑的一处皇家游猎场做苦力。随后，魏忠贤将该游猎场的一把手换成自己的心腹。在他的折磨下，王安没吃没喝，最后被裹在被子里闷死了。王安对魏忠贤有大恩，魏忠贤何以会下此毒手，历史记载上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不管怎样，肯定与宫廷中的权力斗争有着密切关系。

        王安死后，天启皇帝任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他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据说，此人文化素养很高，在太监中素有才名，是王安的好朋友。但是，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自始至终参与了魏忠贤整治王安的全过程。而魏忠贤没有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不识字；另外一个原因，是王体乾其人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是故，虽然在表面上看，他现在已经是魏忠贤的领导，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敢违抗过魏忠贤的意志。

        公元1623年，即天启三年，是魏忠贤发展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开年就很吉利，正月十八日，天启皇帝按照魏忠贤的设计，改组了内阁，新上来的四位内阁大学士，基本是按照魏忠贤的希望任命的。这一年的结尾也结得不错，十二月，皇帝任命魏忠贤提督东厂，将一把极为锋利的杀人的刀交到他手里。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地点在北京东安门北。与洪武年间朱元璋所设立的锦衣卫并称“厂卫”，是明代最大的负责侦缉与刑狱的特务机关。东厂的权力与地位均在锦衣卫之上。它受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除皇帝外，任何人都在它的监控之中。主持这个机关的宦官一定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的报告，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直接交到皇帝手中。他要抓要杀任何人，也只凭皇帝一句话。其可怕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情况就很不好。

        开年第一天，长兴县发生暴动，知县被杀；

        一进入二月，日赤无光，蓟州、永平、山海关、北京连续发生地震，宫殿摇动，皇帝住的乾清宫晃得最厉害，晃得朱由校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发生兵变；

        五月，福州发生兵变；

        五月底，谁也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皇帝发起火来，立命魏忠贤出宫，回自己家去闭门思过；

        六月初一，认为弹劾魏忠贤时机已经成熟的著名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天启皇帝，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并且提醒皇帝：眼下，魏忠贤的势力已经大到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只知道魏忠贤，而不知道有皇帝的地步。

        按照国家规定，大臣的奏疏必须先由皇帝过目后才分发处理。由于皇帝识字不多，很少亲自批阅奏章，大多由宦官念给他听，于是形成了新的规矩，一切奏疏都由魏忠贤与诸太监商量完毕，再报告皇帝。据历史记载显示，不识字的魏忠贤听手下人读完奏疏后，放声大哭，极为恐惧。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由客氏守在皇帝身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亲自为皇帝朗读杨涟的奏疏。经过避重就轻、删除要害情节与词句的处理后，皇帝听完，一头雾水，基本不知所云。就在皇帝大不以为然，认为杨涟小题大做之际，满腹悲愤的魏忠贤来到皇帝面前，痛哭失声，述说自己的委屈，并请求辞职。于是，皇帝扣发杨涟的奏疏，不许魏忠贤辞职，并亲切勉励他不必为自己辩护，小心当差做事就是了。同时，发布圣旨，斥责杨涟捕风捉影，捞取名声。

        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大臣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极其讲究道德学问，并且在此方面的确相当高超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政治才能与动手能力方面却表现低劣。结果，这场得到广泛同情与声援、东林党人对魏忠贤阉党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居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天启四年七月份以后，在皇帝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下，魏忠贤开始由全面防守转入全线进攻。

        到这一年的年底，至少在朝堂上，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已经土崩瓦解。从皇宫内到朝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向魏忠贤发起挑战了。就连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且威望相当高的孙承宗也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在此前后，据说只有一位张皇后敢于在任何场合都不买魏忠贤与客氏的账。她力图劝阻皇帝过分宠信魏忠贤的行为，并且有意在皇帝面前阅读《赵高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天启皇帝似乎是一位在女色方面相当疏淡的皇帝，这使皇后的劝谏看不出任何效果。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

        从公元1620年10月到1627年9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当了七年皇帝。这期间，辽东局势日益糜烂而不可收拾。

        先是熊廷弼，这位富有战略眼光和才干的辽东经略，被支持东林党人的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及其联合支持下的辽东巡抚联起手来，弄得一筹莫展，最后作为东林党政治才能低劣的替罪羊，被捕入狱。

        然后是袁崇焕，这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臣、名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县。这次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这里面，除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平心而论，朱由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宁远战略地位的认识，显然比朝廷中的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还要高明。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支持也相当大。这次战役重挫清军，努尔哈赤负伤。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有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因此，努尔哈赤郁郁寡欢，不久竟然死掉了。

        第二年，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六月间，袁崇焕又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重创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即在今天辽宁省的兴城、锦州一带，取得了第二次对清军作战的胜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为这些空前的胜利论功行赏时，朱由校连续表现出他的没心没肺，魏忠贤获得了大明帝国历史上空前的表彰——由于他是宦官，所以用封赏他的家人来表达对他功劳的奖励，他的一个侄子被连升九级，加封太师，位列三公之首，也是文臣之首。这是大明一代除了张居正之外，很少有人活着时能够得到的崇高官职与荣誉。魏忠贤的两个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侄孙，则被封为侯爵与伯爵。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等将领，则只是按照普通战功，升一级以资鼓励。而且，不久后，朱由校莫名其妙地开始批评、责备袁崇焕的一些部署与做法。袁崇焕亦听说魏忠贤对自己耿耿于怀，于是，灰心之下，这位唯一可能挽救辽东危局的人辞职求去。

        而朱由校居然就批准了他的辞呈。

        从此，辽东局势，日益糜烂，再也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从天启六年下半年开始，由浙江巡抚牵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狂潮。建这种生祠的意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感念他的功德兼为他祈祷祝福兼表达自己崇敬之情的意思。从此时开始，魏忠贤被人们称呼为九千岁。

        这些，表现了天启皇帝对他宠爱的程度，也表现了这个帝国腐烂的程度。

        除此之外，谈论起来相当乏味。

        但其中确实可以得到反证的一个信息就是，天启时代的那些坏事，很有可能确实是魏忠贤干的。可是，越是如此，越证明了这位天启皇帝的糟糕。

        据说，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死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确定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位皇帝叮嘱了弟弟两件事：

        第一件是请他善待他的嫂子，即自己的张皇后；

        第二件则是告诉即将继承皇位的弟弟，魏忠贤忠诚贤能，可以继续重用。

        公元1627年即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在位七年。死后葬在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德陵。

        第二年，各地开始出现农民暴动，距大明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不到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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