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治天下”有多种比拟，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如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国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国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国家：“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很不样。”

        农民的世界观是静态的。在农民的眼睛里，世界是永恒循环的。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

        朱元璋也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千秋万世，永不坍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样，永远在静态中循环，直到天荒地老。

        这不仅仅是朱元璋一个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个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词汇。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女子，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成了一种偏执和狂热。从心理学角度讲，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坚强，他们倾向用自己的意志来规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无秩序状态。他们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条理分明，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会要求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摆放有序：洗漱间挂的毛巾花纹要对齐，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厨房用品摆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严格按规定，固定在星期几。

        朱元璋就是这样。如果他终生只是一个农民，他也一定是一个治家极严的家长，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家里一切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田里的庄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总，他一定会把公司管理得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成了“予一人”之后，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续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荡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一个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他感觉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业。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正合适他。以他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

        他会手把手地指导村民们每块地上应该种些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拉着他那张驴脸，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国家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了，过于复杂了。国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国不同于治村。对于在农村骑惯了驴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一头没有见过的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他熟悉驴子的秉性，可有点摸不透这头恐龙的脾气。

        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为了一个人的“省心”，他必须使其他人都“静心”或者“无心”。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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