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当土匪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冠，可谓千载一时。

        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痒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

        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并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

        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大贼头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卖，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

        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为狡猾，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

        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秘奏，希望朝廷下令这些贼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

        对此建议，明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满洲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及不过来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扯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讬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讬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政委”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满清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这位白晰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望风丧胆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满清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满清军正面交战。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好玩，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

        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钜鹿附近屯兵。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为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请求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末（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箭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高起潜公公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卢象升诗词均做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武穆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这还不算，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

        人虽众，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清军此次入口，还围攻高阳，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前阁臣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年逾古稀，仍旧奋髯而起，率全城人民抵抗。血战两天后，老夫子被清军抓住。他望北京方向叩头，乘守兵不备，投缳自杀。其子侄孙子辈近二十家族男性，皆与清兵格斗而死。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

        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满清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穷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个银子真正用于“练兵”。更坏的后果时，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大跃进”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滑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当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哄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

        “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

        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买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的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县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

        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张献忠大贼头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苍惶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左良玉悍将，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大贼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连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贼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其死敌。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详情见本书《徒持金戈挽落晖》）。

        四川处处陷没，贼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贼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妆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贼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苍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丽壮伟的襄阳王宫倨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瘫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

        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一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同时，他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日夜供弟兄们奸淫，开拔前皆杀而食之。

        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朱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朱金星是犯法被贬戌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在当时几乎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

        ，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

        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于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

        别人逃的了，福王没有这福份。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

        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贼不屈，英勇就死。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

        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农民军中各行各业能手应有尽有，几个昔日大厨子出身的兵卒闻言踊跃，持刀上前，轻刮细剃，先把福王身上毛发尽数刮干净，然后拨去指甲，以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干净后，送大闸蟹一样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肥肉与鹿肉齐飞，汤水共花椒一色，终成一顿美餐。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明史》中记载他“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碎，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

        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清初，其子杨山松不是省油灯，又作《孤儿吁天录》，极力掩辩，谓其父乃正常病亡，不是畏罪自杀，想左右写《明史》的清朝史官看法。可幸“馆臣未受其误（导）”，并未把杨嗣昌描写成“有劳无过”的忠臣。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

        老张真是黑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势如破竹之下，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昌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青妇女挑出送入军营轮奸，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由于人太多，贼兵杀得胳膊都肿，于是想出一计，开汉阳门假装放人。百姓以为可逃性命，纷纷从此门奔出，张献忠贼兵以铁骑蹙逼，把数万人挤入江中淹死，“自鹦鹉洲达于道土洑，浮尸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数十万武昌人民，被贼军尽皆杀死。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伪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崇祯帝大错之五松锦大战错误指挥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满清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统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汉奸卖国贼”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满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已，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

        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为此，祖可法、张存仁这几个汉奸立刻忙乎起来，先在义州修城，以此为前哨，屯田练兵，为将来的大战保障稳固的后勤支援。义州在广宁与锦州之间（距锦州仅九十里）。

        于是，1640年夏，皇太极本人亲自到义州一带观察地形，并率军杀至锦州，用红夷大炮猛轰城内明军。趁明军闭门严守不敢出之际，清军把城周的粮食尽行割光，运回义州作为军粮储备。

        义州这个重要战略要地，明辽东巡抚方一藻三年前就上书朝廷建议重修，无人过问。至此，反而成为清军的攻击落脚处。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流贼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满清军。

        洪承畴确实是明朝少有的真正有将略的文臣。他到山海关巡视后，立刻抽练兵卒，置精兵于山海关之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以能将吴三桂为总兵官，信用辽东本土将官祖大寿等人，在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卫、中后所、中前所等八城屯精兵近八万人，大大加强了宁锦防线的实力。

        面对汹汹而来的皇太极满清军，洪承畴审时度势，在得知吴三桂等一万明军分赴松山、杏山驰援消息后，他又下令总兵曹变蛟、马科等人率二万人出关，于五月十六日抵达宁远。

        先行抵达杏山的吴三桂非常勇敢，率军与清军交战，可惜先胜后败，几乎陷没于阵，数千明兵被杀。

        清军此次攻围宁锦非常有耐心，已经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并定期三个月轮换士兵，保证士气和进攻能力。同时，清军按部就班，逐步清除锦州城外的明军堡垒。

        锦州城内明军并不示弱，屡屡出城与清军交手，双方杀伤相当，谁也不占大便宜。

        清军、明军双方源源不断运粮运攻具于宁锦，大打消耗战。

        在环围锦州的情况下，清军仍多疏漏，近两万石粮食在交战期间被明军运入城内，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

        七月间，洪承畴本人自率曹变蛟、马科、吴三桂、刘肇基四位总兵官带兵四万至杏山，与清军大战，吴三桂一部独胜，清军退却。由此，清军全部集中围打锦州的企图受挫，明清两军在松山、杏山与锦州之间形成战略相持。

        洪承畴在杏山首战后非常有信心，急忙上奏朝廷，请求派十五万大军以及运送能供一年的粮草到位，才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同时，他调动灵活，为节约粮食，只留吴三桂一部万余人马于松、杏一带，拖住清军，其余兵马即刻回关内休整养锐。他还下令宣府、大同、密云三总兵出关，准备转年待诸军集结完成后毕其功于一役，与清军决战。

        汉奸张存仁对满洲主子可谓用心良苦。他发现清军包围锦州有多处缺口，即刻苦口婆心劝说皇太极从严从重惩罚松懈的清将，加强围困，在锦州城外深挖嵌壕，多筑战台，并先取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

        皇太极“知罪就改”，下死命令严防明军从锦州以外运粮草等物入内，把城围得水池不通。

        由于诱降了明军镇守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头领那木气，两营蒙古兵连家属六七千人向清兵投降，锦州城外一度为清军攻占。多亏祖大寿率兵死战，最终夺回外城。但是，外城不少城垣遭受破坏，锦州防御能力大大降低，基本上明军只能凭内城守御。

        胶着之间，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从宣府、大同等地抽调出关的明兵哗变逃亡，乱了好大一阵才抚平。

        得知锦州已经完全被清军隔绝，北京的崇祯皇帝十分焦急，怕丢掉这座战略要地，死催洪承畴即刻进兵。无奈之下，洪承畴只能力催各道兵加紧出关，最终于四月中旬齐集于宁远城，共计为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马科、东协总兵曹变蛟、中协总兵白广恩、阳和总兵杨国柱以及王廷臣和吴三桂七个总兵官，共十二万多人。

        四月二十五日，明军与清军在锦州以南十五里开外开战，虽然是在地势上以低攻高，明军英勇，清军虽顽强，仍然伤亡惨重。

        六月间，洪承畴挥兵六万攻清军于松山，夺其三营，杀伤清兵甚众。从当时情况讲，明军已经取得战争主动权，围困锦州的清军开始动摇。

        关键时刻，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将领石延柱献上“妙策”，竭力劝说主子皇太极不要为小败而产生沮丧情绪，把“围城打援”当成作战原则，坚持下去肯定胜利。

        洪承畴此时很清醒，他上奏朝廷，决定应该在保持战场优势的情况下，在松、杏一带与清军相持。多年与女真人交手的祖大寿在锦州城内也向京城送信，嘱诫明军切勿轻易与清军野战，即使交战，也应用车阵逼之，使其骑兵不得驰击。

        同时，他还表示锦州城内粮食充足，大可支持半年。

        战地统帅洪承畴与锦州守卫主将祖大寿如此表示，朝内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坚持速战。这个吏选入朝当尚书的无谋浅视之人被小胜冲昏头脑，力劝崇祯帝下诏催诸将速战速决。崇祯帝偏听偏信，经不住陈新甲激劝，立刻下旨让洪承畴马上进兵解锦州之围。陈新甲为了大张其事，还派出亲信往军中监视，死催出兵。

        松山之地，位于锦州与杏山之间，实是宁锦防线的咽喉要地。洪承畴得到御旨，不敢不遵，只得下决心在松山与清军展开决战。

        由于清兵在锦州南的乳峰山东结营，洪承畴就下令曹变蛟率军屯于乳峰山西，以斗其势。明军数万大军，在松山与乳峰之间连扎七座大营，遍掘长壕，密排火器，列马布阵，旗甲鲜明。

        进围锦州的清军见明军如此势盛，不少人内心十分惶恐。

        锦州城内祖大寿敢战，他于八月二日首先开城自城内杀出，与围外入内的明军联手，予以包围锦州的清兵严重杀伤，但宣府总兵杨国柱也在战中阵亡，明军损失不小。

        双方大战七、八天，各自损兵折将，基本持平。

        身在沈阳的多尔衮坐不住，他不顾自己严重的鼻出血，用大棉花团子塞住鼻子，自率三千精骑，“御驾亲征”，飞驰六天六夜赶到松山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清军不惜血本，后备军预备队一齐上，总共十二、三万人马。与之相较，连同守城明军算在内，松山一带的明军大概也是这个数，双方军力差不多，都无明显优势。

        双军相较，就看精神头了。

        皇太极在松山结阵。他登高察望，仔细观察许久，与左右满汉将领切磋半天，终于找出明军漏洞：洪承畴明军过于集中，前锋兵甚锐，后守薄弱。于是，皇太极立刻布署，决定断绝明军粮道，下令清军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多处立营，挖壕筑台，围困明军。

        如此一来，清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整盘皆活。

        如果此时撤兵，洪承畴可能不会损失太大。但崇祯帝不表态，洪承畴只能死扛。当时，大同监军张斗看出些清军端倪，建议分出一只兵马在长岭山驻守，以防止清军包抄明军后路。洪承畴没有采纳。即使如此，他此时趁清军新来援兵立足未稳赌一把大的，果断命令明军即刻出击，兴许还能出奇制胜。但他没有，呆等“战机”。“战机”不来，清军却把杏山、松山切割开来，明军后路被堵。由此，自宁远经塔山运抵杏山的粮道也就塞掉。

        明军上下得知此事，军心立刻动摇。

        洪承畴不愧是谋划老帅，他本来安排诸将在城内稍事休整后，转天白天倾锐一战。由于马上要绝粮，这就等于“背水一战”，士兵只要有必死之心，在兵力相当情况下，兴许能杀败清兵。

        恰恰就在这时，朝廷兵部尚书陈新甲派出的心腹监军张若麒在宁远发来一封急信，让洪承畴率诸将先回宁远就食，吃饱后整兵回战。先前他一直死催洪承畴出战，这节骨眼他又要洪承畴撤军回宁远，完全是瞎指挥。最要命的是，他这一封信，大大动摇了松山城内的各位明军将领，不少人不想冒险，要求率部先回宁远休整持粮，再回来解锦州之围。

        洪寿畴坚持已见，诸将议论纷纷。洪承畴无奈，只得自己守松山，听任诸将分道突围。

        大同总兵王朴先逃，各总兵趁黑胡乱出城遁走。结果，严阵以待的清军在半路迎头截杀，杀死全无斗志的明军无数。由于夜深看不见道路，不少明军在海边逃走时正遇涨潮，淹死许多。明将曹变蛟英勇，转天深夜，他率所部自乳峰山而下，荡清营数次，有一次还奔入皇太极御营，几乎要了这位清帝性命。可惜夜见昏黑，曹变蛟本人中箭，只得带伤逃回松山城中。

        松山、杏山一带，到处都是明军的尸体。明军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大胜之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明廷虽下令范志完代洪承畴为蓟辽总督，逃出的吴三桂又在宁远一带招集败亡残兵，但一直没能再有力量组织一只有力援军，明廷听凭松山、锦州被围。

        松山城内，此时还有万余精兵。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以及辽东巡抚丘民仰一共守城。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并无任何明朝援军到来的消息。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别人不讲，曹变蛟乃明朝大将曹文诏的侄子，骁勇绝人，在陕西等地曾经大破贼军上百次，农民军对之闻名丧胆。特别是南原一战，曹变蛟率军攻杀，农民军尸骸相叠，李自成仅与七骑走免，余众皆降。正是由于他的英勇，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时特意带他出关。至此，竟然被奸贼所执，遭满人杀害，明廷又失一栋梁。

        曹变蛟、王廷臣两人乃明朝总兵，其实还有求生机会，清将要二人剃头易服，归降清朝。二人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剃！”于是相继被杀。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姓精兵，可称是最厚的老底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松山一失，锦州再也无望。三月八日，祖大寿率守城兵将七千人出降。这一次，他是真降，即刻被送入沈阳。皇太极善待之，并未翻脸杀他。但是，锦州守兵没那么好运，除祖大寿亲信部将数十人以外，几千明军士卒皆被处决。同时被杀的，还有一直忠于明朝的两千多蒙古士兵。这些蒙古人力大，满清兵骗去他们的兵器，以招宴为名，在城外以铁骑逼之，箭射刀砍。蒙古兵再勇武，赤手空拳，打不过刀枪箭矢，皆格斗而死。

        继锦州后，塔山、杏山两城，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山海关以外的八座坚城，如今已失其半。

        祖大寿入沈阳后，在大清门外下跪请罪，向皇太极表示罪该万死。有汉人降将进言，说祖大寿反复，应该杀掉。皇太极认为可以用祖大寿在日后招降他的外甥吴三桂，不听，仍然待之以礼，让他日后“竭力事大清”。日后，祖大寿一系兄弟子侄皆成为满清鹰犬，为之前驱效力，立功不少。直至顺治十三年，祖大寿才病死，清朝葬以一品官员礼。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他作为人质留在清营的儿子祖可法（有称为其义子），翻蹄亮掌为满清忙乎多年，也在祖大寿病死的同一年病死，当时的爵位是子爵。这两父子，也是明清之间的一个奇观。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降了，剃发后穿满服跪于崇祯殿外向皇太极乞罪：“臣将兵由松山援锦州，曾与天兵数战，大犯天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松山，粮绝兵疲，城破被擒，分当受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臣知罪大，不敢入殿。”

        皇太极谕之曰：“彼时尔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之大胜，实乃天意。朕恩养于你，上合天道，望你尽心图报即可。”

        洪承畴叩头不止。他随即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与祖大寿均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当时，由于皇太极最宠爱的关睢宫宸妃病死，使这位女真爷们如丧考妣。先前他在松山大胜后匆匆回沈阳，也是为见她最后一面。所以，接见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一批降臣降将时，皇太极还沉浸于悲痛中不能自拔。这位宸妃为皇太极生过一个儿子（皇八子），可惜二岁而殇。崇德六年九月十二日，皇太极在松锦前线正加紧指挥对明军的战斗。宸妃病重消息传来，这位皇帝转天即上路，催马挥鞭往沈阳赶。十七日，刚刚驻马喘口气，听闻宸妃病危，皇太极夜间赶路，纵马奔驰。入沈阳后，得知宸妃已经咽气。大刺激之下，皇太极数日水米不进，神经病一样，二十三日痛哭，一口气喘不上来，竟然昏死过去，差点“殉情”。此后，皇太极每每触景生情，大哭不止。这位宸妃，她的妹妹是电视剧《康熙皇帝》中的“孝庄”孝庄文皇后（即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死后谥“孝庄”），当时，这位“孝庄”是皇太极的“庄妃”。这姐俩与姑姑博尔济吉特氏均为科尔沁蒙古人，皆为皇太极的“夫人”。不过，姑姑是皇太极“大福晋”，即日后的“孝端文皇后”。科尔沁蒙古与后金结姻，原本目的是为了一起抗击察哈尔蒙古（此部曾与明朝结盟）。

        皇太极还真是个情种，这么野蛮的一个满清皇帝，因思成病，竟然病入膏肓，转年11月撒手西归，死了。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

        的内容。直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皇太极病死前数月，还有件重要事情可表：崇德七年阴历十月，西藏的达赖五世派使者迢迢赶至，奉满清为“正朔”。这件事让皇太极又意外又惊喜，本来他不信佛教，如今他一反常态，一个一口阿弥陀佛，向达赖五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并遣使奉大批珍宝回访藏地，向达赖及班禅示好。

        崇祯帝的大错之六犹豫不决的和议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满清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一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犬羊”的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满清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国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

        ，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清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窜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汉奸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满清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满清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满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

        ，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责任声称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根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按在他头下。

        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力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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