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三一年底败退东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长城内外九省三市’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像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做‘马上得之’；毛泽东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至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的缘故。——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三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的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零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emporary C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a under 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钜着，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那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的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长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零～一九二四零）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儿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二宇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渠、杜月笙那一阶级，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毛泽东的‘革命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Moral Code），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一九二零～一九二四），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一九二二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玆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共秘密组党（一九二一．七）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一）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一九二二．四）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一九二二．四．一八）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一九二三．一一．二）

        六、曹锟贿选作总统，中山继续北伐（一九二三．十）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一）

        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一九二四．十）

        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娲，循序前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涘涯？‘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军阀大事，分段编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的画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

        一、袁氏当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二、皖系段氏当权（一九一六～一九二零）三、直系曹吴当权（一九二零～一九二四）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这个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一面自上到下，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涵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独立性。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做‘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輮，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安国军总司令对抗革命军总司令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据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一九二五．三．一）

        三、奉军郭松龄倒戈失败（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一九二五．三～十一）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一九二六．四．一）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一九二六．五．一）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十二．一）

        八、革命军宁汉分烈，清党分共（一九二七．三一．七）

        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一九二七．六．十八）

        十、庄冯阎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一．一六）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

        十二、张学良易帜（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一九二七年之中国’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辇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还算是半部书呢。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茨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ties’，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Stalinists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遇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如何再由赤变白，并几乎把个小共产叫邓小平的也给宰了。——那时邓公还在‘永不悔改’阶段。美国的那些小共产们，还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一九二七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军阀的老搭档、江浙财团的大护法一世祖），那还讲得完吗？

        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杜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四个小圆圈 十二年大混战

        什么叫做‘四圆’呢？

        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来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绪来，对民初那一段混乱的内战，作点有系统的了解。

        原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海军和八十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一九九四）也没有再统一过了。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一九二零年（民国九年）七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鹊巢鸩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之战’。一九二零年八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同上‘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且看：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一九一二．一．一三）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一九）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一九一三．一一．五）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冶国（一九一四．七．一）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一．一五）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三二）

        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他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衣索匹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们，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长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一九一六～一九二零）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一九一七．七．八）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一九一七．九一）四、广州桂系排孙（一九一八．五）五、‘五四运动’爆发（一九一九．五）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一九二零．七）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一九二零．七）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还没有解决的希望呢！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毛泽东，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为著‘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柢，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钜着，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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