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当权”者，他们之中有的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有功劳的；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站在了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但是也有些人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在揭露“文革”中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揭露批判。他们之中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不因为这些人职务高就不去揭露和批评，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这一点大家认为不应该含糊，也没有含糊。

        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党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

        “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这是邓小平一个冷静的估量，先讲清楚这一点，免得在做不到全部解决时收不了场。哪些问题在这个会议还不能解决，邓小平没有列举，大家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邓小平还讲到会上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三人提了意见，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但他的主张是，三个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在第三次大会后的11月27日晚的汇报会上，邓小平谈到外国评论家问他吴德怎么样？他说吴德有错误，但看人要看整个，不能只看一段。

        再后来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讲到对一些同志的批评问题，邓小平说：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一下，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能不能做到？大家揭发批判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正确的。背靠背，问题还可以揭。对待陈锡联的问题，我在辽宁说过，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在中央开工作会议时，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犯有错误的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可能深一些、浅一些，讲了就可以了。

        接着邓小平又讲起吴德，邓小平说：吴德同志调离北京市，政治局委员不动，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会上问出席汇报会的华北组召集人林乎加：吴德做检查时，你们鼓了掌没有？林乎加说鼓掌了。

        邓小平说：接着批评可以，还是要安定团结。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了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稳。常委统一意见，这次会上这些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后，不要再讲了。以上这一点要向到会同志讲清楚。

        邓小平又说，这些同志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后大家提出意见时怎么办？就说他做了自我批评，问题了了。

        他说处理原则要宽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自我批评，但完全使大家满意也不可能。总之，这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算完了，不上全会。一上全会，就要议一议，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批评“两个凡是”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邓小平为准备他闭幕会上讲话找胡耀邦和我两个人谈话时，特别讲到他不想在这次讲话中再提“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讲话稿中也就没有写进这个内容。这也可以视作宽厚团结精神的表现。

        

附记：邓小平与许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谈话

        这样的谈话我想在工作会议中也许还有，但是我只知道这一次。这是1978年12月1日晚上的事。这一天晚7时半至8时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他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零”事件、产业军等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开个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现在，确有个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反映。外国人对其他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

        他说自己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们(指外国人)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

        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国内国际局面很好，这个来得很不容易。法国外贸部专贴了李强一张大字报，说生意做少了。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

        他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他还主张多想办法让他们过关。

        邓小平对这几位同志说：“这次会很好，实际上从五七年以来，就没有这个局面了，可惜，可惜。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同样的话，第二天他跟胡耀邦和我也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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