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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孩子

        那是冬日的一天。我跪在地毯上,听爸爸为母亲受感召成为治疗者而作证时,一口气堵在胸口,感觉自己游离了出来。眼前不见父母和我们的起居室。我看见一个成年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祈祷,不再像孩子一样坐在父亲的脚边。

        我看到那个女人肿胀的肚子,也就是我的肚子。她旁边坐着她的母亲,一位助产士。她握住母亲的手,说她想要宝宝在医院里由医生接生。我开车送你去,她的母亲说。两个女人朝门口走去,但是门被堵住了——被忠诚、被顺从,被她的父亲堵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那个女人是女儿,她曾被他的全部信念和力量所吸引。她没有理会他,径直从门口走了出去。

        我试想这样一个女人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我试想她与父亲见解不同的其他场景。她无视他的劝告,坚持己见。父亲曾教育我,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合理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其他皆是谎言。我跪在地毯上,听着父亲讲话,又像是仔细端详着一个陌生人,觉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悬在中间。我明白,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同时容纳他们;没有命运能够同时容忍他她。我将永远、始终做个孩子,否则我会失去他。

        我躺在床上,望着微弱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影子,这时听见门口传来父亲的声音。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做了个类似敬礼的动作,但一旦站着我便不知所措。这史无前例:父亲以前从未来过我的房间。

        他大步从我身边走过,坐在我的床上,然后拍了拍旁边的床垫。我紧张地坐下来,双脚几乎碰不到地面。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时间在无声地流逝。他闭上眼睛,下巴放松,好像在聆听天使的声音。“我一直在祈祷,”他说,他声音轻柔,充满爱意,“我一直在为你上大学的决定而祈祷。”

        他睁开了眼睛。灯光下他的瞳孔放大了,吸收了虹膜的淡褐色。我从未见过如此沉浸于黑暗的眼睛:它们似乎超凡脱俗,是精神力量的象征。

        “上帝召我作见证。”他说,“他很不悦。你弃绝他的祝福,去无耻地追求人类的知识。他的怒气因你而起,不久就会降临。”

        我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起身离开,但他一定已经离开了,就在我坐着、被恐惧攫住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曾将城邑夷为废墟,曾将整个大地悉数淹没。我感到虚弱,接着全身无力。我想起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随时都可以被带离身体,被拖到天上去对峙愤怒的天父。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在厨房调制精油。“我决定不去杨百翰大学了。”我说。

        她抬起头,定睛看着我身后的墙,小声说:“别这么说。我不想听。”

        我不明白。我以为她看到我向上帝屈服会很开心。

        她把目光转向我。我已多年未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了,为此我惊呆了。“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说,“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我从没料到会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让任何事阻止你走。”

        我听到楼梯上爸爸的脚步声。母亲叹了口气,眨眨眼睛,好像正从恍惚中走出来似的。

        爸爸在餐桌旁坐下,母亲起身去给他准备早餐。他开始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教授的长篇大论,母亲把面糊搅在一起做煎薄饼,不时低声表示赞同。

        没有肖恩当工头,爸爸的建筑生意日益萎缩。为了照顾肖恩,我已经辞掉了兰迪商店的工作。现在我需要钱,所以当那个冬天爸爸重又操起拆解废料的活计,我也加入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和我第一次来废料场干活时一样。废料场变了样。虽然那里仍然堆放着如山的废旧汽车,但它们不再是主导周围的景观了。几年前,犹他州电力公司雇爸爸拆除了数百座设备塔,允许他留下角铁——共计四十万磅——如今它们就像小山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各处。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大学入学考试由四部分组成: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我的数学能力正在提高,但并不强。虽然我能解出大部分习题,但做题速度很慢,需要规定时间的两到三倍。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没有,尽管我正在学习,从名词开始,接下来是介词和动名词。科学是一个谜,可能是因为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科学书还是那种可拆下来涂色的。四部分中,我唯一感到自信的是阅读。

        杨百翰大学是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我需要拿到高分——至少二十七分,这意味着进入同届生排名的前百分之十五。我当时十六岁,从未参加过考试,只是刚刚开始接受类似系统的教育;尽管如此,我还是报了名。这感觉就像掷骰子,一旦扔出,便听天由命。上帝会给出得分。

        考试前夜我失眠了。我的大脑像发烧般灼热,浮现出许多灾难场景。五点钟我下了床,吃了早饭,驱车四十英里来到犹他州州立大学。我和其他三十名学生被带进一间白色的教室,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将铅笔放在课桌上。一位中年女士发放试卷,还有我从没见过的奇怪的粉红色的纸。

        “请问,”她分发到我时,我说,“这是什么?”

        “是答题纸。涂答案用的。”

        “怎么用?”我说。

        “和别的答题纸一样。”她面带恼火地从我身边走开,好像我在恶作剧。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把正确答案的圆圈填满,”她说,“完全涂黑。明白了吗?”

        考试开始了。我从来没有在满屋都是人的房间里,在书桌前坐过四个小时。噪音令人难以置信,但似乎我是唯一一个听到它们的人,唯一一个因为翻页的沙沙声和铅笔的涂写声无法集中精力的人。

        考试结束了,我猜我数学有可能不及格,科学肯定不及格。我在科学部分的回答甚至连猜测都算不上。答案随机,只是那张奇怪的粉色答题纸上的圆点图案。

        我开车回家了。我觉得自己愚蠢可笑,滑稽至极。现在我亲眼见到了别的学生——看着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坐到座位上,平静地填写答案,好像在做一次例行练习——我之前竟然自以为得分能排进前百分之十五,简直荒谬。

        那是他们的世界。我穿上工作服,重返我的世界。

        那年春天有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卢克一整天都在拖檩条——水平横跨屋顶的铁梁。檩条沉重,太阳毒辣。汗水顺着我们的鼻子淌下来,滴在喷过漆的铁上。卢克脱下衬衫,抓住袖子扯出几道巨大的口子,让风可以吹进去。这么极端的做法我连想都不敢想,但在背了二十根檩条后,我的背上全是黏糊糊的汗,我拍打着t恤扇风,然后卷起袖子,露出一英寸肩膀。几分钟后,爸爸看到我,大步走过来,一把拉下我的袖子。“这儿不是妓院。”他说。

        我看着他走开,机械地又把袖子卷了上去,好像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一小时后他回来,看见我后困惑地停下脚步。他告诉过我该做什么,我却没有听。他不安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跟前,抓住两个袖子猛地往下拉。没等他走出十步远,我又挽了上去。

        我想服从。我本意如此。但那个下午太过炎热,我渴望轻风吹拂手臂。仅仅几英寸而已。我全身上下从太阳穴到脚趾全是污垢。晚上我得花半个小时才能将鼻孔和耳朵里的黑色污垢挖出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欲望或诱惑的对象。我觉得自己像一辆人力叉车。一英寸皮肤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一直在攒钱,以备学费之需。爸爸注意到了,便开始让我为一些小东西付费。第二次车祸后,母亲又开始购买保险,爸爸说我那份应该由我自己付。我照做了。接着他又要钱用于登记车辆。“这些政府收费会让你破产。”我把钱递给他时,他说。

        对此爸爸表示满意,直到我的考试成绩寄到家。一天我从废料场回来,发现一个白色信封。我撕开信封,手上的油污把纸都弄脏了。我跳过单科分数,直接看总分。二十二分。我的心快乐地怦怦直跳。虽然不是二十七分,但充满可能性。也许能上爱达荷州州立大学。

        我将成绩拿给母亲看,她告诉了爸爸。他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大叫着说我该搬出去住了。

        “她既然长大了,能领工资了,就该付房租了。”爸爸喊道,“她可以到别的地方付房租。”起初母亲还和他争论,但几分钟后就被说服了。

        我一直站在厨房里掂量我的选择,想着刚刚才交给爸爸四百美元,那是我三分之一的积蓄。这时母亲转向我说:“你觉得你周五之前能搬出去吗?”

        我的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断裂,犹如大坝决堤一般。我感到摇摇欲坠,无法站稳。我想尖叫,但尖叫被扼住了;我快淹死了。我无处可去。我租不起公寓,即使能租,也只能到城里租。那样我还需要一辆车。我只有八百美元。我气急败坏地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然后跑回我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过了一会儿,她来敲门。“我知道你觉得我们不公平,”她说,“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自己生活,准备和你父亲结婚了。”

        “你十六岁就结婚了?”我说。

        “别傻了,”她说,“你可不是十六岁。”

        我盯着她,她盯着我。“是的,我是。我十六岁。”

        她打量着我。“你至少二十了。”她歪着头,“难道不是吗?”

        我们沉默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九月我刚满十六。”我说。

        “哦。”母亲咬了咬嘴唇,然后站起来,笑了,“好吧,那就别担心了,你可以留下来。真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想的。我想是我们忘了。你们孩子的年龄很难记清楚。”

        肖恩一瘸一拐地返回工作。他头戴一顶澳洲宽檐帽,帽子大大的,边檐很宽,由巧克力色的油皮革制成。事故发生前,他只在骑马时才戴这顶帽子,但现在即使在屋里,他也一直戴着帽子。爸爸说这样做很不礼貌。也可能是因为爸爸这么说,肖恩才一直戴着帽子,但我怀疑另一个原因是它又大又舒适,能遮住他头上手术留下的伤疤。

        起初他工作时间很短。爸爸拿到一份建造牛奶仓库的合同,地点位于距巴克峰约二十英里的奥奈达县。于是肖恩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调整图表,测量工字梁。

        我、卢克和本杰明在拆解废料。爸爸决定处理农场周围的角铁。要想把它们卖掉,每根角铁的尺寸必须小于四英尺。肖恩建议我们用割炬,但爸爸说这样速度太慢,燃料耗费也太多。

        几天后,爸爸将一台我见过的最吓人的机器带回了家。他称之为“大剪刀”。乍一看,它似乎是一把重达三吨的剪刀,事实也的确如此。刀刃十二英寸厚,五英尺宽,由高密度铁制成,切割物体不是靠锋利,而是靠蛮力。它们咬合下去,巨大的颚由一个附在大铁轮上的沉重活塞推进。轮子由皮带和马达驱动,这意味着如果有什么东西被机器卡住,得花半分钟到一分钟才能让轮子和刀刃停下来。它们咀嚼着人的手臂一样粗的铁,上下咆哮着,声音比途经的列车还响。铁与其说是被切断的,不如说是被拦腰折断的。有时铁会奋力抵抗,将拿着它的人朝正在咀嚼的钝重的刀刃推去。

        多年以来,爸爸想出过若干危险计划,但这是第一次让我真正感到震惊的。也许这个办法有着明显的致命性,稍有闪失必会残肢断臂。或许完全没有使用它的必要。这就是任性。它就像一个玩具,如果玩具能把你的头切下来的话。

        肖恩称它为“死亡机器”,并说爸爸丧失了仅剩的一丝理智。“你是杀人吗?”他说,“我卡车里有把枪,杀人比这个利索多了。”爸爸忍不住笑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欣喜若狂。

        肖恩摇摇头一瘸一拐地回到工作间。爸爸开始将角铁喂给大剪刀。每剪一段他都被顶向前去,有两次他几乎头朝下撞在刀刃上。我紧紧闭上眼睛,知道万一爸爸的头被卡住,刀刃不会放慢速度,只会咬穿他的脖子,不停咀嚼。

        确认机器可以运行,爸爸便示意卢克接手。一直渴望取悦爸爸的卢克走上前。五分钟后,卢克胳膊受伤,露出了骨头,他一路朝家跑去,鲜血喷溅不止。

        爸爸扫视了一番他的手下。他向本杰明做了个手势,但本杰明摇了摇头,说自己的手指长得好好的,还是算了。爸爸眼巴巴地望向家的方向,我猜他是在想,母亲多久才能止住血。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过来,塔拉。”

        我没动。

        “到这儿来。”他说。

        我慢慢地走向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大剪刀,好像它会随时发动攻击。刀刃上还有卢克的血。爸爸拿起一根六英尺长的角铁,把一头递给我。“抓紧了,”他说,“一旦它开始较劲儿,立刻松手。”

        刀刃上下咬合,咬牙切齿地发出咆哮。我想,就像犬吠一样,这是在警告我赶紧离开这鬼地方。但是对机器的狂热让爸爸丧失了理智。

        “很简单。”他说。

        把第一块铁放到刀刃中间时,我祈祷着。不是祈祷别受伤——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祈祷受的伤能像卢克一样,被咬掉一块肉,这样我也可以回家了。我挑了一块小一点的,希望我的重量能控制住它的突然倾斜。小块的铁切完了。我从剩下的里面再挑一块最小的,但铁仍然很厚。我将它推过去,等着剪刀的下颚猛地合上。铁的噪音震耳欲聋。铁的反作用力将我向前推,让我双脚离地。我松开手,瘫倒在泥地里。这时,从我手中脱离的铁被刀刃猛咬一番,弹到了空中,接着轰的一声掉在我旁边。

        “到底是怎么回事?”肖恩出现在我视野中。他大步走来,拉起我,转过身面对爸爸。

        “五分钟前,这个怪物差点把卢克的胳膊扯下来!你让塔拉也上了?”

        “她可不是一般的结实。”爸爸说着,冲我挤了挤眼。

        肖恩怒目圆睁。他本该放轻松的,但他看上去怒气冲冲。

        “这个家伙会把她的脑袋咬下来的!”他尖叫道。他转向我,向工作间里的铁工招手,“去修剪檩条吧。我不希望你再靠近这个玩意儿。”

        爸爸走上前来。“这是手下。你为我干活,塔拉也是。我让她剪,她就得去剪。”

        他们大声嚷嚷了一刻钟。这次他俩的争吵与以往不同——毫无保留,充满仇恨。我从没见过有谁这样对爸爸大喊大叫,我为他脸上的变化感到吃惊和害怕。他的脸变得僵硬而绝望。肖恩唤醒了爸爸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原始的需求。爸爸不能输掉这场争吵,否则颜面尽失。如果我不去操作大剪刀,他就失去了父亲的威信。

        肖恩向前一跃,狠狠地在爸爸的胸膛上推了一下。爸爸跌跌撞撞向后退去,绊了一跤跌倒了。他躺在泥里,震惊不已,过了一会儿,他爬了起来,朝儿子扑去。肖恩举起双臂想挡住拳头,但爸爸看到这一幕时放下了拳头,也许是想起肖恩最近才恢复走路的能力。

        “我让她做,她就做。”爸爸愤怒地低声说,“否则她就别住我家。”

        肖恩看着我。一时间他似乎在考虑帮我打包走人——毕竟,他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有过逃离父亲的经历——但我摇了摇头。我是不会那样离开的。肖恩知道,我会去操作大剪刀。他看了看剪刀,又看了看旁边那堆约有五万磅重的铁。“她会去做的。”他说。

        爸爸好像长高了五英寸。肖恩晃晃悠悠地弯下腰,举起一块重铁,然后把它推向大剪刀。

        “别傻了。”爸爸说。

        “她做,我也做。”肖恩说。他的声音里没有了斗志。我从未见过肖恩向爸爸屈服,一次也没有,但这次他决定服输。他明白,如果不屈服,我肯定会屈服。

        “你是我的工头!”爸爸喊道,“我需要你在奥奈达干活,而不是清理废料!”

        “那你就关掉大剪刀。”

        爸爸咒骂着走开了,有些恼怒,但可能心想等肖恩累了,晚饭前就会回去当工头了。肖恩看着爸爸离开,然后转向我说:“好吧,小妹,你去拿铁块,我来剪。如果铁很厚,比方说半英寸,我需要你在后面用力压着,以防我被甩进刀刃里。好吧?”

        肖恩和我操作了一个月的大剪刀。爸爸太固执,不愿将大剪刀关掉,哪怕这让他损失了一个工头,付出了比用割炬更大的代价。完工时,我受了些擦伤,但并无大碍。肖恩似乎累散了架。他从托盘上摔下来才几个月,身体仍然吃不消。他的头部多次被铁块出其不意翘起的一角撞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用双手捂住眼睛,在泥地上坐一会儿,再站起身去拿下一块铁。晚上,他穿着脏兮兮的衬衫和沾满灰尘的牛仔裤躺在厨房的地板上,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要吃的、喝的,我会帮他拿来。赛迪几乎每晚都过来。他让我们俩去取冰,我们俩会并肩跑去拿冰,然后再把冰放回。我们俩都是鱼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和肖恩又会回到大剪刀旁,他会将铁喂进大剪刀的巨颚之间,它力大无比,轻而易举就将他的双脚拽离地面,仿佛在玩游戏,仿佛他还是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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