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破了。所有人都开心地忙乱着，庆功的那天连王局都喝醉了。他领着大队人马往酒楼走，有同事说这样明目张胆地穿着警服喝酒是不是影响不太好？王局脖子一梗来了句：“老子今天就要趾高气扬地喝次酒！”

        那天喝酒的时候，王局没发现我给他倒的是酒，给其他同事倒的都是白开水。第二天发奖金，我比别人少一百，我还以为是会计弄错了，去问才明白是王局专门交代的，那一百块他拿去买咖啡请大家喝了。等我拿到那包雀巢我才明白，王局不是没发现我在糊弄他，而是就想痛痛快快地醉一场。

        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么多死者，还包括老郑，生命再也无法挽救回来了。曾经那么热闹的办公室，如今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觉得经常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小芮的娇俏，还有老郑的爽朗。他们生命的印记都留在了这个房间，但一切已经离我远去，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给我带来的温暖。我很想找个人聊聊，很想叫出国留学多年的妻子回来一趟，我觉得自己像个需要温暖和拥抱的孩子。

        天气渐渐转凉，我要把值班室的被子套上，莫名奇妙地从床下拿出了老郑那床已经薄得透光的旧被子。我忽然明白，也许老郑一直用这床旧被是有原因的：睡得太暖一是容易睡得太死，值班民警喊醒不容易；二是起来以后温差太大自己不好适应，很容易感冒。

        那晚我躺在值班室里，把老郑用过的被子盖在身上，感受着淡淡的烟草味道和老郑残留的体温。我感到一种温暖，但又很迷茫，一直睡不着，脑子里总在胡思乱想。一会儿是老郑，一会儿是小芮，一会儿又是凶手。凶手所有的档案材料我都看了，当一切都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反而更不明白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我知道得越多，我明白得越少”。

        凶手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他的母亲孤僻而倔强，虽然家境贫寒，仍尽一切努力来供他上学。他也很争气，成绩优秀人也懂事。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

        在初中的时候，一个家境富有但性格叛逆的女孩进入了他的生活。一种朦胧而青涩的感情在两人心中慢慢滋生，可事情没有按预想的轨迹发展下去，女孩转学之后，与他失去了联络。再见面时，少年的清纯已经不见，他仍是好学生，而女孩却成了让大人侧目头疼的问题孩子。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女孩跟学校的老师谈了恋爱，被开除了，央求他去帮忙教训那个负心人。

        赶到老师家里，那个有家有室的男人对女孩的粗暴和污蔑让他气愤难当，于是一砖头拍了下去。而女孩，却在几个月后死在了引产的病床上，满身血污，身边只有他。

        回到家里，母亲对于他的失望、气愤难以掩饰，母亲更恨那个女孩，那个被她称为“不要脸”的女人。第二天，他发现母亲倒在灶台前，全身早已冰凉僵硬。

        我可以按照教科书讲的那样勾画出凶手的心理轨迹：丧父——孤僻的母亲——青春叛逆期——青涩的初恋——情人的死亡——母亲的死亡。母亲的死亡重新构建了母亲行为引导的功能，让他对所有不要脸的女人都痛恨至极，恨不得她们去死。这说明其实他很孝顺，也许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孝顺，一个孝顺的人根本不会太坏，只不过是他承受的心理打击太大，母亲出现在了他病态的幻想中罢了。扪心自问，自己和一个变态狂魔在内心深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许多人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吧。他有的我们都有，叛逆的青春期、青涩的初恋。有的人甚至比他更暴躁。也许我们和他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没他那么倒霉，要是我还在青少年心理不成熟的时候接受父亲、情人和母亲死亡的连续打击，我也难保自己不留下个什么心理障碍。别说青少年时期了，就现在，老郑和小芮与我全无血缘之亲，我不也快痛惨了吗？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了一个晚上。天亮后王局找我，说要给我记功。我说不必了，这案件是老郑破的，你就帮他上报个烈士吧。王局犹豫了起来，我知道他想起了受贿的事，担心有人说闲话。我说：“老郑是个爷们。”王局没吱声了。

        也许是上帝觉得对我们太残忍，他终于向我们展示了其仁慈的一面。那天小芮给我发了个短信：“浩哥，我的骨髓配体找到了，你猜是谁？老郑的妻子。你说我该去做骨髓移植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好消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和她都放弃希望的时候又有了希望？而且这么巧，配体居然是老郑的老婆？这种事情只应该在小说中出现。但我却顾不上怀疑了，只发了一个字：“做。”

        也许是我的回答过于迅速，小芮怀疑我是否做出了慎重的考虑，抑或是她自己的内心还在挣扎，她又发了个短信过来：“我可能会死。”

        我知道她说的是她有过敏体质，移植成功几率很低。所谓骨髓移植是先要把小芮体内所有的骨髓细胞杀死，包括肿瘤细胞和非肿瘤细胞。一旦移植不成功小芮是没有退路的，她自己的骨髓细胞没有了，新移植的又活不了，她没有任何机会，只会死于贫血、感染或者出血。

        决定移植无异于破釜沉舟，而且胜利的希望极其渺茫。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过敏体质由于过于强烈地排斥异物是骨髓移植的禁忌症，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我还是决定让她做。我回答道：“你已经死过一次了，怕什么？”

        小芮还是有点犹豫，她回答道：“不知道会不会对老郑妻子的身体不好？我有些不好意思呢。”

        极善良的女子。自己生死之际还担心有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我心中一动，简单回答道：“不会。你懂的。”

        我知道她会明白我的意思。现在骨髓移植提取供体骨髓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以前还要在供体骨头上钻一个小洞来吸取骨髓，那无疑令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但现在却没必要，只要抽一点血，不会比献血所需的剂量更多，而且医院只提取有用的细胞，把抽出来的血液中99%对骨髓移植无用却对提供者有用的东西又还给他。

        所以说现在的骨髓移植已经没什么痛苦了，对供体身体的影响也很小，比一次献血还要小得多。

        小芮这次没有多考虑，很快回我道：“我听你的。”

        我心里有股淡淡的暖流在涌动，却不是小芮终于有了希望，这个希望太渺茫，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陷阱而不是希望，我感到温暖是因为我和小芮心灵相通。

        我决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不去守候在她的身边。小芮需要的不是一个医生或者护理人员，她需要的是一个坚强无比的心理支撑，这只有我才能做到，我不希望现场的任何紧急状况影响了我的理性和坚强。

        决定既然已下，我要做的第一步是逼她在骨髓移植前多吃一点，手术一旦开始要用超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杀死她所有的骨髓细胞，到那时她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于是我不厌其烦，无时无刻不在逼她吃东西。我把她原来的一天三餐变成了四餐甚至五餐。她这次真的很听话，化疗、放疗开始之前她的体重居然增加了三公斤。

        对一个正常人而言几公斤的增重无足轻重，但对我和小芮来说，这是个重要的胜利。

        由于早在心里把各种可能预演了1000遍，当大剂量化疗、放疗开始后，她呕吐得不亦乐乎甚至连血都呕出来时，我没有任何怜惜。我只是在半小时后冷冷地问她呕完了没有，呕完了你可以开始吃了。当实习生告诉我小芮真的和那碗皮蛋瘦肉粥搏斗了3个小时后，我感到的不是酸楚而是开心，无论如何她最终还是吃进了一点儿。

        有一天实习生偷偷告诉我小芮哭了，因为放疗的缘故她最后几根头发也掉完了。我告诉小芮：买个帽子戴上，我保证你重新长出头发来之前不会来看你。这是小芮生病以来第一次偷偷流泪，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头秀发对她到底有多重要。

        我利用这一点，刺激小芮说，现在她唯一的机会就是努力好起来，等她好起来就不需要放疗了，头发就可以长起来，否则她到死了还是一个秃头。

        小芮还是不肯善罢甘休，絮絮叨叨地责怪起医生来。她说早就告诉医生不能用这么大放射剂量，这么大的剂量头发根本不可能留得下来。

        我没心没肝地替医生辩解起来：像小芮这种肿瘤细胞已经发生转移的情况做骨髓移植已经很勉强了，不做大剂量的放疗，就算病情一时有所好转，转移灶里面的恶性细胞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到那时再做骨髓移植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解释让小芮无言以对，不过她还是气哼哼地告诉我她准备让实习生偷偷放一支利尿剂在郝医生的杯子里好好整一下他。我又好气又好笑地问为什么。小芮给了我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郝医生今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发现她头发掉完后不怀好意地笑了，还摸着她的光头说：“油光可鉴！”

        我终于大笑起来。于是，我也不怀好意地陪小芮喋喋不休了一上午讨论如何去完善她的作案细节，并且和她一起欣赏了作案结果。但令我们郁闷的是郝医生居然对利尿剂一点也不敏感，喝下去作用极其不明显，上厕所小便的次数似乎一点也没增加。

        三天后，当小芮告诉我她翌日就要进隔离病房时，我很平静，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下她有没有患感冒或者长没长疖子。要知道放疗杀死了小芮所有的骨髓细胞，她这时的免疫力几乎为零，任何一点无足轻重的感染都会要了她的命。然后，我告诉她如果可以，把psp和手机带进无菌病房吧。

        小芮在那头笑了，她说自己正打算把这两样东西偷偷带进去呢。她刚发完这条短信，没过一会儿又发了一条，很凄惨地告诉我，本来她觉得这两样东西套个无菌袋就可以了，但郝医生坚持要用络合碘浸泡，她怀疑郝医生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她的恶作剧在报复她。psp还好，她早就配了进口的防水套，但手机现在惨不忍睹，正在往外滴着络合碘，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开机。

        我微微一笑。这其实不能怪郝医生，非要带这两样东西进隔离病房的患者他只怕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很豪气地告诉小芮，让郝医生多泡一会，消毒彻底一点，坏了我再给她买新的，保证快递当天送到。

        虽然我和小芮尽可能地谈一些轻松的话题，但那晚我还是有些失眠。翌日，就在她要进隔离病房之前最后一分钟，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简单的五个字：“和你在一起。”

        小芮的回信更简单，只有一个“嗯”，简单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

        我的心沸腾起来。堂吉诃德，起来，战斗！

        我想象自己就是堂吉诃德。我左手执盾，把我和小芮的身体谨慎地藏在后面，右手的矛却在盾上做着威武而有节奏的敲打。我随时准备冲锋，给敌人致命的一击，但却迟迟不肯出手，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机会。

        我知道这场决战一定很惨烈，却不知道会惨烈到这样的地步，它超出了任何专业医生事前想象的范围。

        我很清楚小芮的移植不可能太顺利，因为她是过敏体质，别人的造血细胞很难在她体内成长，所以手术后第十天她的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都低得惊人，没有任何上升迹象时我并没有失望，默默准备更坏的情形发生。

        第十一天下午她开始发高烧，很快超过了40度，神志开始模糊，人也昏睡过去了，没法和我联系。

        第十二天清早她的体温低了一点，神智也清醒了一点，她给我发短信，告诉我她很好。我不相信她的话，马上和她的实习生联系。我简单问了一下抗生素使用的情况，发现郝医生做得很出色。虽然我没和他见过面，但我相信他是个思维缜密，性格刚毅的人，从他的用药风格我可以发现这些特质。他的抗生素稍微用“硬”了一点，实习生告诉我小芮的舌头出现了黑点，我知道那是真菌生长的表现，可见抗生素用得稍微有些过。如果这样使用抗生素还不能把感染压下来的话，我就只能告诉实习生，一定要观察好小芮的监护仪，特别是血氧浓度，因为一旦出现呼吸衰竭血液中的氧气首先就会不足。我告诉实习生把呼吸机准备好，一旦小芮血氧浓度低于94%，她就可以把呼吸机打开，通过面罩强制给氧的同时让麻醉科来人做气管插管。插管后的肺部可以更直接地得到氧气，这无疑对防止呼吸衰竭是有用的。

        第十二天下午，我告诉实习生如何调节监护仪的报警条件，她可以把血氧浓度设定到某个值而不用随时盯着看。这些天她肯定很累很累了，盯着枯燥的屏幕人很容易睡过去的。我还要她把气管插管包以及抢救心脏、防止呼吸停止的心三联、呼三联准备好，这几天虽然还用不着，但过几天就很难说了。

        实习生有些惊异，她怀疑会不会这么严重。我说事先准备好总没坏处，看得出小姑娘还是不相信事情会坏到那个地步，但也许是小芮平日里把我吹得太神了，总之她照做了。

        第十三天天刚亮的时候，实习生有些兴奋地告诉我：刚才黎芮老师血氧浓度低于90%，监护仪也报警了，她按照我说的先把呼吸机设置成高频强制换气，黎老师就好了。郝医生也来看过了，说不用插管了，先这样看看，并且表扬她基础知识扎实，做得很好。

        我一点都不开心，也不敢有半点松懈，只是告诉她下午要严密注意老师的体温。

        当实习生告诉我小芮下午还是有40多度而且人又昏睡过去时，我让她再检查一遍准备好的东西。这无疑让她紧张了起来，她问我是不是很严重，我没有回答她，只是让她把报警调到90%了，且仪器一旦报警就没必要打电话给郝医生了，不妨一边高频通气一边打电话叫麻醉科医生插管。

        晚上7点多的时候实习生发来短信说：黎老师已经插好管。现在血氧浓度已经上去了，是不是老师就没事了啊？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夜里某个时候小芮可能会醒，她也许会很不舒服，如果她醒过来，无论是几点，直接给我打电话。

        她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老师醒过来会很不舒服啊？我只好笑笑告诉她：如果你不小心把一颗花生米呛进气管会不会很不舒服？现在黎老师气管里面有一根比拇指还粗，几十公分的硬塑料管子，你猜她醒过来会怎么样？

        实习生没再说话，我又给她发了条短信，让她趁现在黎老师还好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顺便到手术室拿点布条来，一定要结实。

        她问我她走了老师会不会出问题，我告诉她不会。她又问我要布条干什么，我没回答她，只是让她一定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足够结实。

        半夜一点半，实习生很慌张打来电话，说小芮醒了，伸手就要去拔管子，她已经快按不住了，怎么办？我很冷酷地说不是让你拿了布条吗？先把你老师的手绑起来，不行的话连脚也一起绑起来。她“哦”了一声就照做了，然后问我怎么办？老师还是很不舒服，不停地挣扎。

        我说我给你老师手机上发了条短信，你拿到她眼前给她看。我发的是：“小芮，我不许你拔管。”也许是我也觉得自己太残忍，又加了一句：“我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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