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很流行民间修史。当时，明帝国已亡，政局不稳，本来应由官方史书承载的任务落到了民间史学家的头上。庄廷鑨的《明史辑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其实，《明史辑略》的原作者并不是庄廷鑨，虽然这本书确实是由庄廷鑨出钱出力编纂的，但最早的作者是前明大学士朱国桢。

        朱国桢，浙江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年，朱国桢当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级别已经相当于宰相。所谓树大招风，高位没待多久，奸党就弹劾他。于是朱国桢决定告老还乡，不理朝中纷争。

        回家之后没事干，朱国桢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模仿司马迁的写一部明史。在这部史书里，朱国桢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以朱史氏为名发表了大量的评论。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没有完全竣工，朱国桢就逝世了。朱国桢做官比较清廉，随着他的逝世，朱家的家境渐渐衰落。迫于生计，朱国桢的后人将这部《明书》以一千两的白银卖给了同乡庄允城。

        庄允城真是花钱买罪受。庄允城是一个富商，商人怎么会买罪受呢？原因是不懂政治。

        庄允城也是望子成龙心切，他的儿子庄廷鑨从小就很有才华，可惜眼睛瞎了。庄允城想起中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经常以此勉励儿子。他所以花重金买下这本《明史》，也是希望儿子能够流芳百世。

        庄廷鑨以朱国桢的《明书》为蓝本，再参考其他一些资料，招揽宾客，共同编纂明朝史书，后取名为《明史辑略》，共一百多卷。

        庄廷鑨确实希望通过这本书名垂后世，他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书成之后，他邀请了本地的知名学者、崇祯年间的进士李令皙为这本书作序。为了进一步扩大书的影响力，他还邀请当时的一些名人参与修订此书，并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书的前面，庄廷鑨是一番好意，万万没想到害死了这些人。

        顺治十七年，这本书终于正式刊印出版了，没过多久，庄廷鑨就去世了。商人庄允城非常悲痛，为了纪念儿子，他大量刊印此书。当时，庄允城出版这书丝毫没打算赚钱，他花费重金推广这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儿子，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庄允城万万没有想到，死神正等着他。这便是清初最大的文字狱——庄氏史狱。庄氏史狱给几十人带来了杀身之祸，甚至连几岁的小孩都不能幸免，可以想象这个案子有多么严酷。但是，离奇的是，有三家同样受到牵连却得以幸免，不但幸免，还分到了庄家的一些财产。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三个逢凶化吉的人分别是查伊璜、范骧和陆圻。查伊璜就是金庸的祖先，浙江海宁人，崇祯时候中举，参加过南明鲁王政权的反清活动，失败后在家当老师。查伊璜、范骧和陆圻都是当时江南的名士，和庄廷鑨是同乡。庄廷鑨把他们的名字也放在书的前面，本来他们也没在意。

        顺治十八年，一次聚餐中，三位文人雅士谈到了此事，范骧取来一本《明史辑略》给查、陆二人看。查、陆二人啧啧满意，说：“我们参阅，上面有名。”说明，最开始这三人对此还是满意的。

        但是没过多久，这三人忽然将庄廷鑨告到官府，说庄廷鑨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擅自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封面上。这三位名士的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呢？其中必有隐情。

        隐情并不复杂。范骧有一个朋友，叫周亮工，这个人在清朝当过布政司，还做过户部侍郎，后来得罪了领导被解职。当看到范骧的名字位列在《明史辑略》的参订人里，以他对清廷的了解，他觉得很不妥。他说虽然书中记载的是事实，但是很多地方用词大不敬，所以他建议范骧向官府检举。

        这三位名士便向官府检举，官府人员却说：“文章之事，不便备案。”显然，已经被庄允城买通。康熙元年，严州司理认为这事关系重大，便拿着稿子去问学道胡尚衡的意见。胡尚衡根本不当一回事，严州司理便让湖州府调查此事。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听到这事，邀功心切，花了六两银子买了一本《明史辑略》，让自己的两个学生认真查看，想浑水摸鱼，自己都不肯动手，这样的教授也够懒的。这两个学生从中挑出了几十处“大逆不道”的文字，赵君宋将这些文字记录下来，准备上报邀功。没想到，庄允城得到这个消息，早已到官府打点完毕。

        庄允城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灾难只是还没有露面而已。李廷枢是顺治年间的进士，在浙江粮道工作时，因为贪污受贿分赃不均与归安县县令吴之荣相互揭发，最后两个人都判了绞刑。在监狱里待了六年，相当于死缓性质。恰逢顺治十六年，朝廷下来了一个大赦的诏书，两人才出狱。六年的监狱生活，让两人化敌为友，而且还互相联姻。

        李廷枢以前是湖州知府陈永命的主考，相当于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官场是比较可靠的。李廷枢听说有人告发庄廷鑨，不想落人之后，赶紧买了一本，唆使陈永命一起去勒索庄允城。庄允城知道后，给陈永命送去几千两银子。陈永命拿到银子后，追回《明史辑略》书版，劈碎烧毁。李廷枢没想到，陈永命真不是个好学生，拿到银子后，一个都不给自己这老师。

        李廷枢很生气，他把这本书交给自己的亲家吴之荣，希望吴之荣能够敲诈一笔钱。吴之荣是旗人出身，他很清楚满洲人忌讳什么，拿到书本一看，吴之荣就喜上心头。最开始，吴之荣并没有想置人于死地，只是想勒索一笔钱。

        吴之荣登门造访，庄允城不理他。吴之荣看庄允城不买账，便向浙江将军柯奎告状，柯奎是满洲人。吴之荣对他说：“庄氏是巨富，可以狠狠地敲诈一笔。”结果，庄允城给柯奎送了一笔巨资，可惜柯奎一分钱都没有给吴之荣，估计是庄允城在背后故意这么叮嘱他：不要给吴之荣这个小人一分钱。

        吴之荣非常气愤，庄允城这是明摆着看不起自己，给谁都送钱偏不给自己。怒从心里来，恶向胆边生。吴之荣再次翻了翻书，看着书中这么多犯忌的地方，发出恶毒的笑意。吴之荣心想，庄允城，我就不信告不倒你，你的书里面对清朝皇帝的先祖直呼其名，就凭这一点也可以治你死罪；还有，在书里面，对于努尔哈赤的崛起，你却站在明朝的立场，用“兹患”这样的词语，要知道，清廷一直很自豪地称这是“龙兴”；对于明朝和清朝的战争，你这本书完全是站在明朝的角度，对于明朝的失败，非常痛惜，对于清朝的失败则喜形于色，反政府的立场也未免太鲜明了吧！

        吴之荣虽然产生了恶意，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贪财的人，并不是大奸大恶十恶不赦之徒。他又厚着脸皮来到庄允城的府上，卑躬屈膝地说，只要你给我一些银子，让我有个台阶下，这事情就解决了。庄允城是牛脾气，他就是不答应吴之荣，这让吴之荣感觉无地自容。庄允城实在讨厌吴之荣，买通了本地守道，控告吴之荣敲诈勒索，守道立刻派兵将吴之荣赶出境。

        吴之荣多方活动，敲诈无门。无奈之下，他转而敲诈《明史辑略》的出版人朱佑明，在敲诈方面，吴之荣绝对是个锲而不舍的典型，换作别人，经历这么多失败早已放弃。

        朱佑明也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他曾经购买了一间豪宅，并花费重金买下朱国桢的匾额“清美堂”。朱佑明将这块匾挂在家中的正堂上，颇为自得。应该说，朱佑明从身上拔一根毛也能满足吴之荣的需求。但朱佑明就是不拔，朱佑明当然不是什么铁公鸡，他只是瞧不起吴之荣这样的小人。吴之荣的本来就已经很低的自尊心再一次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一次他被朱佑明撵到吴江去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之荣铁了心，要报多次被撵之仇。以前是为了银子，现在是为了尊严。吴之荣知道向省里告是没有用的，这些人都被庄允城买通了，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进京上访。吴之荣将书中犯忌的字句全部摘录下来，并将书中原指朱国桢的“朱史氏”下面添刻“即朱佑明”等字，就这样，吴之荣揣着全部“犯罪事实”来到北京。小官吴之荣当然没法见到皇上，他首先向刑部控告朱、庄两家。

        你还真别说，这个案子一到北京就引起了高度重视。为啥呢？北京是政治中心，是皇亲国戚待的地方，地方上认为是小问题到这里就是大问题了。

        清朝统治者自打入关后就没有睡过一天踏实觉，他们很清楚，入关容易守城难。汉人向来视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你统治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汉人一向以自身的文化为自豪，清朝文化在他们眼里就跟现在朝鲜在我们眼里差不多。对清朝最不满，最为看不起清朝的就是江南的那些贵族和文人，这些人借着文学交流的机会，动辄写诗讽刺我们英明的统治者。顺治皇帝虽然不好相处，但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皇帝，他很早就下令禁止文人自由结社。为了打击这些文人，朝廷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庄氏史狱发生在顺治年间，最后是在康熙朝结案。康熙元年十一月，刑部派满族官员罗多到湖州调查。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救得了庄允城了，皇帝不差钱，所以贿赂不管用。经过一番初步的审理，庄允城和朱佑明就被押解到北京，打入刑部监狱。

        我相信，在监狱中庄允城一定非常后悔得罪小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庄允城就病死在监狱里。朱佑明在监狱里碰巧和赵君宋关在一起，朱佑明知道赵君宋是最先告发庄氏史狱的，便对赵君宋说，只要你替我掩饰，我出狱后给你一半的家产。审讯过程中，赵君宋说自己家中有原版的《明史辑略》，在原版的《明史辑略》中没有“即朱佑明”这样的字，没想到的是这不但没有挽回朱佑明的生命，反而搭上了更多无辜的生命。

        这吴之荣上京告朱、庄两家，是因为敲竹杠受了侮辱，跟那些参与修订作序的人无冤无仇，况且他和参与作序的李令皙还是好朋友，他绝对不想自己的朋友受到牵连。所以，吴之荣在向刑部检举之前，已经把书中记载序文和参与修订者那几页给撕掉了。本来，这些人有可能不会受到牵连。但是赵君宋供出自己家中有原版的《明史辑略》，一下子就把整个案子扩大化了。

        当时康熙还是一个小孩子，做不了主，台面上是四个辅政大臣拿主意，台下是孝庄在幕后操作。不管是四个辅政大臣还是孝庄，对汉人都是没多少好感的。四大臣以皇帝的名义将朱、庄两家人和参与修订的人及其父兄子侄，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全部处死。被处死的有七十多人，其中被凌迟的有十八人。这些人的妻妾孩子，全部发配功臣做家奴。

        据说康熙二年正月二十日早上，湖州城城门紧闭，八旗官兵到庄氏史狱受牵连的人家中捉人，只要是涉及的人，家里的大小人口，包括奴婢，全部被抓。仅李令皙一家就抓了一百多人，当时正值新年，许多人到李家拜年，荒唐的是，连这些拜年的人都没能幸免，也被抓了起来。

        庄廷鑨虽然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去世，但由于是主犯，也没能逃脱惩罚。惩罚的方式是开棺碎尸，捣毁墓碑。清廷借着庄氏史狱打击那些对清朝不满的人，为了增强这种震慑力，凡是《明史辑略》中提到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全部锒铛入狱。不仅如此，连刻板、印刷、校对的人都不放过。更有甚者，连买书、看书、藏书的人也受到株连，这一案件，受牵连的人达到两千多。

        庄氏史狱固然有吴之荣这样的小人推波助澜，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清政府对于思想的残酷禁锢。一个统治阶级，尤其是像清朝这样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阶级，它的政权根基是很不牢固的，所以高压政策便是统治阶级的不二选择。

        有清一朝，中国一度非常强大，康乾时期中国领土面积达到历史上的峰值，十二清帝也都不是什么昏庸的皇帝。但强大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整个清朝，国民奴性最重，思想和个性都被压抑得相当严重；直到晚清时，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观。

        清朝与其说是败在列强手中，不如说是败在自身的僵化腐朽中，专制独裁终究不是强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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