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退位时，不到六岁，什么都不懂。他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了，但依旧住在紫禁城里。一个小孩子，正是贪玩淘气的时候，生活在深宫里，肯定是很难快乐的。

        当然，溥仪还享有尊号，这时候尊号相当于一种意淫的东西。清朝的遗老们和后妃太妃们仍然希望溥仪像皇帝一样满足他们内心的失落感，在他们看来，家法和礼仪是必须保持的。清朝的遗老当然不甘心就这样丢了天下，他们还期盼有一天能东山再起。

        在紫禁城内外仍然有一些皇家的军队，这些军队撑撑台面还行，真打仗就不行了。

        溥仪后来回忆说：“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直到十八岁，溥仪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冯玉祥发动政变，逼迫溥仪出宫，可能他还会舒舒服服地继续过着皇帝的生活。

        袁世凯逼退清廷并不是把皇室赶出宫，仅仅是让他们放弃一切权力，至于生活待遇还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溥仪又被称为“关门小皇帝”。

        袁世凯这个人还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对清廷皇室比较优待，但是常年高薪养着这一批吃饭不做事的人，人民也不乐意啊！

        后来袁世凯称帝，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对待清廷还是继续贯彻袁世凯当初的政策。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并没有写上对清廷的“优待条件”，1917年一月，清廷遗老集体请愿，要求宪法确保“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徐世昌发表演讲，力挺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四月二十日，宪法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大多数人认为，清廷皇室优待一事本质是缔结条约，经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投票，自然永久生效，其法律效力跟宪法同等，所以不必列入宪法之中。会议的结果非常有意思，既承认“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又拒绝写入宪法中，可以说是非常“政治”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也很有智慧。

        根据优待条件，大清皇帝退位后，暂时住在紫禁城里，日后移居颐和园。溥仪退位后，乾清门外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归国民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的宫禁由清皇室暂居。

        养心殿从雍正开始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清朝皇帝一般都在这里办公，召见臣下。溥仪退位之后，仍然是养心殿的主人。

        至于说每年给皇帝四百万两银子，这个就比较难办到。大家知道，民国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四百万两很难到位，但是国民政府还是尽量保证他们过上好日子，每年也会凑上一两百万两的银子。随着溥仪的退位，待遇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差，这个是必然的。但是皇室中有很多珍宝古董，他们也不缺钱花。

        有意思的是，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教育溥仪的时候，仍然是以清朝教育皇帝的方式，跟教育一般的小孩不太一样。陈宝琛的目的是把溥仪教育成一个皇帝，继承祖业，将来继续统治臣民。

        溥仪读书的地点是毓庆宫，也就是嘉庆皇帝当皇子时读书的地方。溥仪的主要课程还是十三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套。溥仪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英文，英文的学习拓宽了他的视野。不过，他所受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腐朽的，老师教给他的东西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大骂革命有罪民国无聊，让溥仪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他日复国。溥仪在自传中回忆这段日子：

        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力，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封建遗老，他对清皇室很忠诚，对民国非常仇恨，所以他给溥仪灌输什么东西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陈宝琛曾经对溥仪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我大清开国已经有两百多年，仁德深厚，现在百姓都很怀念我大清，将来陛下一定可以光复我大清。”

        溥仪相信陈宝琛的话吗？相信，而且非常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光复清朝。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并不赞同溥仪投靠日本人，连溥仪的生父载沣也非常反感溥仪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卖国的行为，光复大清也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溥仪并不理会老师的意见，他觉得陈宝琛虽然忠于大清，但终究迂腐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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