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劝我们尽快出发，并自告奋勇愿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以防被人出卖。一个狡猾却又上了年纪的野蛮人，他面对两个完全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时所做出的友好举动，深深打动了我。

        ——莱特·哈葛德（英国小说家）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叫阿玛窦·阿玛窦。每一份证据都对他不利，把所有证据汇拢起来意味着死刑判决。阿玛窦二十一岁，或许是二十二岁，一个瘦长但动作笨拙的年轻男子。他和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十来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他们的住处离案发现场，也就是廷迪尔玛绿洲的那个农业公社隔了两条街。

        公社里大部分是美国人，还有几个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个波兰女人和一个黎巴嫩人。总体算起来，女人的人数是男人的两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塔吉特的沿海地区相识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与塔吉特相距二十公里的绿洲中的这处房产，一栋租金低廉的二层小楼，外加一块面积不大的农田。出于对一种回归自然而又自治自决的生活的憧憬，出于一种社会自我组织的理念，等等，他们走到了一起。公社成员中没有一人曾有过实践此类乌托邦的经验。开始的时候，他们靠那块灌溉非常费力的农田维持生活，同时把从当地人那里收购来的一些简单的废旧物品稍加处理后出口到第一世界国家去。后来他们还间或做一些违禁品的买卖。

        起初，当地人对这群留着长发、多嘴多舌、漫无目的到处乱转的公社成员持有一种怀疑的眼光。但他们的坦诚和助人为乐很快赢得了新邻居的好感。他们友善大方地向当地人伸出了双手，当地人开始时还有点迟疑，接着却出人意料地紧紧地、真挚地握住了他们的手。他们和当地人惊羡地相互观赏着那些异国的饰品，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对方的头发，还互换了食品。那段时间可以听到大段的演说、冗长的讨论以及希望结为兄弟的暗示。后来他们和当地人有过几次规模不大的联欢，同时公社内部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到了夏天，不请自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无一例外地试图从公社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还有人提出希望得到医疗、手艺和性方面的服务，部分也的确得到了满足。结果是一连串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称之为公社内部的误解。随之，他们开始渐渐疏远当地人，公社内起初态度还不甚明确，继而有计划地这么去做，把与当地人的交往局限于生意关系。最后，他们把公社驻地周围本来一米六的围墙又增高了一米。仅以两票之差的微弱多数，他们决定不在围墙顶端的黏土里插入玻璃碎片。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公社里最突出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苏格兰实业家的后代埃德加·法埃勒三世，另一个是曾经当过兵的法国漂泊者简恩·贝库尔茨。两人在某个尚未喝醉的片刻里想出了这个成立公社的主意。带着那种颇具感染力的热情，他们招募到了不少公社成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面容姣好的女性——并描绘出了他们称之为哲学理念的大致框架。

        然而，沙漠很快改变了观念。开始时公社成员还处于喜好论辩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灰色地带，没过多久公社里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薰香。在凯鲁亚克和卡斯塔尼达之间还有一小段发霉的托洛茨基。至于那个让肉体持久交织在一起的人力资源想法（“这只是一个比喻”）最终在那些缺乏理解力的女性的反对下落空了。本部小说所要叙述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公社已经颓败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而存在的团体。公社发展的前景显然比成立之初好不了多少。

        为了弄清案发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他的所有一切，有必要在此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所说的绿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考古学研究没有发现任何古时此地有人类居住的迹象。到了1850年，廷迪尔玛才出现了三间黏土棚舍。这些棚舍围绕着一个不大的水塘，依傍着从沙漠里凸起的山岩。地质学家认为这些山岩最初是由火山造成的圆锥形山体。山峰的最高处海拔250米，站在山顶远眺，即使是在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四周能够看到的除了沙还是沙。一股不断从海岸吹过来的海风把沙粒耕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弯弯的沙田。只有在西边地平线的一端让人感觉到也许那里会有雾气、绿色和蓝色。

        围绕玛斯纳帝国的血腥战事，才使得绿洲出现在了荒漠里两条并不重要的通商之路的交会处。被击溃的富拉尼人，丢弃了他们的家产，特别是他们的牲畜，从南边流落到了这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他们，逐步完成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原来的三间棚舍变成了五十间，穿过蓬乱的刺槐和扇叶棕榈，沿着平缓的山岩斜坡往上延伸开去。

        生活是艰难的，就像许多其他被迫背井离乡的移民一样，富拉尼人给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块贫瘠的土地取了一个跟他们的故乡一样的名字：新廷迪尔玛。仅仅一代人的光阴，这些不幸的人的数量增加了十倍。

        关于这段历史，既没有书面记载，也没有可靠的口头流传。第一份图片资料是一张摄于1920年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满脸疤痕的男人，他们目光呆滞，被挤成了一块黑色的长方形，站在一辆t BX汽车的卸货平板上，汽车经刚刚平整过的主街驶入廷迪尔玛，周围还完全看不出这里是一个居民区，不过在背景上可以看到第一栋二层小楼。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有两件事情使廷迪尔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件事情是：一位名叫卢卡斯·伊姆霍夫的瑞士工程师来到了这里，这位糊涂的瑞士人的汽车发生了故障，而当地人阻止他修理自己的汽车。此后的几个月里，在几乎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伊姆霍夫依靠几个哈拉廷黑人的帮助，硬是在卡珐依山崖的边上钻了一口四十米深的井。从此以后，绿洲有了足够的水源。钻井成功后，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当地人把两个清洗干净的汽车火花塞交给了伊姆霍夫（家庭相册，正方形照片）。

        第二件事情是：南方的内战愈演愈烈，使得廷迪尔玛成了走私武器和其他物品的战略要地。只有两三个家庭还在继续耕种他们的谷子地，其他的都转入了夜间行动。这给居住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裕，而南边的土路上则堆满了死尸。

        大约在同一时期，第一批阿拉伯商人偕家人从塔吉特移居到了这里。戴着墨镜、脖颈刮得干干净净的欧洲人，开着橄榄色的汽车穿过廷迪尔玛。1938年，中央管理机构在这里设置了第一个警察所。国家政权的出现并没有给当地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谁想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且有足够的钱，就不会受到私人军队的打扰。警察关注的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安全。

        直到南部和西部的内战换了地方，这里才从一个毫无法律的人口聚集区过渡到了一个半文明的社会。这个武器已经饱和了的地区开始有能力接受其他的物品。从前的走私集团首领转而投资基础设施。几家酒吧和第一家酒店进驻了当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还曾有过一家小影院。一条几百米长、铺上沥青的街道穿过绿洲的中心，像一道无力的花剑刺指向海岸的方向，陷入沙漠之中。两所伊斯兰寺院的尖塔伸向黄色的天空。宗教使聚集地的生活变得和缓，给那些贫穷的和信教的人带来了力量，通过上帝的旨意，通过教育和伊斯兰教法巩固了礼俗和文明。

        在国家机构和宗教组织闯入的同时，曾有人多次尝试换个地名，希望借此忘却黑暗的过去。但无论是当地人、阿拉伯人还是那两三个制图员，凡是了解截止到1972年居民区情况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名字来替代廷迪尔玛。

        1972年8月23日，星期三，据目击证人的报告，那天发生了如下事件：阿玛窦·阿玛窦喝醉了酒，驾驶着一辆本不属于他的锈迹斑斑的浅蓝色丰田车，闯进了商贸集市附近的公社院子。据五名公社成员的一致报告，他在那里先是表示可以提供一些服务项目，而这些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开始时大家并不清楚。接着，在主人给他上了茶之后，他发表了一通有关性生活的大胆但在解剖学上又说不通的讲话（四个目击证人），还开始了一段有关两性关系的哲学谈话（一名女性目击证人）。再后来，显然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独自跑到厨房里继续喝酒。最后，他手里拿着一把忽然间冒出来的枪支在公社里横冲直撞，寻找值钱的东西。先是公用客厅里的一台高保真立体声音响设备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个人无法运走。他要求一位女性公社成员帮他把音响抬到车上去，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音响设备的钱款尚未全部付清。他朝她脸上开了一枪。接着有两名其他的公社成员赶来试图（不知是通过语言还是采用其他什么方法）解除阿玛窦的武装，也被阿玛窦射杀。在接着搜查公社驻地的过程中（这个时候那把枪支挂在他的胸前就像是一条牵着绳子的狗），他找到了一只装满钱款的皮箱（均为纸币，币种不详）。阿玛窦当即把一切都忘在了一边，拿着皮箱仓皇地想逃离公社小楼。此时他跑丢了一只凉鞋，鞋子卡在了楼梯的夹缝里。他开枪打死了躲在柜子里的又一名公社成员，并且在离开小楼时顺手牵羊拿走了放在厨房餐具柜上的一只装得满满的水果篮子。听到枪声，大约三十至四十名当地居民涌到了公社的院子里，他们看到阿玛窦为了驱散围拢的人群，一边往空中放着枪，一边跳上了那辆丰田车，往海滨大街的方向疾驶而去。半道上汽车没油了，在沙漠中抛了锚。尔后阿玛窦被那个矮小肥胖的村警逮捕了，并很快被带到了波利多里奥的办公室。阿玛窦被逮捕时只穿了一只凉鞋，当时未发现装有钱币的皮箱，却在那辆抛了锚的浅蓝色丰田车的副驾驶座椅上找到了那只水果篮子。在汽车的杂物箱里找到了那把还有点余温的毛瑟枪。不仅如此，后来在公社的院子里还找到了一个与手枪吻合的弹匣。卡在楼梯夹缝里的一只凉鞋，与阿玛窦脚上穿的那只正好是一对。

        阿玛窦在自己的陈述中完全没有理会那些指控，他完全否认有过任何的犯罪行为。这也不奇怪。在一个男人说话还有点作数的国家，实际上是没有人会招供的。在所有案件调查中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标准陈述是：所有针对他们的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试图自己编造出一个案发经过的版本，他们一般不会顾及到其中的细节。阿玛窦也不例外。他不会想到把已有的事实依据逻辑融入到自己想象的故事中去。为什么一只凉鞋会卡在公社的楼梯夹缝里？为什么在公社的院子里会找到那只空弹匣？为什么四十名目击证人能够一眼认出他？这一切即便他再愿意配合也无法说明，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警察的任务吗？他指了指任意的一台电气设备（电传打字机、咖啡机），请求给他连上测谎仪。他向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誓，他解释说，他只能讲述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他随时愿意这样做。他，阿玛窦·阿玛窦，只是在沙漠里散了一会儿步。当时的天气很不错，所以散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乍一听这也许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不少绿洲居民的第二职业仍然是走私）。散步时他在荆棘丛里跑丢了一只凉鞋。后来他在土路附近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浅蓝色丰田车，汽车没上锁。因为副驾驶座椅上放着一篮诱人的水果，他坐进了车子。他，阿玛窦，因为很饿，所以想着是否可以吃一些水果。为此当然可以指责他，因为水果并不是他的。他愿意对此发誓。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一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警察逮捕了，并带到了塔吉特。至于汽车杂物箱里的手枪，他一无所知。

        连续四天里，他一直重复着同样的陈述，没有改变一个字。仅有的一次，那是第四天的晚上，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阿玛窦表示他在开车逃跑的过程中把皮箱扔出了窗外，但在几分钟后他就撤回了这句话，此后再也不愿提及此事。他表示，如果不马上就让他睡觉的话，他不愿意再说任何话。

        然而，受害者是外国人这个事实使一切都变得异常复杂。波利多里奥只是在第一天负责审讯，第二天和第三天由卡尼萨德斯接管，他敷衍着想把案件推回给廷迪尔玛去。但接着内政部出人意料地开始插手此事，并把案件交由资历最深的卡厉米负责。

        近几天来，一位政府官员正在美国谈判有关军事合作和发展援助等事项，而恰在此时美国报刊出现了有关这桩血案的报道，其详细程度异乎寻常。欧洲也开始有人关注受害者里面是否有欧洲人。在首都，有人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质问（法国大使、美国大使、德国的一家新闻周刊）。而所有这一切引发的结果是，卡厉米和一名检察官不得不入住廷迪尔玛的一家酒店。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再次彻查此事；而实际上，是为了给大批涌到当地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些有关事件进展的小道消息，还有那些令人目眩的例子，仅仅为了说明案犯神志不清因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如果受害者真的都是一些吸毒的嬉皮士，并且在荒漠里领导着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麻工场，那么事情一旦被当真了，对于第一世界国家来说唯一作数的只有国籍这一项而已。

        此事已经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而阿玛窦全然不知。他还在继续指着那台被当作测谎仪的咖啡机，以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生命发誓，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名义发誓，他呼吁国王和他的家族帮助他，他说，就算对他严刑拷打，即使在他的脚底钻进螺钉，他也不会背离事实一毫米。

        “在脚底钻进螺钉，”卡厉米说道，“这里当然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实话说，如果我们真的对你的供词感兴趣的话，我们早就得到了。但愿你明白这一点。为此我们不需要你的脚底，为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谁会对此感兴趣呢？你是否想过，谁会对你的陈述感兴趣？你有没有看到过那些证据？”

        阿玛窦在椅子上蹭来蹭去，冷笑着。卡厉米转向律师，问道：“您有没有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情况？这些证据当中只要拿出十分之一就足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又转过身对着阿玛窦说道，“不管你说还是不说，都他妈的无所谓。就算是这个世界上最贪腐的法庭都无法宣判你无罪。可以闭嘴不说话，也可以说话。唯一的区别是，如果你说了，你的家人以后可以领回一具全尸。想一想你的母亲。不，我纠正一下，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区别。另一个区别是，如果你说话，可以允许你出去撒泡尿。”

        几乎整个过程都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啃着指甲的律师，这时轻声地抗议了一声。接着他要求跟他的当事人单独说几句话。卡厉米指了指放在墙角的一张沙发，警官们吸毒时通常坐在那里。

        律师完全可以同阿玛窦到旁边的房间去，或者他也可以请卡厉米、卡尼萨德斯和波利多里奥到门外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阿玛窦带到了七八米外的一个家具旁，压低了声音告诉阿玛窦（尽管他的声音警察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证据的情况对他非常不利，而天又这么热。他抬高着食指又补充道，其实在真主面前一切都早有定论。但在一个人世间的法庭面前，就这一案件来说，招供既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带来坏处，只是可以缩短这个毫无疑义而又让人失去尊严的诉讼程序。而在他眼里，阿玛窦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等等。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一个大牌律师。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黑色西装，在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块深黄色的手帕，像是在发出绝望的求救声。警署里的人不清楚，阿玛窦的家人究竟是从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个人。八九不离十他们是用实物来支付他的薪酬的。阿玛窦有六个还是七个兄弟姐妹。

        “哦，哈哈，”卡尼萨德斯眼睛望着写字台，高兴得像个孩童一样，“哦，哦。”

        波利多里奥看了一眼他的手表，从口袋里取出两片阿司匹林，没喝水就这么干吞了下去。他抬高下巴盯了一会儿天花板下的吊扇。嫌疑人还在那里像演哑剧似的坚持着他的剧本：荒漠里的散步、凉鞋、水果篮子、逮捕。他在沙发上转来转去，而当律师像小学老师那样第三遍第四遍重复着他的观点时，波利多里奥忽然从被告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点他至今还从未看到过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这是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的绝望眼神，在他的律师单调地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的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的生命快要到头了；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但几分钟前从他的眼神里还透出他尚且怀有侥幸心理，觉得会有机会逃脱上断头台的命运；而此刻他的眼神不仅仅是绝望，还显得非常吃惊。看着这个人的眼神，波利多里奥想，这个人也许是无辜的。

        他翻了翻卷宗。

        “指纹到底在哪里？”

        “什么指纹？”

        “武器上的。”

        卡厉米摇了摇头，从锡纸包装中剥出一颗夹心巧克力。

        “我们有四十名目击证人，”卡尼萨德斯说道，“再说阿斯兹正在度假。”

        “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做，不是吗？”

        “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做什么？你会做吗？”卡厉米气呼呼地说，他想无论如何在天黑前能够回到廷迪尔玛去，他和一位《生活》周刊的记者有个约会，“阿斯兹也做不了这个。在皇宫的门岗那里，他花了一个星期把整块场地都贴了个遍，收集了四百多个指纹，但能够辨认的仅有两个，而那两个是大厦管理员八岁儿子的。”

        波利多里奥叹了口气，望了一眼律师。律师不再继续唠叨了。

        阿玛窦的脑袋垂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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