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合肥市城东南的包河公园香花墩。包河风景区面积30.5公顷，明嘉靖乙亥年（1539年）间，在包公幼年读书的河心香花墩上修建了包孝肃公祠。正殿端坐着高大的包公塑像，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侍立两旁，并置有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两边厢房陈列着包公墓出土文物，包括《家训》及包氏家谱等展品。祠东六角亭有一口井，传说贪官污吏喝了井水便会头疼难忍，故用来区别清廉贪官，名“廉泉”。

        包河东南的松柏丛中是包公其夫人、子孙的墓园。河东大岛为浮庄，亭台楼阁，水榭长廊，石峰拱桥，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包河风景区庄严肃穆，环境清幽；湖面水平如镜，粼光闪闪，偶起涟漪，层层荡漾。各种奇花异草争妍斗艳，两岸杨柳依依，婆娑展姿，随风飘荡间，宛如万千少女摇臂起舞……

        鬼斧神工的假山怪石嶙峋陡峭，小桥流水潺潺涓涓，水榭回廊曲折深远。身处园中，梅花山、牡丹园、杜鹃园、藏幽园、独秀峰等一一游来，曲径探幽，鸟语花香，不经意间，心旷神怡，如入仙境，令人流连忘返。

        包拯，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都是清官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在小说中，在野史里，在舞台上，包公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甚至敢于拂逆与皇帝抗争。他的三口钢铡，认事不认人，即使是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如果触犯了国法，他也要开铡问斩。他明察秋毫，明镜高悬，任何狡猾的罪犯在他的审理下，都会原形毕露，难逃法网。人们在崇拜、歌颂包公的同时，不能不问：历史上的包公真是这样的吗？其实，历史家不能不钦佩野史、小说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造力，但也不能不指出，野史、小说、戏曲中的包公是一个被大大加工真包公，但两个包公形象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死后的事情。当时，刘妃和李妃都怀了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乘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人事不知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林。陈林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六年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行知李妃生的儿子并未死时，乃将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宫与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余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李妃。另一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送往陈州，秦凤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作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此时，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狄皇后贺寿之机，将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道出了真相。

        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刘氏知道阴谋败露，惊厥而死。

        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为首相。

        整个故事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仁宗确有认母一事。据历史记载，宋仁宗既非皇后所生，也非皇妃之子，而是侍奉真宗刘德妃的宫女李氏所生。仁宗生下后，刘德妃将其收为己子，亲加抚养，后来在年幼时即继了皇位。这样，刘德妃就成了皇太后。由于仁宗年幼不能理政，乃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并不知道自己生母是李氏，朝中大臣畏惧太后之威也不敢说。但刘太后仁慈厚道，当仁宗生母李氏病重时，刘太后将其由宫女晋升为宸妃。后来李氏病故，刘太后还以皇后之礼给予厚葬，这对一位宫女出身的人来说，也是备极哀荣了。过了若干年，刘太后逝世后，仁宗左右有人奏明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宸妃死于非命。”言下之意，宸妃乃刘后所害。究竟如何，仁宗自然要查清。好在宸妃灵柩尚在，于是仁宗亲看开启宸妃之棺察视。宸妃遗体由于有水银保护，故其肤色就像活人一般，并非被人害死模样。再看她的冠服，确如皇后。这就证明当初宸妃确实因病而死，刘太后也确实将宸妃按皇后礼安葬。仁宗看到这一切，感慨地说道：“人言哪能相信啊！”由此可知，刘妃、李妃确有其人，但其事绝非传说的那样。

        而且，“仁宗认母”这一事件整个过程，也与包拯毫无关系。这件事发生在仁宗亲政之前，也就是仁宗明延元年（公元1032年）以前，而此时包拯还是一个布衣百姓。直到仁宗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29岁的包拯才考中进士，本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由于包拯为孝敬年事已高的双亲，请求回到家乡附近任职，于是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由于还不在父母身边，包拯又辞职回家，孝养双亲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才在亲友劝告下，离家去天长县（今属安徽）任职，而这时他已经40岁，步入中年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去过京城，哪能帮助仁宗寻找生母呢！

        包拯陈州放粮，怒铡当朝太师庞吉之子庞昱，这也是包拯传说中十分精彩的一段。传说那一年，陈州（今属河南）闹灾荒，朝廷派太师庞吉之子庞昱前往陈州放赈。谁知庞昱到了陈州以后，并不放赈救民，反而在那里大造花园，掠夺民间女子，有不少人被逼致死。包拯知道后，毅然上奏仁宗，揭发此事。仁宗加封包拯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查放赈之事，并统理民情。仁宗还赐御札三道，包拯将札改国铡，制成御赐铡刀三口。包拯到了陈州，查清了庞昱种种不法行为，乃用铡刀将他铡成两段，为民除了大害。

        这段传说虽有一点事实根据，但却添进了不少虚构的内容。那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出现的一件事：转运使王逵上疏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任中师是个廉洁奉公的清官，而王逵倒是贪婪卑鄙的小人，如今小人告清官，真把人弄糊涂了。

        仁宗认为，此事必须调查。但由于王逵在陈州有权有势，很多人都不敢介入此事。而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原来，肆意搜刮农民，引起农民不满的正是王逵。包拯回到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的钱粮退还给老百姓。整个事件中并没有刀铡庞昱之事。

        传说总是与事实有很大距离，甚至将忠奸也颠倒了。例如，传说中的太师庞吉，实是从朝臣庞籍深化而来。可是庞籍既非太师，更非奸臣，倒是刚直果断的直臣。而《狸猫换太子》中的忠臣陈林，就是历史上的程琳，他却是个奸佞之徒。从一件事就可看出他与庞籍完全不同。据史载，刘太后在垂帘听政时，三司使程琳为了向刘太后拍马献媚，竟向太后呈献武后临朝图，希望太后像唐朝武则天那样正式称帝。幸亏刘太后比校清醒，愤然将图掷于地上，并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而殿中侍御史庞籍却义为仁宗早已成人，理该亲理朝政，不应再使女后称制，故毅然上书，请下阁门、取垂帘议制尽焚之。由此可见，庞籍和程琳二人，忠奸完全不同。庞籍后来做过宰相，曾以太子太保致仕。他只有一个儿子庞元英，而无庞昱，更不是被包拯刀铡而死。

        传说中的包公简直是个神，任何复杂的案件，经过他的审理，总能水落石出。任何狡猾的罪犯，在他的逼问下，总是原形毕露。他明察秋毫，摘奸发覆，洗冤雪枉，因而赢得“包青天”的称号。一部洋洋洒洒、50余万言的《包公案》讲述了包公许多精彩的断狱故事。其实，这些断案故事绝大多数都是后人虚构添加的。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拯在历史上当然不至于只断过这上个案件，可惜其他的案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记载。包拯是人不是神，他不是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明察秋毫”的。他也不过失误，有过被人愚弄的事情。历史上倒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他任开封府知府时，有个人犯了法，按法律规定，应当杖脊。于是犯人贿赂了包拯身边的小吏。小吏深知包拯的性格，乃对那个罪犯说：“明天你见到包大人，他必定先交给我审问，你别的话不要说，只管喊冤自辩，我自有办法。”第二天，罪犯来见包拯，包拯果然吩咐上小吏审问。罪犯按照小吏的提示，只是喊冤，自辨不已。这个小吏故意装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声呵车斥道：“少废话，给我老老实实地受杖！”包拯生平最恨以强凌弱，如今看到小吏这样狐假虎威，不禁大怒，当场将小吏打了17杖，而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却中了小吏之计，为他所卖了。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又称包待制，就是由此而来。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这倒是很重要的职务，可以指出朝政的种种弊病。在此任上，他曾多次抨击不法的权臣，而且对时政提出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包拯在此任上并未干多久。两年后，包拯被改命为龙图阁学士，龙图阁是皇家“图书档案馆”，这也是包龙图这一称号的由来。龙图阁学士是个虚衔，包拯带着这个虚衔又先后在河北、庐州、池州、江宁等地任地方官，十几年后他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在开封府任上，他只干了三年，就升为权三司使之职。第二年又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传说中说包拯是宰相，甚至是首相，人们呼之为“包相爷”，恐怕就是据此夸张而来，其实包拯从未任过宰相。

        不过，此时包拯已是年过六旬的垂垂老翁了，两年后，包拯就病死在开封。弥留之际，仁宗还亲临包拯府第看望。包拯死后，宋朝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所以人们也称包公为“包孝肃”。

        包拯无论在什么任上，也确实能做到不畏权势。他最受到百姓爱戴，还是在开封府任上。因为在此任上，他经常直接处理百姓中的事情。据历史记载，他在任开封府知府期间，有两件事比较突出：

        一是简化了民众告状的手续。当时尽管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一个平民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繁多，机时且根本见不到长官的面，这就为那些奸吏豪强舞弊创造了条件。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作出新规定：大开官衙正门，凡是告状之人，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当面陈述案情，任何人不得刁难。这一改革，深受百姓欢迎。

        二是疏通民河。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河两岸既有平民百姓的住宅，也有达官贵人的府第。一年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包拯经过调查，发现河水泛滥，在于河流淤塞不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些达官贵人在河上筑堤修坝，将坝内之水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和自己的住宅连成一片，建成水上花园。要疏通河流，必须拆毁堤坝，冲走水上花园。包拯不顾达官贵人们的反对，毅然下令将所有堤坝和花园拆毁。虽然后来权贵们告到仁宗那儿，由于包拯做得完全正确，仁宗也只得缄口不言。

        正因为包拯敢于为民作主，不畏权贵，所以京城流传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尽管百姓打不通关节也不要紧，因为有包拯为我们做主。

        但是，包拯毕竟权力有限，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法力无边，凭着皇帝赐给的三口“钢铡”，可以“先斩后奏”。因为当时宋朝法律规定，该判流刑和死刑的罪犯，地方上是无权判决的，必须上报中央审批，经皇帝钦定后才能实行，任何人包括包拯在内都没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包拯也从来没有所谓权威无边的三口“钢铡”。而且宋朝的死刑执行方式也只有斩、绞二种，尽管后来出现过“凌迟”（即千刀万剐），但也是极个别的特例罢了。

        历史上的真包拯确实大公无私，做了官以后对家里人的要求也很严。他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已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谁要是做官犯了贪赃，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所以包拯一直被人们视为心中的清官偶像也就不奇怪了。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纠正地方弊端

        在公元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辽国，在途中，他发现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界的人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赶忙上奏皇帝，请求大大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下诏实行，很快，边界人民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

        一颗时刻为民的心时刻留心民间疾苦，而不是时刻看着上司的脸色，这是包公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历史性的，这就是流芳百世。

        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室，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为民不畏权势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便民诉讼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万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爱国、爱民，并且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来，有时为民请愿谋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法者特别是法官们都应该以包公的精神自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法治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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