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宿命
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就在司马光的第四篇辞职报告递上去的同一天，二月二十一日，王安石结束休假，复出视事。王安石能出来，当然是因为神宗屈服了。二十三日，王安石下令将韩琦批评青苗法的报告发付条例司，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大批判即将展开。
一位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御史陈襄这样写道：
听从司马光或者听从王安石，都不是神宗的初衷，可是以神宗的能力，显然无法做到居高临下、调和二者之矛盾、兼而用之，最终，神宗还是倒向了王安石。这是神宗的宿命，也是宋王朝的宿命。
神宗为什么最终会选择王安石和他饱受诟病的激进改革路线，或者说，神宗为什么没能站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上，采取折中路线呢？非不欲也，是不能也。何以不能？神宗自己没有表述。帝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反而是最模糊最隐秘的，皇帝不像官僚，可以在各种文章体裁中表述真心、诉说理想，皇帝留给我们的，除了既成事实，便多半是些别人代笔的官样文章。所以，皇帝怎么想，我们只能猜。
我猜，神宗之所以选择王安石，是因为他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理想，他想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成就一番伟业—简单地说，神宗有领土野心，他想要通过领土扩张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
神宗之所以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守成之主，一定要谋求超越，内心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动力，我以为，是极简单也极质朴的，那便是：证明他和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神宗要为父正名！
神宗是英宗的儿子，英宗继承的是仁宗的皇位，但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假定仁宗有儿子，那么皇位根本轮不到英宗。纵然仁宗没有儿子，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也不止英宗一位，为什么偏偏是他？运气好？当然是运气好！对于英宗的好运气，不服气的宗室多了。比如濮王诸子之中最年长的宗谔，就从不掩饰他对英宗的妒忌。宗谔府上有个厨子，羊脍做得最好，英宗让他帮忙做了两盘。宗谔知道后,勃然大怒，把肉倒了，把盘子摔得粉碎，又狠狠地打了这厨子一顿。既然不是天生的皇子，既然只是因为运气好才得到了这样的大位，那么，唯有在继承皇位之后表现得像一个真命天子，才能让那些曾经同样可能继承皇位的宗室心服口服。而英宗继承皇位之后的那一通折腾，却实实在在不像话！他不断地闹病，甭管真病还是假病，却因病不能正常履行一个皇帝和孝子应尽的责任；好不容易能正常临朝听政了，却又为了尊崇自己的生父把朝廷搞得四分五裂。作为皇帝，英宗的表现是不合格的。作为人子，神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私底下把拳头都捏碎了，却也使不上力气。如今，神宗登上了皇位，当然要想办法证明“我们这一支”继承大统是绝对正确的。如何证明？当然是要成就一番帝王伟业。何为帝王伟业？开疆拓土，兴致太平。本朝比汉唐最不如者何？领土！本朝开国二帝最大的心结是什么？领土！为了父亲，为了“我们这一支”，必须开疆拓土致太平！
而能够帮助神宗实现领土野心、解开心结的，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其余所有的人，包括韩琦、欧阳修、张方平、司马光，都在絮絮叨叨地告诉神宗：国家财政困难，要节流，不可轻举妄动，随便动兵。只有王安石和神宗一样胸怀大志；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给了神宗解决财政困难、充实国库，富国而后强兵的具体办法。王安石是神宗实现理想、为父正名的坚强后盾！
其余所有人都喜欢拿“祖宗”来约束年轻的皇帝，可是王安石却明确告诉神宗：“你就是祖宗！”那是在讨论削减宗室待遇的会上。宰相曾公亮提出，要以神宗本人为标准裁定宗室的亲疏。神宗吓了一跳，赶紧表示：“当以祖宗为限断！”这时候，王安石说：“以上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在位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神宗被这个新鲜而大胆的说法迷住了。从他记事以来，“祖宗”就是太庙里的牌位，是《宝训》《圣政》里的祖先故事，“祖宗”是神圣的教条，是伟大的真理，是臣子们拿来抽打他的鞭子。王安石却告诉他：“你就是祖宗！你不必追随，你可以创造，你可以为所欲为！”这怎能让神宗不兴奋喜悦，跃跃欲试？！
所以，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神宗只会也只能选择王安石。他仍然还是会动摇，对王安石也会有不满，然而，动摇归动摇，不满归不满，最终，神宗还是会回到王安石的路线上来。
这是神宗的宿命，也是大宋王朝的宿命。
今天，当我们回看历史时，是先看到结果，然后逆溯其源起，最终在细节的堆垒中，看到最高统治者的个体生命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王朝历史的走向。而司马光却是在时间的顺序里，随着事件的推进，水滴石穿般地慢慢体悟到了命运的不可逆转。
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安石获得神宗的支持，结束病假，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宰相府，开始对反对派进行严厉打击。
雕版檄文战韩琦
王安石的第一战剑指韩琦，为青苗法辩护。青苗法是到目前为止遭受批评最多、最严厉的新法。而韩琦是批评青苗法最用力的老臣，也是唯一曾经打动神宗的批评者。王安石对神宗说：在所有批评青苗法的章疏中，“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擒“贼”先擒王，压倒韩琦将会让反对派士气大丧。王安石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胜券在握。首先，他从神宗那里拿到了“尚方宝剑”。“群臣言常平（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章疏，上悉以付安石。”神宗答应，所有批评青苗法的奏疏，一概交由王安石处置。其次，二月二十三日，王安石把韩琦批评青苗法的奏疏下发到变法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条例司官员组织研究、批判。最终，三月四日，两份文件同时出台，一份是神宗的最高指示“青苗法没有问题”—“目前人们所提出的有关青苗法的弊病……都是地方官吏松弛懈怠、营私舞弊造成的，不能归咎于青苗法本身。”另一份是一篇由条例司冠名下发、王安石亲自捉刀的檄文—《驳韩琦疏》。这份《驳韩琦疏》既是对反对派所下的战书，也是一份统一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它开宗明义：“群臣多次批评常平新法不便，现统一申明如下，请陛下敕令各路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仓司传达到下属州县官吏，让各级官员都了解新法的立意。”结尾重申，法是利民之法，若有害民之事，一定是官员在推行过程中出了问题，“自是州县官吏松弛怠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对于在青苗法推行过程中推行不力的州县官员，要严厉惩罚，路级官员失察的，也要追究责任。
这篇战书的传播方式特别值得一提—它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份雕版印刷的论战文章，由掌管中央与地方之间公文传输的进奏院负责雕版印制，然后向全国颁行。王安石的确是具有创新思想的政治家，他非常懂得怎样利用新技术来为政治服务。这封战书的印刷传播只是个开端，后来神宗和王安石把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统一到王安石思想之下，靠的也是政府所掌握的印刷传播资源。
王安石有皇帝、有官营印刷厂和遍布全国的邮政网络，他的战书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化身千万，抵达帝国的每一个州城，送到所有够级别的官员手上。韩琦有什么？韩琦只有一支笔、一张纸。技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剧了论战双方的不平等。在河北大名府，韩琦手捧《驳韩琦疏》，气得浑身发抖。在韩琦看来，驳斥没有一句是公平的，它断章取义，其目的“就是要欺骗皇帝，愚弄天下之人；就是要堵住所有人的嘴，让人们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痛苦愤怒之下，韩琦决定再度上疏皇帝请求取消青苗法，他要为自己的名誉而战，为天下苍生而战。他请求皇帝一定要亲自看看自己的辩白书，然后把它公之于众，让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以及开封全体官员参加讨论，公是公非，由大家说了算。韩琦发下了重誓：“若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流放还是诛杀，听凭陛下处置；如果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措施有悖常理，天下百姓必定会受其荼毒，那就请陛下按照我先前提出来的，取消青苗法，召回青苗使者。”
可是，神宗既然已经答应了所有青苗法争议归王安石处置，又怎么会听韩琦的申诉？这第一仗，王安石完胜，韩琦完败。然而，神宗心中的忐忑却并未消失。
一石三鸟贬李常
王安石的第二战对准了谏官李常（1027～1090），杀鸡儆猴，压制舆论。三月五日，有五位台谏官对王安石打压韩琦的做法提出抗议，而王安石选择的打击对象是谏官李常。为什么单单拿李常说事儿？因为这个人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却对青苗法“怪话”最多。在此之前，王安石曾经派亲信私下里递话要李常闭嘴，可是李常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地抨击青苗法，惹得王安石勃然大怒。在王安石大怒之后，李常“偶遇”了吕惠卿，吕惠卿微笑着把李常拉到没人的地方，轻声细语地对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终身不如人，无非是不能升官发财，又如何？！李常转身不顾而去。最终，不肯低头的李常被免除谏官，贬到滑州去做了通判！
对李常的打击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李常贬官只是其中最无足轻重的，因为维护李常，司马光的老同年、翰林学士范镇也被贬成了闲官！
李常对青苗法的批评中有这样的话：“做得最过分的，甚至让安善良民假称借贷，拿不到实钱，反而要交二分利息。”倘若此言属实，那么这种做法简直等于明抢，实在是太过分了！皇帝与宰相会议，神宗拿着李常的奏疏，征求各位宰相的处理意见。王安石就抓住了这句话，要让李常交代究竟哪一州哪一县有他所批评的那些极端做法，条分缕析讲明白，这叫“分析”。宋朝制度，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只管纠错，话可以说得相对模糊，而不必交代批评信息的来源。谏官“分析”，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王安石话音未落，两位宰相曾公亮、陈升之异口同声，表示反对：“谏官有风闻言事的权力，怎么可以让谏官分析呢？！”然而，神宗还是按照王安石的意见，下诏令李常分析。按照制度，诏书要经过通进银台司，而在当时扼守通进银台司的，正是翰林学士范镇。范镇坚决反对，封还了神宗命令李常分析的诏书，“诏五下，公执如初”。这绝不是范镇第一次通过封还诏旨来抵制王安石了—他曾经封还了下令制置三司条例司驳斥韩琦奏疏的诏书，以及神宗接受司马光枢密副使辞呈的诏书。范镇封驳的本意，是希望神宗收回成命，而神宗却一次又一次地绕过通进银台司，直接把旨意贯彻了下去。就像当年的吕公著一样，范镇感到了愤怒，这样的通进银台司还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吗？他主动提出请辞知通进银台司，神宗照准。
范镇是王安石反对派阵营中颇具话语权的一位老臣。同韩琦一样，范镇也是对英宗即位立下了关键性功劳的。想当年，仁宗年老、中风、无子，又讳疾忌医，不愿意人们谈论继承人问题，最早站出来打破沉默僵局的，便是范镇。为了劝仁宗早立太子，他高官厚禄都可以不要，奏疏上了十九道，居家待罪百余日，甚至于和仁宗在殿上相对哭泣！范镇的忠诚、范镇的坚定、范镇的资历，都让王安石感到头痛。而现在，范镇主动提出辞职，神宗照准，王安石一下子去了一个劲敌！
范镇为什么要辞职？他哪里是要辞职，他是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捍卫宋朝制度。宋朝制度才是李常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一颗石头打下来的第三只鸟。在李常、范镇被贬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被破坏掉了，而这两项制度都是防止皇帝或者宰相专权的关键。第一项制度是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李常“分析”，台谏官员超然独立的监督特权正在逐渐丧失，而这是宋王朝政治机体中宝贵的纠错机制。第二项遭到破坏的制度同样涉及纠错，这便是通进银台司的封驳。重要政令文书，必经通进银台司审核无误方可下发。这就好比是一个工厂的质检部门，产品不合格可以退回生产车间返工。李常的处分命令，范镇认为不合理，退给皇帝请他重审，可是皇帝却直接绕过质检部门，把不合格产品推向了市场。如果最终的产品比作一辆车，倘若不合格产品只是一个座位，那么无关紧要，可是，如果这不合格产品是发动机呢？设置质检部门的作用就是纠错。绕开质检，掩耳盗铃，搞不好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自取灭亡！范镇以辞职表达抗议，而神宗竟然顺势接受了他的辞呈，解雇了最负责任的质检员！
这第二仗，王安石仍然是完胜！
欲加之罪逐中丞
王安石第三战的打击对象是御史中丞吕公著。吕公著接任中丞还不满一年，他的前任吕诲因为反对王安石，去年六月被贬出京。而吕公著则是王安石亲自推荐的御史中丞，他被贬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当然，这个原因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拿到台面上的原因很有意思，说吕公著诬蔑韩琦意欲谋反。吕公著、韩琦都反对青苗法，吕公著竟然要诬蔑韩琦，这又从何说起呢？据说，吕公著是这样说的：“韩琦是方面大员，为国家守卫河北边境。他如此激烈地批评青苗法，皇上不听，可曾想过后果吗？这事儿要是搁在晚唐五代那些节度使身上，恐怕早就带着军队进京来清君侧了！”
吕公著的贬官诏书里说：“这些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而且完全不符合事实。”说得很对，如果吕公著这样说过，那的确是荒唐可笑、骇人听闻的，一个高级官员竟然说出这么没水平的话来，哪怕是假设，也不能容忍，应当遭到贬斥！但问题是，吕公著真的会这么没水平吗？吕公著的政治水平那是第一流的，欧阳修认为他才能堪任宰相，王安石对吕公著也一向是期许甚高。况且，吕公著有两个侄女嫁给了韩琦的两个儿子，韩吕联姻，吕公著恶毒攻击韩琦，自家又如何逃得了干系？然而，在王安石的坚持下，这样的罪名却真真切切、白纸黑字出现在了吕公著的贬官诏书里。
又据说，那些骇人听闻的荒唐话，是神宗当面亲耳听吕公著说的。多年以后，神宗已经去世，吕公著出任宰相，负责编修《神宗实录》，恐怕经自己的手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就再也不可能翻案，特地向皇帝打报告请求查阅当年的档案核实此事。最终的调查结果是查无此事，吕公著被冤枉了—那些荒唐话，的确有人说过，而说话的那人跟吕公著一样，留着一副漂亮的大胡子，于是神宗就张冠李戴了。
这分明是欲加之罪，打着皇帝的旗号，谁敢分辩，谁能分辩？！
熙宁三年四月八日，吕公著罢御史中丞，出知颍州，韩维出任御史中丞。韩维的任命，与他的前任吕公著一样，出自王安石的推荐。在此之前，韩维的哥哥韩绛已经担任枢密副使、同制置三司条例司。按照宋朝的传统，负有批评时政、监督二府责任的台谏官员，不得使用二府亲戚。韩维的任命显然违背了这一传统。韩维坚辞，九天之后，朝廷只得遵从韩维的意愿，让他和开封知府冯京换了岗。
这第三仗，王安石又大获全胜。
台谏官是朝廷喉舌，可是现在却与朝廷路线集体对抗，是时候做出清理了。在一次单独接见中，王安石单刀直入，反问神宗：“陛下知道今天议论纷纷的原因是什么吗？”神宗有些沮丧，但还是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这都是因为我选择的台谏官不对。”王安石立即抓住机会，往前迈了一步，对神宗说：“陛下驾驭群臣没有手段，多次丢失撤换台谏官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议论纷纷在所难免！”王安石语带责备，神宗毫无怨言。
皇帝与王安石达成了共识，一场台谏官的大换血迫在眉睫。继四月八日御史中丞吕公著罢官之后，十九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1032～1085）罢为京西路同提点刑狱。二十二日，右正言李常贬通判滑州，同时遭贬的还有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王子韶。二十三日，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罢为同修起居注，程颢再贬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公事。同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1028～1087）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是一个公认的劣迹斑斑的坏蛋。
四月十九日，参知政事赵抃罢政，出知杭州。起因是反对青苗法，反对神宗接受司马光的枢密副使辞呈，“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恐天下自此不安”。取代赵抃的，是与王安石政见更为接近的韩绛。
王安石在清障，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他要大踏步前进。
这是天意
王安石的胜利，在司马光看来，却是制度的崩塌、秩序的瓦解。司马光听说，王安石为了打消神宗的顾虑，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命是什么？民意上达，就是天命。王安石说没关系，没什么可怕的。大宋王朝的百年无事哪里来的？全凭祖宗留下的制度传统，可是王安石说，那些旧东西都不用守了。满天下的人都反对青苗法，对王安石专横的作风议论纷纷，可是王安石说，那都是流俗，都是庸人胡说，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三个“不足”，每一个都是司马光最珍惜的。他痛心疾首。
司马光决定反击。三月二十八日，他得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考试出题。什么考试？馆职考试，宋朝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官选拔赛。考试规模不大，可是参赛选手个个都文采出众、学识渊博，是大宋王朝最有前途的官员，未来的台谏官、翰林学士甚至宰相，多半都从这里出。馆职考试最重要的内容是“策”，一篇大作文，通常以政治现实为题，要求考生结合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司马光决定就以王安石的“三不足”为题，他希望利用人们对于考试的关注，来引发一场有关宋朝政治走向的大讨论。
这篇经过司马光与范镇讨论，由司马光执笔的作文题目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司马光所提出的，其实是帝国政治中的三大原则：第一畏天，用天来约束皇帝，防止专权。这是一个软性的约束，但是在皇帝与群臣双方都接受的前提下，就是有效的。第二法祖，尊重传统，并不是拒绝变化，而是说具体政策可以变，但是本朝政治传统中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守。宋朝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那些纠错机制，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东西不能丢！而畏天、法祖怎么体现？就要靠第三原则，让人说话，听取批评意见！这道题虽然简短，却击中了王安石政治作风的要害。
司马光想要在开封政坛掀起一场思想风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考试的结果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神宗根本就没有允许这个题目出现在考场上，他让人在试卷上贴纸，盖住了司马光出的作文题，临场换了题目！ 这样具有颠覆性的试题，神宗怎么会容许它出现在馆职考试当中呢？！
当然，神宗也不是完全不为所动的，私底下，他向王安石表达了犹豫，他问过王安石“这样做是不是会丧失人心”，他甚至请求王安石对青苗法加以调整，“以合众论”。可是，王安石斩钉截铁地告诉神宗：“所谓得人心，是因为合乎天理公义……所以，只要我们的做法合乎天理公义，就算是招致了四国叛乱，那也不能叫作丧失人心；相反，那些不符合天理公义的做法，哪怕有全天下的人歌功颂德，也不能算是得人心。”一句话，只要我们做的是对的，哪怕全世界都反对，又有何妨？！在青苗法的问题上，王安石断然拒绝了任何让步，他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道，就是真理、正义、正确的路线。流俗，指反对派。真理与流俗的斗争，就像是打仗一样，你死我活，岂容退缩？一步也退不得！
因为跟王安石争论青苗法不胜，曾公亮、陈升之两位宰相早在三月一日就不约而同地告了病假。苏辙曾经当面责备曾公亮身为宰相，却无所作为，放任王安石专权。曾公亮苦笑着，说出了一句无可奈何的大实话：“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王安石与神宗之间的小摩擦，外人是看不见的。开封高层人人都看在眼里的，是皇帝与王安石团结如一人。曾公亮说，这是天意！天意如何违得？！
反对派纷纷被贬，批评的声音渐渐远去，许人说话的空间正在压缩。司马光感到窒息。本来，熙宁三年是一个多好的年头啊，这一年是大比之年，三月二十一日，科举发榜。司马光的独子、二十一岁的司马康榜上有名，明经及第。明经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地位前程都不如进士，司马康应当不是绝顶聪明的孩子。但是，不管怎么说，考中了就是喜事。同时登科的还有王珪、范镇、宋敏求之子。同年之子今又同年，实在是佳话一桩。四家摆酒相庆，两代联席作诗，着实欢乐了几日。可是个人的欢乐却无法抵消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皇帝的心意无法扭转，政治走向已然确定，剩下来能做主的，便只有个人的去向了。司马光在踌躇，在思考，他将做出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他与神宗、与王安石的毕生纠葛也将在这里发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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