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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武元衡到访后的第二天,裴府像往日一样平静。

        裴玄静早上去给叔父婶娘请安,见裴度的脚伤大有好转,也十分欣喜。回到自己房中,裴玄静取出前一日让阿灵准备的红丝线,开始细细地编一条穗子。

        阿灵在旁边看了一会,咂舌道:“娘子的手真巧,怎么编得这样好看。”

        “哪有你的嘴巴巧。”裴玄静笑道,“这两天叔父不上朝,家仆们都闲了吧?”

        “也和平常没两样啊。”

        “王义呢?他在干什么?”

        “王义?”阿灵转了转眼珠,“娘子不提我还想不到他呢。王义这两天人都见不着,也不知跑哪儿去了。”

        “是回家了吧?”

        “家?他哪儿来的家?他是一个人从魏博跟阿郎来长安的呀。要说家,咱们裴府就是他的家。”

        “也没有妻女?”

        阿灵说:“当然没有啦。娘子,你不是又发烧了吧?”

        裴玄静嗔道:“瞎说什么,我好着呢。”举起编了一半的穗子,“好看吗?”

        “真好看。送给我吧,好娘子……”

        “这个我有用,”裴玄静拧了拧阿灵的脸蛋,“下回再给你编一个。”

        晚饭后,阿灵来向裴玄静汇报说,王义回府了。

        裴玄静找了个借口支开阿灵,独自一人向前院来。

        今夜比前两天更凉爽些,王义坐在耳房前的胡床上,远远地看见裴玄静过来,便起身行礼。他的情绪看来平静了许多,见到裴玄静也没显得意外,似乎本来就在等她。

        裴玄静递上编好的红穗子,“这是我特意为你女儿编的,请笑纳。”

        王义不解地看着她。

        “父亲送给女儿及笄的簪子上,一定要系一根红穗子才吉利。”裴玄静解释。

        王义接过红穗子,双手不易察觉地轻轻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才道:“多谢大娘子。”

        裴玄静笑了笑。

        “大娘子为什么对王义这样好?”王义突然问。

        “也没有什么特别啊……”裴玄静说,“只是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可是大娘子一定听说了,王义在长安并无妻女。”

        裴玄静摇头道:“那些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金簪需要配红穗子。”

        “大娘子果然是阿郎的侄女,讲话的口气都像极了。”王义突然咧开大嘴笑了。

        原来这满面愁容的汉子也是会笑的。裴玄静不由跟着微笑起来,好奇地问:“我和叔父怎么一样了?”

        像是陷入久远的回忆,王义的语气中充满了惆怅,“大娘子不知道,其实我的原籍就在长安,当年是跟着嘉诚公主去魏博的。上回大娘子因我不耐长安暑热,推测我来自北方。可我真记得,小时候长安真没这么热啊。”

        这下轮到裴玄静惊讶了。

        嘉诚公主,乃代宗皇帝之女,德宗皇帝之妹,按辈分可算当今圣上的姑奶奶。贞元元年的时候,德宗皇帝为了拉拢魏博藩镇,特以嘉诚公主下嫁当时的魏博节度使田绪。公主出嫁,德宗皇帝亲自到望春亭饯行,并准许公主乘坐天子的金根车。表面排场轰轰烈烈,实质却是大唐天子权威不再,竟然落得要以公主来和亲下属藩镇的地步。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皇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品尝着权力沦丧的屈辱,直到今天。当今圣上近乎偏执地削藩,原因即在于此。

        嘉诚公主嫁给田绪之后,确实稳定住了魏博的局势。田绪死后,她又扶植养子田季安继承节度使的位子,并严格约束着他,使其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到了元和初年,嘉诚公主刚一病死,田季安便开始不服朝廷管制,魏博局势重新变得动荡不安。

        好在田季安荒淫暴虐的生活首先搞垮了自己的身体。元和七年,田季安中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儿子田怀谏才十一岁,魏博的大权落入其母元氏和家仆蒋士则的手上,诸将不服,推举田季安的叔叔田兴夺取了节度使的位置。

        三年前裴度奉旨出使魏博,正是在这段权力交替、风雨变幻的敏感时期。裴度充分利用了魏博内部变乱已久,人心思安的特点,成功说服田兴代表魏博归顺了中央。宪宗皇帝才能最终拿下魏博藩镇这块啃了几十年的硬骨头,而这,其实是从他的祖父德宗皇帝开始,几代人前赴后继努力的成果。

        令人唏嘘的是,为了李唐的江山一统,就连嘉诚这位金枝玉叶的公主也奉献出了她的人生。

        裴玄静问王义:“那你又是如何跟着叔父回到长安的呢?”

        王义告诉裴玄静,自己本是嘉诚公主带去魏博的护卫。在魏博的这些年中,王义始终忠心耿耿,唯嘉诚公主马首是瞻。公主死后,田季安悖逆曾经对养母的承诺,所作所为令王义十分不齿。所以田季安暴卒,王义也觉得大快人心。但是在谁来接替节度使位置的问题上,王义选择了支持嘉诚公主生前钟爱的孙子田怀谏,便与田兴一派成了死敌。在王义看来,田兴为了当上节度使欺负孤儿寡母,杀死元氏拘押田怀谏实非君子所为。因此他便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入节度使府,打算行刺田兴,结果刺杀未成,自己反被押入死牢。

        正巧裴度在这时出使到了魏博,得知王义的事情后便向田兴讨要他。起初田兴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行刺上官罪大恶极,田兴认为自己才刚执掌大权,必须要杀鸡儆猴树立权威。可是裴度规劝他:“你说的那些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田怀谏自小与王义亲密,这次将田怀谏送到长安以示魏博对吾皇的忠诚,王义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嘉诚公主的灵柩也要奉回长安葬入皇陵,于情于理更该由王义护送。”

        裴度暗示田兴,要想向朝廷宣誓效忠,放回王义不啻是个好手段。田兴最终被说服了。

        说到这里,王义慨叹道:“要不是阿郎当时为王义说情,我早就在魏博做了田兴的刀下之鬼,又怎么能够活着回到长安,还能活着看到……”他突然住了口,脸上又露出那种悲喜交加、心事重重的复杂表情来。

        裴玄静道:“今天若非你亲口告诉这些,玄静还真不知道叔父身边有这样一位忠勇的义士,大唐的功臣。”

        “大娘子太过奖了。”王义说,“阿郎这样的人,才是大唐的功臣。王义不过一介匹夫,只懂得对主人忠诚。况且阿郎不仅仅是王义的主人,阿郎还救了王义的性命,阿郎的恩情,王义就算是死也报答不完的。”

        又是一番直抒胸襟的肺腑之言,裴玄静听得比前一次更心惊。王义的心中肯定有着什么难言之隐,而且与叔父的安危有密切的关系。她察觉到王义特别信任自己,而且一直在试图提醒自己——他像是有极重要的信息想传递给她。

        裴玄静低声道:“谢谢你,愿为叔父出生入死,护他平安。”

        “可要是我、我没能做到呢?”王义猛然发问,面容有些狰狞。

        “那我也相信你,已经尽了力。”裴玄静认真地回答,“这世上本无万全之策,但求无愧于心。”

        王义瞪大布满血丝的双眼,一瞬不瞬地看着裴玄静。

        “娘子,你让我好找!”随着一声清脆的呼唤,阿灵冒冒失失地跑了过来。“阿郎叫娘子一块儿去吃晚饭呢。咦,你们?”

        裴玄静忙说:“你等着,我马上就来。”人却不动,只是盯着王义。

        王义也一下子清醒过来,嘴里说:“大娘子略等片刻,待我取件东西。”转身奔进耳房,须臾又奔出来,手里捧着——一顶帽子。

        王义将帽子双手呈给裴玄静,“大娘子,这帽子是我这几天在东市上寻到的。他们说是从扬州刚运来的新式样。我看着也觉得挺不错的,就花钱买了一顶。前些日子犯错伤了阿郎的脚,我想给他赔个不是。可他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能不能求大娘子帮个忙,替我把帽子转送给阿郎?王义这厢谢过了。”

        送帽子?裴玄静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她接过帽子捏了捏,做工质地确属上佳,式样也很稳重,叔父应该会喜欢。可现在正值酷暑,这么厚的毡帽也没法戴啊。她为难地说:“心意是难得的,帽子也是好东西。不过,是不是再等些时日,等天气转凉了送更好呢?”

        王义古怪地笑了笑,“过些日子,只怕就来不及了。”他直视着裴玄静困惑的目光,说,“若是简便容易的事,王义也不拜托大娘子了。阿郎一心要替圣上分忧办事,我想他不等脚伤好利索,就会赶着去上朝公干的。只要阿郎一出门,王义就希望他能戴上这顶帽子。”

        裴玄静还是想不通。脚伤和毡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出门就要戴上它?但她决定不再追问。她决定相信王义,照他的话去做。

        “好的,我尽力而为。”她说。

        抱着毡帽离开时,裴玄静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和叔父婶娘一起用晚饭,裴玄静没有提起毡帽的事。现在把帽子送给叔父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婶娘放进箱笼,待秋风起时再拿出来给叔父戴。可是王义说得很明白,他想让叔父只要出门就戴上这顶帽子。

        怎么办呢?

        裴玄静只好从关心叔父脚伤的角度出发:伤筋动骨一百天,叔父有些年纪了,务必要耐心休养,待到彻底好了才恢复活动,以免留下后患。

        裴度微笑点头,并没有说什么。

        裴玄静的试探失败了,她仍然无法确定叔父什么时候会出门。

        同日,宰相武元衡冒着酷暑在外忙碌了一整天,直到入夜才返回宰相府所在的靖安坊。

        刚一进坊,他就有种分外异样的感觉。阴森森的院墙暗影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耸动,浓重的树荫间更传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命下人靠近查看时,一切又变得出奇静谧,透着诡异。

        那天夜里,武元衡在书案前一直坐到三更,心里依旧觉得很不舒服。

        为了平抑心情,也为了兑现对裴玄静的承诺,更为了理清让他深陷困惑的巨大谜团,今夜武元衡一直在全神贯注地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可是到了此刻,他只能对自己承认失败。

        皇帝说得对。树欲静而风不止,就连书圣也帮不上忙。

        武元衡的笔端最终停留在:“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笔墨所及之处,正充斥着老友相聚其乐融融的欢欣。往后王羲之笔锋一转,开始感叹人生无常、岁月无情,却是武元衡再也不愿去触碰的部分了。

        他临的仅是半部《兰亭序》而已。

        武元衡长叹一声,必须到此为止了。

        可是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不祥的预感如同更深更黑的夜色,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武元衡随手又取过一张白纸,信笔涂抹。再看时,发现自己赋了一首新诗: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

        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这首诗和他一贯华丽晦涩的诗风不符,却有种质朴坦白的魅力,明确地吐露了内心深处的彷徨。

        武元衡的诗在当世很被推崇,但他心里知道,自己的诗大多为奉和之作,纯熟的技巧和高雅的品味掩盖不了情感的缺失。太多人写得比自己好,比如白居易,比如李长吉,再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些人的诗都好过他,但景况却远远不如他。

        最近在朝中,有些人开始呼吁召回被贬十年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皇帝尚未表态,但至少没有明确的反感。毕竟已过去整整十年了,当年那场惨烈的永贞革新的余波,也许真的在皇帝的心中平息下来了。

        也有人偷偷来问武元衡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十年前,武元衡和刘禹锡、柳宗元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却走到今天这样天差地别的境地。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居高临下地表现他的宽容与道义。但是武元衡保持沉默,不反对也不赞成。

        他知道人们会在背后怎么议论自己——看看,人家武相公多么善于自保啊。十年前和永贞派保持距离,才得到当今圣上的宠幸,以至飞黄腾达。十年后的今天依旧和永贞派划清界限,避免惹是生非。

        物议沸腾,从来不是武元衡所在乎的。他只是从心底里认为,刘禹锡和柳宗元不适合回朝。政治主张和个人恩怨都不重要。只要读一读他们的诗文,感受一下跃然纸上的热血与灵魂,就会明白他们的本质是与官场相背离的。让他们回朝,绝对不会给他们本人带来好运,却会给皇帝带来更多的烦恼和压力。而这是武元衡最不愿意看见的。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

        真正的诗人在诗歌中燃烧灵魂,剖析自我。武元衡是天生的政治家,而非诗人。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帝国宰相,皇帝最倚靠的朝堂栋梁。他绝不是只知自保的怯懦小人。因为他深深地懂得,其实最大的自爱是将卑微的“我”交出来,奉献给价值远大于自身的崇高目标。这一点,刘禹锡、柳宗元他们已经做到了,武元衡同样能够做到。

        甚至连裴玄静这个小女子也做得到。想到这里,武元衡感到既遗憾又欣慰。他这一生,虽然拥有过薛涛这段永难忘怀的情愫,却从未得到像裴玄静对李长吉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当然,人不可能什么都有。

        不知不觉中,武元衡将书案整理得干干净净,仿佛要出一趟远门似的。最后,他将今夜刚赋的五言绝句放在那半部《兰亭序》上。

        悠扬的晨钟声从大明宫传来,又到上朝的时间了。

        帝国宰相郑重地敛容更衣。不论预感有多么强烈,武元衡还是毫不犹豫地踏上这条最熟悉的、朝向东北方的路。

        因为天子在大明宫中等着他。那才是武元衡为自己选择的崇高目标。

        靖安坊中,宰相府外,也有人在武元衡上朝的必经之路上等了整整一夜了。晨钟如同号令,提醒他们集中注意力。最靠近的树上埋伏着弓箭手,街坊两侧是面罩黑纱的杀手,另有数人在外围堵截,确保武元衡不可能逃脱。

        一场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武元衡没有凭借诗文,也没有凭借爱情,却将凭借死亡走向一生中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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