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的炮声归于沉寂，人们至少不再遭受战争的破坏、损毁和杀戮，但到处都是混乱的状况和刻骨仇恨。战争结束前，从暹罗王国到许多南美洲的共和国，几乎每个国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向同盟国阵营宣战，尽管欧洲的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直保持中立。因此，解决方案实际上是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如同一个世纪前的维也纳会议只是重绘欧洲地图一样。这项任务极其艰巨，而且也只能是试探性的。在1918年至1919年冬天，政治家们在巴黎会议上缔结的以《凡尔赛条约》为主的系列条约，是迄今为止人类在治理方面所作出的最大的协同努力的成果。任何对和平会议的日常工作没有深切了解的人，都无法理解工作的复杂性和必须完成这些工作所处的具体条件。

        它不仅是一个陆地的范围问题——这已经使问题变得十分困难，而且涉及19世纪的整个发展态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兴起引起了民族自决和少数民族问题。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使得银行业、铁路、原材料等方面的问题在制定新国界和创立新国家时变得极为重要。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就让专门委员会投入工作来准备数据以供决策参考，但当大会进入开会期后，加快速度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明显。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当政治家们坐在巴黎，红色革命的火焰似乎正在吞噬着整个欧洲，威胁着要把战争过后留下的文明和秩序毁灭。

        各国的野心相互抵触，大会的几个主角也各怀鬼胎。劳合·乔治在1918年的选举中上台，他的竞选口号是“绞死德皇，让德国偿付战争耗费的每一个先令”。有一次，他甚至谈到要求德国支付1250亿美元。克列孟梭心中充满了对德国的仇恨和对法国未来的担忧。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则寻求借助国际联盟来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他曾在1913年入主白宫前夕表示，如果他被召唤去处理外交事务，那将是命运的讽刺。

        尽管当时除了战败国和中立国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但在意大利人因不满他们提出的要求被拒绝而离开以后，真正的讨价还价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落入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中。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侵占了几乎整个欧洲，但那个时期的政治家意识到了要保持欧洲大陆的统一性以及其他国家将不得不与法国相处。当时给予法国的条款，相比之下，要远远比现在对战败的同盟国的处置宽大得多。我们的故事并不要求对欧洲的所有变化，诸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国家的建立，在切割奥匈帝国之后留下的百废待兴和落寞无助的奥地利，以及对德国的惩罚性条款等方面的情况都进行详细的说明。《凡尔赛条约》把所有战争罪行归于德国，并对它作了严苛的军事限制。此外，德国被要求以现金及其他形式支付巨额赔偿，这使得任何欧洲总体经济复苏的可能性都化为泡影，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到。

        虽然《凡尔赛条约》是在仇恨、恐惧和仓促中产生的，但是人们仍期望国际联盟能够提供使错误和不公正得到和平解决的途径，为之后进行协商和再调整创造更好的氛围。然而，国际联盟从未发挥过其预期的功效。美国拒绝加入，俄国也一直游离在外。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匹跛脚的马。这一事实，加上法国在外交上的短视，特别是在战后的那些岁月里，为德国的革命及希特勒主义的兴起做好了铺垫。德国的殖民帝国被悉数夺走，尽管这些殖民地从来没有为它带来过可观的商业利益，却是一种引以为豪的源泉。依照国际联盟的托管制，英帝国从德国的殖民帝国中获得了最大的一部分，由英国和自治领进行了分割：新西兰得到了德属萨摩亚；澳大利亚得到了德属新几内亚；南非得到了德属西南非洲；而英国则取得了德属东非和德国在非洲大陆上的其他属地。

        托管制是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的一部分。那些分割了德国海外帝国的国家作为受托人拥有所属的殖民地，但是日本不顾它已经退出国际联盟的事实而坚持占有被托管的岛屿的事实表明，所有权而不是受托人的职责，再次成为主导性的观念。然而应该说，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更加崇高的理想，尤其体现在它接受了对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约旦的托管。

        战争在穆斯林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印度，它就像风暴中波涛起伏的大海；而在远东，没有耗费人力和财富的日本已经跃升到一种支配性的和颇具威胁性的地位，特别是与一盘散沙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欧洲的败落给了所有非欧洲世界一种新的自信，以及一种摆脱欧洲影响和控制的渴望。在欧洲本身，半亚洲的俄国已经退出了欧洲体系，位于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和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只是一些新建立的弱小国家以及元气大伤的德国。这个有着6500万人口的国家满腔激愤，由于经济困难，加上对制定条约条款的新近敌人的憎恨，已经越来越准备发动任何孤注一掷的尝试，只要能够指望它带来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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