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早晨六点钟，身穿晨衣、头上歪戴着睡帽的年轻公主被从她的卧室里叫出来，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科宁厄姆勋爵告诉她，她现在成了女王，帝国历史上一个灿烂的夏天开始了。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持续到我们这个世纪的长达六十多年的长期执政中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扩张，维多利亚时代将成为或许是所有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但在经历了18世纪的冬天、乔治三世及其不肖子们似乎难挨的统治、拿破仑战争的长期煎熬以及战后的影响之后，现在有一种清新和变革的气息。国家不像个人，它必须在从生到死的每一个阶段都稳步前进。已然古老的英格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变年轻了，现在，又过了两个多世纪后，这个国家再一次感受到新生活的萌动。

        应用科学的奇迹似乎开启了发财致富和提高舒适度的无限前景，虽然它们可能使极端保守主义者感到惊慌，却带给大多数人浅薄的乐观主义，这是帝国上个世纪后三分之二时期的特点之一，就像在美国一样。中产阶级作为新时代的实际活力的主要发动者，从对他们有利的巨大变革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激励，这些变革是通过治理的变革而实现的。司各特、雪莱、华兹华斯、拜伦等浪漫主义作家，在唤起人们从18世纪的轻易顺从中摆脱出来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影响力，或许也与女王的欣然接受有关系。

        公众对女王知之甚少。在她童年时代，大约有六七个人比她更接近王座，即使后来，随着数人相继去世使得她的储君地位变得明朗，她还是在肯辛顿花园的古老红宫里过着宁静而封闭的生活。她的母亲从德意志奔赴这里，就是为了孩子出生在英国。父亲去世后，她在那里过着一种非常女子气的生活，只是偶尔有从德意志来的表兄弟到访。维多利亚是由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和这个孩子最伟大的朋友——来自德意志的利岑女男爵严格地抚养成人的。远非令人钦佩的公爵夫人总是坚信女儿将会得到王位，并为此而培养她，到目前为止她成功了，但也到此为止。在那个6月的早晨，当她使维多利亚确信自己就是真正的女王时，她对女儿的影响力终止了。她从来不允许女儿单独在一边，甚至强迫她与她晚上在同一房间就寝。新女王在举止和气质方面表现出来的少女的庄重高贵，给政客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首相墨尔本勋爵，他在那个决定性的上午才获得正式称谓。维多利亚立即声明自主决断一切事务。她命令母亲离开她一个小时，经过这一个小时的缜密思忖之后，她没有用公爵夫人的随从，而是另行安排人马，随即从肯辛顿花园出发前往白金汉宫。

        这个从此将在长期的一生中主宰帝国命运的年轻女人，具有普通中产阶级的许多朴素品质。或许有鉴于此，她的臣民将不得不谅解，正是她的更加平民化的性格特点使她赢得了中产阶级的爱戴，在后来的岁月里赋予她一种其他君主很少获得的尊敬。她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人，在她丈夫去世之后的超长的服丧期和引退期间她无以解脱，宫廷的生活是沉闷的。她在文学和艺术上的低品味成为一个笑柄。她全然没有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那种近乎男子气概的坚毅果敢。但是在一旦爆发出热情之后的长期岁月里，她将赢得她的臣民，通过她接地气的（domestic）美德和品质、她朴实的庄重高贵、她忠于职守和严守宪法规定的角色。似乎可以这么说，在她执政的后期，尤其是1861年之后，有几次她表现出了一种从她所限定的宪法地位越界的趋势，但是任何公开的冲突都被她的大臣们，尤其是格莱斯顿的机智老练所化解，公众对她正在开创的事业的艰巨性毫不知情。结果到她于1901年去世时，她已经成为英国生活、特性和英帝国的象征，以至于可能找不出一个比她所表现出来的更加聪慧的头脑。

        但是，虽然她有许多平凡的品质，她绝非一个平凡的女人。就算是有英国情结，只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才能成为她那样的标杆。她的生活就那么突然改变了，在这个令人兴奋的一天结束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首脑，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年轻，或许在许多事情上——虽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缺乏经验，但我相信，很少有人比我更有真正的善意和真正的愿望去做适宜的和正确的事。”“我将竭尽所能履行我对我的国家的责任。”也许把维多利亚与纳尔逊联系起来是荒唐的，但从“责任”这个词中，我们发现了世代以来把帝国的领袖们与黎民百姓凝聚在一起的共同因素，它造就了帝国的一切，使帝国承受风浪和岁月的搏击。女王说得对，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庆祝她登基六十周年的钻石禧年几乎变成一场造神活动的主要原因。

        那天上午，当她不期然地接受帝国的这一职责时，她通知墨尔本她将延续目前的内阁，随后下议院也表示满意。顺便说一句，在她统治期间，虽然常常不得不接受一些令她个人感到讨厌的内阁大臣，但她从不曾试图恢复威廉四世的主张而任命代表议会的意志之外的其他内阁大臣，确立了一个将来不容有任何违背的宪法惯例。然而，墨尔本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在上议院遭到抨击，这种牵制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的能力，以至于国民对它失去了信任，1839年内阁辞职。显然，应召组建新政府的人选是皮尔，但由于担心以上届政府的家族成员为主的宫廷女侍们（Ladies of the Bedchamber）对年轻的女王施加影响，皮尔拒绝了组建新政府的努力，除非她们被解散。女王拒绝在她认为是一件非政治的问题上抛弃旧友，皮尔的态度同样坚决。于是墨尔本被召回，掌权至1841年。到那时内阁在下议院遭到惨败，女王已经幸福地与萨克森-科堡公国的艾伯特王子结婚——他是从小来拜访过她的德意志表亲之一，由什么样的女人服侍她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然后皮尔顺利地组建了新内阁，代表在大选中卷土重来的保守党的大多数。从结婚到去世，艾伯特亲王是女王背后主要的心灵依靠和愉快情绪的影响因素。女王虽然接受了议会多数要求的大臣，却有一种她特有的女性倾向，只与自己的朋友打交道。只要艾伯特在世，女王与墨尔本的友情——这导致她在皮尔成为首相之后，在政治事务以及其他允许个人好恶强加于宪政机构的问题上，与墨尔本通信——总能得到适度冲销。亲王对女王和宪制发展的影响，在过去被远远低估了。

        墨尔本在政府换届之后继续充当女王政治心腹的做法也许并不明智，然而他对国家还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虽算不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谦和恭敬、亲切友善和诙谐机智，既忠诚于国家，又忠诚于国家的宪法。年轻的女王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但需要指导。在关键时期墨尔本提供了指导，遵循严格的宪政主义方向。如果说维多利亚在其六十年的统治中，总体上尊重更重要的宪法协定，且将其固化成不可打破的惯例，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那个最先赢得她信任、以无私的忠诚处理这种信任和国家利益的人。

        同时，墨尔本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的对法政策，由和解转向对抗。在西班牙内战中，英法联合起来支持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立宪政府，反对堂·卡洛斯的专制君主主张，为此英国派遣了一万人的军队参战。西班牙内战，直到今天，似乎总是为外部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干涉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1839年卡洛斯分子被彻底打败，但两国绝无可能就西班牙的政治问题达成一致，近东发生的几起事件则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反感。作为土埃战争的结果，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被敏感地提出来。俄国、普鲁士、英国、奥地利形成了一个四国联盟，把条款强加于持异议者，法国极度恼怒，感觉受到冷落，立即准备战争。尽管1841年所有大国达成协议，达达尼尔海峡应该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行，除非土耳其本国处于战争状态，可是对法国尊严的伤害激起了怨恨，这种安排也令俄国很不满意，后者感觉自己被困在黑海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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