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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奇迹

        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主要讲英语和具有英国风俗的国家的大量机会,妨碍了英国第二重要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发展。由于绝大部分的内陆地区尚未开发,那里人口增长缓慢,沿海仅有三个广泛散布的殖民地,即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主要掣肘在于距离遥远——离英国1.2万英里——和罪犯流放地的污名。根据1828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新南威尔士大约有3.6万人,其中大约2.4万人是罪犯或曾经是罪犯,4673人是自由移民,其余部分是各个阶级的子女。塔斯马尼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考虑到这些不利条件——距离、成本和罪犯占多数——澳大利亚要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随后二十年不可思议的进步完全归功于自由党人和殖民地的改革者群体,他们正在迅速地为未来的帝国奠定基础。

        韦克菲尔德提出了他的协助移民理论,即资金的筹集,部分通过土地出售(取代土地赠送),部分由政府直接补助。他还有一个关于早期民主自治制度的理论未被采用,但是几年内有1.6万名殖民者迁往新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它们的新建是为了免受罪犯流放地的污名。每年移民数量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自由殖民者开始超过罪犯的人数。国内的改革者也认识到,如果澳大利亚要发展到与它的面积和资源相适的伟大,刑罚制度必须完全废除。没有别的比这些年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事件,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描述的在英国不同思潮对帝国成长的影响。到1840年,改革者成功地在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停止运送囚犯到新南威尔士,十年后,在26.5万人中囚犯比例下降到不足1%。1853年这项旧制度在塔斯马尼亚也终止了。

        随着人口的改变和增长,经济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该世纪之初英国最好的羊毛几乎全部来自西班牙,西班牙美利奴细羊毛被认为是唯一适于制作细平布的优质羊毛。之后货源逐步转移到德意志,英国从德意志进口的羊毛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四到五倍之间。但作为拿破仑战争的一个后果,来自大陆的供货基本上被切断了,到1850年西班牙羊毛已经消失,英国一年从澳大利亚进口13.7万包(bales)羊毛,而一年从德国进口3万包。这是一个商业突变的神奇故事,一个曾经被遗忘的荒凉的流放殖民地,现在正在为英国的实力和财富作出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关于殖民地意义的有趣例子,虽然在当时遭到迪斯雷利等人的蔑视,他称殖民地为套在宗主国颈脖上的磨盘。

        澳大利亚人口特征的化,加上国内改革者的工作,使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政治发展成为帝国历史上最令人称奇的片断之一。在改变的环境下,自治得以推行。到1850年约翰·罗素勋爵提出一个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授予澳大利亚每一个殖民地的政务会为自己起草一部宪法的权力,以及对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入澳大利亚港口的所有货物征收关税的权利。所起草的各殖民地的宪法,紧密沿袭英国宪法,于1855年获得了英国议会的批准,英国议会现在真的成为议会之母。人们是很难理解二十五年中澳大利亚和英国帝国理论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当一个人考量后者时,他会被国家之间的思想时滞(time-lag of t)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所迷住。一个世纪前北美殖民地的政治思想家就已经往前推进到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英国殖民地改革者的位置。要不是英国的时滞,也许就没有北美独立革命或《独立宣言》,至少在1776年是这样。至于在那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这是历史上最让人着迷的“如果”之一。

        在普通地图上,新西兰自治领显然是挨着澳大利亚的,但实际上与澳大利亚相距一千二百英里,它被形容为“比英格兰本身还要英国”。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是世界上最谦卑的种族之一,对于与白人殖民者的和平与战争几乎没有影响。与之不同,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在他们的波利尼西亚人的血统里可能有着白种人(Caucasian)的秉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种族之一,即使把食人族算在内。19世纪初,当为数不多的白人拓殖者还处于落后状态之时,传教事业在土著人中尤为活跃,传教士团体的思想观念与殖民地改革者的思想观念相冲突,使得大规模定居问题复杂化。尽管如此,韦克菲尔德、达勒姆和其他人,组建了一家一百万英镑的公司,以按照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化理论的总路线,购买土地和派送移民。它本来是想要保护毛利人的利益,但是因为文化冲突的频繁发生,对土地所有权的不同界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正如在早期北美,大约五十万野蛮人声称三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属于部族所有一样,在新西兰诸岛,十万毛利人声称对大约六千五百万英亩土地有所有权,虽然他们在其未开化的生活方式中实际所占不足整体的十分之一。这些岛屿从未正式划归英王名下,但是在早期定居者、韦克菲尔德式殖民者、传教士和毛利人把局面弄得混乱,于是需要英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之后,这些岛屿于1840年归并了。根据《怀唐伊条约》,土著人放弃了所有主权权利,成为英国的属民,以保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显然是一个会在以后制造麻烦的条款。

        乔治·格雷爵士至少在当时对这些困难进行了排解,他是在澳大利亚作出了出色的类似贡献之后,于1845年被任命为新西兰总督的。同时,韦克菲尔德、达勒姆等人的新西兰公司,成功地在新西兰群岛的两个大岛上安置了三万名英国人。该公司继承17世纪殖民公司的传统并结合19世纪的人道主义,当它于1852年交出其特许状时,成长起来的六个省被授予拥有高度责任的地方自治。尽管王权保留了从土著人手中购买所有土地并维护他们的部落权利的权利,而且还将有战争和困难,但是几年内政府建立了另一个未来的自治领,并使它沿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治独立路线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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