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圣乔治军团的发起人约翰·埃默里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1号法庭的汉弗雷大法官判处死刑，而哈维·普莱斯顿的那些不列颠自由军同党们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尽管党卫军为不列颠自由军大量征募成员，这支部队的编制始终不曾超过两个排。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分别获刑一两年至终身监禁不等。有张得以保存下来的照片很是有趣，上面是在代号为“北地”的第11党卫军志愿装甲掷弹兵师中服役的二十个士兵和一个中士，都是不列颠自由军成员。一九四五年四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巷战中，这支部队来到了柏林，而其中的英国小队却奉命换防到了滕普林，而他们的名字也随即从该师的花名册上被抹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普莱斯顿也许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

        屡建奇功的奥托·斯科尔策尼于一九四七年站在了达豪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在作战当中身穿美军制服。罪名最终没能成立，因为辩方出庭作证的是一位英国军官、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杨-托马斯中校，代号为“白兔”的杰出特工。他被人出卖，遭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来从布赫瓦尔德集中营逃了出来。他在法庭上证实了他所了解的事实：英国特工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存在身穿德军制服作战的行为。这件案子连同指控他的所有罪名都被撤销了，所以斯科尔策尼要比他那些于一九四四年在阿登身穿美国军装被俘的部下们要幸运——美国人援引《日内瓦公约》将他们处决了。看来维里克确实言之凿凿。

        卡尔·霍夫尔仿佛是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样。毫无疑问，他也是罗斯曼和盖世太保们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不过哈里·凯恩则比较走运。我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档案处被告知，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上校。他似乎住在加利福尼亚，于是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我抽空飞到旧金山，租辆车开到他在大苏尔的家，把整件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果然有效，他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若干年来他一直是个作家。最初是写电影剧本，然后进入了电视剧圈，现在则更多地参与制作人的工作当中。一九四五年他与帕梅拉·维里克结婚，这是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海滩散步时，他主动说起来的。照我感觉，婚姻似乎不是特别美满，不过一九四八年她就因白血病逝世了。

        德国人那一边的情况他当时一无所知，因此对我的故事十分着迷，还热心地为我补全一些疏漏，不光斯塔德利村那场战斗的最后阶段，还包括梅尔瑟姆公馆当晚的事后情况。

        “想起来真是够讽刺的，”他说，“那一刹那间我救下来的，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性命。可是由于封锁了消息，我连在新闻中露个脸都没捞着。”

        “至于这么糟糕吗？”

        “兄弟，你可不知道。每个人都被单独叫去谈话，明确交待我们整件事情都是最高机密。谁敢泄露半个字，就等着坐十年牢吧。这还不算。斯塔德利村这件事情之后，部队正式解散，改编成一支精英空降兵的导航部队。你可能不懂，说白了这根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要知道，即便在斯塔德利那一仗之前，我们也只有九十个人而已。照我看，五角大楼的某些聪明人可能想用这种好办法除掉活下来的人吧。”

        “成功了吗？”

        “差不多。诺曼底登陆那天之前，我们作为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导航部队插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当时的风特别大，不光如此，空中导航也偏了。我们的空降地点偏了五英里，直接落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德军的包围圈。那可是装甲掷弹兵啊。”他摇摇头，“我就没见过那么惨的白刃战。天还没亮，我们的人就死了一大部分。”

        “迪克斯特·加维也在？”

        “现在还在那儿呢。去年我去法国的时候祭拜了他。还有托马斯中士、布里克尔下士。太惨了。”

        下雨了，我们转身朝屋子走回去。“不过，”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没有把整件事情写下来的冲动吗？”

        “到现在仍然是机密。不过都三十年了，我倒是不怕这个。等回屋之后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他给我看的是一本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忆录，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年头太久，纸边都发黄了。“这么说你确实写了？”我说。

        “二十年前吧。不过这个也是大致同一时间出来的。”他扔给我一本杂志，是那种拿战争当噱头的类型，面上是个内衣女郎，一只手端着汤姆森冲锋枪朝盖世太保狂扫，另一只手里是一把匕首，用来割断缠在她的情人、一个孔武有力的美国大兵身上的绷带。

        “第二十页。”凯恩说。

        文章的标题是《我如何救下温斯顿·丘吉尔》。这是个拍案惊奇类型的故事，对事件的描述不清不楚，就连地名都不对。比方说吧，作者把事情的发生地放在了“梅尔顿村”，一个诺福克郡的小集镇。施泰因纳也变成了党卫军旗队长冯·施塔根，诸如此类。

        “这破玩意儿到底谁写出来的？”

        他把上面的名字指给我看。刚刚我没注意到，因为名字就紧贴在标题下方，用小号字印在一边。耶日·克鲁科斯基，这不是沙夫托的那个话务员嘛。就是他杀了乔安娜·格雷。我把杂志还给他。“你跟他联系过吗？”

        “噢，是的。他在凤凰城，靠残疾救济金过活。诺曼底登陆那天，他跳伞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这个可怜的家伙想靠着写这种东西来赚钱呐。”

        “后来呢？”

        “没下文了呗。”凯恩拿着杂志朝我比划，“谁会相信这种东西里写的呢？”他摇了摇头，“我跟你说吧，希金斯，哪怕军队再费尽心思，这件事只要一发生就捂不住。这种故事以讹传讹，人们都听习惯了，谁也不会相信。那阵子，满大街都是这种东西。什么奥托·斯科尔策尼要绑架艾森豪威尔啦，什么有人想对巴顿下手啦。到最后，真相反倒淹没在各种虚构的故事之中了。”他把手稿扔给我，“不管怎么说，你可以拿走这个。好运吧，不过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现在嘛，再喝一杯吧。”

        亨利·威洛比爵士逝世于一九五三年。但是八十二岁的威廉·科克伦旅长仍在享受退休生活。他住在英国康沃尔郡的洛克镇，跟帕德斯托隔着卡梅尔河口相望。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甚至还听我讲完了这个故事。不过最后，他只是客气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我纯粹是在瞪眼说胡话，然后把我送出门去了。

        我在政治保安处爱尔兰科的前探员费格思·格兰特那里也碰了个软钉子。如今他在国内最大的私人保安公司之一担任常务董事。我写信约他见面，却收到一封回信写着，他无意在任何场合与我有任何交流。肯定是有人嘱咐过他什么。此外，他也确实听从了德弗林的真心劝告，找到了一份体面得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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