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刚刚担任了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却领受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他要为陈企霞、丁玲写一份查对结论。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我的思想检查》中说，对丁陈的查对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发生了写丁陈问题结论的人选问题。唐达成写了初稿，不行；要丁宁同志写，她坚决不肯；要林默涵同志写，他为了避免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也不肯写（李之琏等人攻击的正是他）。于是，就叫我写，我慨然答应下来了。”

        元旦过后第二天，郭小川在家里看了一整天陈企霞的材料，他刚介入情况，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第二天他去找刘白羽，刘白羽谈话大意是：丁、陈还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全部推翻，但这决不是说要保留“反党小集团”的结论。9日，郭小川说，“这个东西真把我难住了”，没有想到会如此棘手。此后，他时常头疼，失眠，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10日下午四时，他开始动笔，终于写出第一段。12日，写了一天也写不下去，临睡前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面写了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郭小川感到“他很像陈企霞”，忽然从契诃夫那里找到了感觉。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感觉头脑清楚了一点，断断续续写到晚上十点半，一共写了两千字，把最困难的一段完成了。他自嘲地说“这是蜗牛的速度”。

        1月31日是阴历正月初一，郭小川写结论已经写了整整一个月，他这个才气洋溢的诗人，正当壮年的汉子，让一份难产的结论搞得痛苦不堪。他在一种烦躁却又无奈的心绪中，迎来了农历的丁酉年。

        春节放假三天，加上一个星期日，一共休息四天，郭小川几乎一点也没有玩，每天都在家里写，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们，但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个初稿可不是陈企霞的结论，而是四百行的长诗《深深的山谷》。

        郭小川终于在2月5日写出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一稿，又用了两天时间修改，2月10日晚上10时半终于改完，他很高兴，立刻拿去给林默涵看。郭小川调来作协前，同林默涵同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关系处得很好，他佩服林默涵的水平，遇事愿意找他商量。14日上午，陈企霞的结论打印出清样。

        但是这个结论初稿没有通过。

        丁、陈结论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扬主持下进行，固定的参加人员有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

        2月15日下午二时半，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在中宣部新楼内周扬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陈企霞结论稿。这时，中宣部刚刚由中南海里，迁至沙滩新建的办公大楼。郭小川后来回忆：“草稿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第一，为丁、陈摘掉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把他们的‘错误’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第二，承认1955年的斗争是过火的，要向丁、陈‘赔礼道歉’”“他们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扬似乎对‘赔礼道歉’的说法表示不满，邵荃麟也‘对其中的措词有些意见’，他们的中心意思是：仅仅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而必须把问题提得严重一些。当时我做了一点解释，意思是：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这时，谁想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也表示同意。”郭小川说，这一提法也可能是周扬想出来的。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修改。

        郭小川从2月17日（星期天）开始了这项苦差事，他感到“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

        郭小川的难处在于，在对丁、陈问题的事实认定与性质划定上存在着分歧，如何措辞，如何掌握分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而这相互矛盾的想法都要体现在“结论”中。郭小川是夹在中间难做人。

        2月28日晚七时半，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又到周扬那里，讨论修改过的陈企霞结论。这一次，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郭小川提出，他没有参加1955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不了解情况，希望刘白羽、林默涵能参加核对材料与修改结论工作，这个意见得到通过。郭小川很高兴，这副艰难的重担子，终于有人和他一起担了。会议一直开到11时半。

        3月3日是星期天，林默涵把陈企霞结论稿改了一遍，有些地方改动较大。郭小川把它与自己改的稿子对了一遍，高兴地去向刘白羽汇报。上午他们在周扬那里碰头，几个人又一起改了一遍，形成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二稿，在提法上，把“反党小集团”改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从周扬那里出来，郭小川就急匆匆送到打字室，第二天早晨发给中宣部和作协有关领导，征求意见。

        3月30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召开党组会讨论陈企霞结论。雪峰提出，应该先搞一个对“丁陈反党集团”总的结论，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是非有一个明确说法，然后才能谈陈企霞的结论。郭小川感觉：这实际上是要周扬、刘白羽先认错。党组会开到12点多，没有开完。会后郭小川把意见汇报给刘白羽，刘白羽马上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张际春，用他来封冯雪峰他们的嘴。晚五时，他们一起到张际春那里，张际春的意见，还是先搞陈企霞的结论，修改好以后跟他谈话，再拿到研究组讨论。张际春并表示：“以后具体工作全由党组来做。”这意味着，以张际春为组长的研究组要抽身退出了。张际春本来就不大愿意管这件事，他虽然是组长，但在整个查对过程中并没有更多参与，他懂得这里边的复杂。

        4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继续召开，意见比较一致，原则上同意这个结论，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郭小川很高兴，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去改，然后提交党总支讨论。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半，党总支会议讨论陈企霞结论，意见分歧，一直开到六点也没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点，邵、刘、林、郭又到周扬那里开会，郭小川抱怨没完没了，该尽快结束了。周扬表示，不能这么长久拖下去了，按照总支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然后就与陈企霞本人见面。会上还讨论了丁玲的结论，谈了一个轮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里勉强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这个结论终于定稿，它耗费了郭小川三个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点，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与陈企霞谈话，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意见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

        不管陈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结论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转向丁玲了。

        陈企霞的结论定稿后，丁玲结论写起来就顺当多了。郭小川后来回忆说，“因为陈企霞的结论已经定了调子，丁玲的结论就可如法炮制了。4月11日，把陈企霞的结论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时间，我就把丁玲的结论写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征求了张海和崔毅对丁玲结论稿的意见，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觉得材料比较琐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条驻京记者姚芳藻的报道：《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文中说：丁玲“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显然，丁玲此行是为了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她没能成行，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结论即将定稿，作协党组不同意她走，或许是她自己十分惦念这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不放心走。

        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丁玲却在家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有《中国青年》、《文艺报》，这些记者都发了稿子。她还接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谈话中强调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天气暖起来，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来临，丁玲感到阳光越来越足，天空越来越亮，晒得她家的小院子里暖融融的，那两株西府海棠已经绽放出粉红色的花瓣。

        郭小川却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了。4月10日刘白羽离京外出视察，10天之后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讲“双百”方针，动员大鸣大放。邵荃麟离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项工作，其中第三项是“丁、陈问题”。党组三个正副书记，只剩下他这个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还身兼作协秘书长，诸多繁杂事务集于一身。4月21日邵荃麟离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心中郁郁，邵、刘均离开北京，工作又压得很多，如何在这期间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动脑筋的。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结论，晚六时改完，丁玲的查对结论至此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首先承认：“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结论》肯定了丁玲的成绩：“丁玲同志长期以来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是我党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她的作品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她本人也博得了国内外的更大的声誉；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她又担负文学界的负责工作，成为文协（和以后的作协）的党内外的领导人之一、《文艺报》的主编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内，她也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党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由于她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结论》接着用了一个“但是”，指出丁玲的错误，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和宗派主义态度。说丁玲的骄傲自满情绪，首先表现在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轻蔑态度”上面；丁玲的宗派主义态度，主要表现在排斥周扬与袒护陈企霞上面。

        《结论》讲述了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的《报告》中“不符合事实的举例和判断”，主要有七点：

        “一、根据上述查对出来的事实看来，丁玲同志虽有宗派主义的错误，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原则性的，但她的这种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又，《报告》中认为丁玲同志的‘反党行为是有一贯性的’，这也不合事实。

        “二、《报告》中说到：还有一些党员作家，‘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据此次查证，当时有一部分党员作家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比较严重的，而丁玲同志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情绪，对于这些同志、对于党内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但把这些说成是反党的‘细流’或‘巨流’是夸大事实的。说‘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也没有事实根据。

        “三、《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在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据查证，丁玲同志并没有在学员中散布过这样的话。

        “四、《报告》认为，丁玲同志等‘对于经过中央批准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完全加以抹煞，他们主持的《文艺报》没有组织任何文章宣传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和文件’。据查证，丁玲同志对中宣部的会议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的批评曾表示不满，但那时她已离开《文艺报》，在她离开《文艺报》以后，她并没有直接干预《文艺报》的工作。

        “五、《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据此次查证，这是传闻的失误，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又，《报告》中说到，‘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据查证，这件事实是有的，但并非丁玲同志的意思，丁玲同志知道后，并立即予以制止。

        “六、《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她又曾‘向学员提倡骄傲：年轻人要骄傲，骄傲才有个性，才有出息！’经此次查证，丁玲同志确常常劝青年写作者好好写一本书，其中有时也夹杂着看重名位的思想；同时，丁玲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在与文学研究所学员的接触中，对他们不无影响，但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上述的话。

        “七、《报告》认为，‘丁玲同志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据查证，丁玲同志在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的，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后她曾在报上写了一篇反胡风的文章，不能完全认为她是‘消极旁观’。

        “除以上各点以外，《报告》和传达这个《报告》时的补充发言中，还有一些举例不完全符合事实；还有一些判断是过火的，不恰当的；均应根据前述查对结果予以更正。另外则有一些举例和判断，在查对中未获得充分的证明，不能做出准确的辩正。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冷静分析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丁玲和陈企霞的查对结论，并没有在中宣部讨论通过，也没有同本人见面。对此，李之琏的解释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郭小川则说：“4月15日以后，丁玲、陈企霞的问题没有马上公之于众。原因为何？看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刘白羽、邵荃麟相继离开北京，刘白羽大约是4月10日后走的，4月底5月初回来；邵荃麟大约是4月22日后走的，5月12日回来。他们外出期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他们回来后，又忙于‘整风’，动员‘鸣放’。”查郭小川1957年日记，刘白羽是10日走的，邵荃麟是21日离京，那天是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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