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似乎也刮起了一股自由主义的新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都发生过叛乱，都受到各大国的谴责，卡斯尔雷觉得有义务和它们一起行动。而坎宁则对奥、法、俄努力镇压叛乱的态度和行为公开指责，这使得他在英国很受欢迎，并被大陆自由主义者视为英雄。诚然，除了希腊和葡萄牙的情况，英国没有对大陆的反抗群众采取任何武力援助行动，但他们有来自海峡对岸的强大声音为他们的事业呼吁声援，正如在本世纪频繁发生的那样。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苛政的暴动在法国和英国赢得了很多同情，拜伦是亲自去帮助希腊人民的志愿者中最杰出的一位，英国上层阶级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趣，因为他们的教育彻底地渗透了古典时代的艺术和文学。1806～1812年额尔金大理石雕从希腊运到伦敦、拜伦在米索朗基（Missilonghi）捐躯、工人阶级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都是社会拼图的点滴。1826年英国加入法、俄，要求奥斯曼土耳其准予希腊建立自治政府。已经六年未能征服叛乱的苏丹向埃及求助，但在1827年纳瓦里诺（Navarino）战役中，三强联盟彻底击败了埃及舰队，希腊成为独立国家。

        同时，英国已经退出的神圣同盟，以法国为代理人，使西班牙人在他们可恶的国王费迪南七世的统治下服服帖帖，法军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英国人的情绪——反法、反天主教、对自由的热爱，被深深地激发出来。坎宁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警告西班牙反动政府不要染指葡萄牙，当遭到拒绝时，他派遣四千人的部队去保卫这个国家。

        还要谈到波旁王国联合起来试图重新征服南美反叛的西班牙殖民地。在推翻拿破仑的斗争中，英国不得不与一些专制大国结为盟友，现在英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显然正在迅速地远离这些大国，而支持各族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反对独裁。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还深深地涉及经济利益问题，在他们的商务向世界开放以后就成了英国商品的重要买主。坎宁因此警告各大国，英国舰队会阻止把从西班牙帝国的废墟中兴起的年轻国家置于控制之下的任何努力。同时，美国也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不仅在南美，而且在俄勒冈乡村地区——为此，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与英国公使在华盛顿唇枪舌战。在太平洋彼岸，远在北边的俄国，欧洲列强中最反动的国家，正在开拓殖民地和威胁向南扩张。当坎宁突然建议美国政府，两国应该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在某种程度上不许其中一方把任何南美殖民地据为己有，而且任何一方“都不会看着任何一块殖民地转手给其他列强而置之不理”之时，门罗宣言在美国政治家的头脑中已经开始酝酿了。

        两个讲英语的国家本可以以统一的新世界政策出现在各国面前，若不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承认南边新的西班牙国家的独立，而坎宁拒绝了一年多，此时已经太迟。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就维持欧美关系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终结了欧洲大国对美洲国家任何进一步侵占和殖民化的努力。该宣言其实主要出自亚当斯，从此得到维持和监督，其影响之深刻广泛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建议，坎宁十分郁闷。英美合作的又一个机会错失了，它们本可借此涤荡历史记忆，并在未来几代人中改变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然而10月，坎宁与法国公使波利尼亚克会谈数日，坚决警告法国不要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拒绝考虑就这一问题举行任何欧洲大会，除非有美国代表参加。虽然他不喜欢门罗宣言的弦外之音，但他明白，至少在目前这使他手中多握有一张牌。结果英国在欧洲能够拒斥俄、普、奥、法的压力。美国正在上升为一个在世界事务中名列前茅的国家，虽然其扮演的角色绝不可忽视，但是把旧联盟的成员国拒于南美之外的决定性因素是英国舰队，在这个意义上坎宁以一句名言为自己找到了理由，“新世界的出现是为了重塑旧世界的平衡”。法国虽然暂时控制着西班牙，但至少不能获得旧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资源。

        坎宁也利用时机警告大陆诸强。“不言而喻，”他在公众演讲中说道，“我们缔造和平，或者因为我们惧怕战争，或者我们没有准备好战争。〔英国〕显然是被动地把权力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集中发挥出来。”如果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很明显，无论是对内对外，它都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极端的托利党人，主要是埃尔登和威灵顿公爵，在各种改革与自由主义的潮流面前感到焦躁不安。首相利物浦，尽管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拥有团结内阁的能力，却被中风压垮了身体，不得不辞职；坎宁自己有病在身（在四个月后死去）成为政府的首脑。保守的埃尔登和威灵顿，或者自由主义的皮尔都不加入他的内阁，尽管有些辉格党人加入。实际上托利党正在解体，分裂为老托利党人和坎宁派。坎宁死后，建立“老妇人戈德里奇”（Goody Goderich）领导的政府的努力流产，威灵顿成为首相，吸收了部分坎宁派人士，这些人很快就辞职了，实际上加入了辉格党。

        尽管老托利党人居于支配地位，但威灵顿-皮尔内阁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一个是1828年废除《忠诚宣誓法》，使不从国教者免受政治资格的剥夺，这一剥夺他们承受了近一百七十年，虽然天主教解放（Cation）仍然遭到反对。另一个就是我们现代城市警察力量的创建，它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效益，并为英语增加两个词汇。由于是由罗伯特·皮尔爵士创立，因他的名字，这些人从此以“Peelers”而知名，或者以更为通用的和带有感情的“Bobbies”相称。伦敦“警察”以其幽默、善良和高效率闻名于世。它不仅成为一个最典型的英国制度，而且对政府和社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改革以这两项措施暂时中止，因为老托利党人不容易的团结很快被爱尔兰问题和天主教问题所分裂了，连同议会改革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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