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追踪帝国边远地区的发展状况。印度现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统一程度前所未有。辽阔的三角形半岛，两面环海，英国海军力量在这两个海域无可匹敌；北方是世界上最高和最不可逾越的山脉，似乎坚不可摧，但是可以这么说，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两端皆有漏洞。在东边，法国向印度支那推进，迫使英国发动缅甸战争，兼并上缅甸，这点上文有述。英法在缅甸的冲突，其实质在于法国觊觎英国一直以来在这个地区的贸易，只是这一时期在两国间引起恶感的冲突之一。缅甸新国王锡袍（thebaw）在法国的影响下，不顾先前与英国订立的条约，对英国公民实施了监禁和处以巨额罚款，随后被迫辞去王位。我们已经说过，把一个先进民族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后进民族的伦理问题通常是很难说清的，但是在英国接管后的第一个十年，缅甸的人口增长20%，土地开发增长50%，如果我们将之与锡袍的残暴和恶毒统治相比，似乎会得到一个“帝国主义”的实例。

        西边的“漏洞”是阿富汗与印度之间的荒野领土，著名的开伯尔山口正好穿越其间，那里居住着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和最难征服的土著部落。在本章所涉的时期，英国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当地部落的小型战争，不得不雇佣四万多人的部队，但是未获成功。问题的解决，如果可以称为“解决”的话，归于后来的副王寇松勋爵（任期为1899～1905）。

        里彭勋爵尤其值得注意，他的任期（1880～1884）涵盖了也许是印度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在19世纪后期英国统治被认为存在两方面的主要缺陷：在英印政治关系上缺乏任何明确的目标；那种妨碍英国人聘任印度人担任政府公职（至少在高级职位上是这样）的种族感。罗伯茨勋爵可能正确地表达了在印度的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感受，他写道：“正是意识到欧洲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我们才赢得了印度。一个当地人，无论怎样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无论证明自己有多勇敢，我认为授予他的头衔都不能使他被英国长官视为平等的人。”

        虽然一般而言军官和文官都持这一观点，但副王和宗主国政府不止一次建议过高级职位对本地人开放。这一倡议的失败，连同兵变的记忆和欧洲官僚制的发展，导致实际上在印度创立了一种新的种姓制度，居于塔顶的是“白人婆罗门”，即英国人，其影响对印度人和英国人都是恶劣的。受过教育的本地人，尽管只是不计其数的本土人中的一小部分，自然憎恨罗伯茨勋爵的那种态度，后者通常甚至更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他们排除在任何有价值的公共事业之外。另一方面，英国统治阶级的少数人培育了那些易于在掌权的或者自视比周围所有人优越的小团体之中显现的内生品质。从最坏的意义上说，他们倾向于变得心胸狭窄、势利，而且对印度来说，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政府管理工作陷入僵化。

        然而，里彭意识到英国控制赖以发挥作用的东西到时一定会终结，多达三亿的人口不可能永远对不足十万的外来统治者臣服。他预见到最终需要某种形式的、遵循现代民主原则的本土责任政府。他正确地得出结论，总有一天会出现危机，他大胆地尝试为印度做些准备工作。无论他的改革是太仓促还是可能引起争议，唯一确定的是这样一些发展迟早不可避免。

        里彭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扭转他的前任利顿勋爵的政策。鉴于印度语报刊对政府和英国总体控制进行的猛烈抨击，利顿强制使它们噤声。虽然受过教育的乃至识字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一家自由的印度语报刊对于推进发端于这个时期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里彭对于民主进程所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建立区委员会（District Boards）形式的地方自治，旨在让本地人接受行政管理的训练。然而，这些措施受到印度官僚制和宗主国政府或多或少的抵制阻碍达二十五年。

        另一项提议的改革涉及司法行政。在印度，欧洲人有只受英国治安法官审判的权利，而1833年里彭提议废除这项特权，并取消英国治安法官与印度治安法官之间的区别。社会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提交到立法机关的法案不得不被撤回，但是争论的结果大大加剧了种族对立。英国人对于将他们置于本地人的司法支配之下的建议感到十分愤怒，而本地人认为该计划的撤销是对他们自身的一种侮辱。

        更重要的是里彭勋爵的教育计划。迄今为止印度教育几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或传教士手中，然而新的制度颁布后，学生人数增加了，中小学和大学都主要由本地人掌管。诚然，相对于每十年增长大约一千万人的人口总数来说，接下来的二十年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可能没有增加，但是大学生的人数将近翻了一番。在本土的影响之下受教育的领导者的人数剧增，加上方言报刊的作用，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尽管使用当地语言，对英语日益增长的知识第一次为全国各地的受教育阶层提供了一个公共交流媒介。日报和周报现在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印度爱国者》《孟加拉人》《马拉塔人》等。

        广大群众按理说是感到满意的，但一个外来的统治阶级必定迟早不可避免地激起被统治阶级的反对和民族主义理想，而且在印度有多个憎恨英国统治的群体，其成员在为自己寻求与外来人同等的职业生涯。到了1880年代，认为受过教育的高种姓应有权利获得一份“白领工作”，且被英国人表现出的优越感激怒的具有政治头脑的中产阶级，开始组织反对行动。起初，在戈卡勒（Gokhale）等人的领导下，他们主要忙于温和的改革，满足于逐步改变，很像英国的自由党人。1885年召开的第一届印度国民大会主要是一次温和派的会议，它将在后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参会人员不是从各地区经过政治方式选出的代表，而是代表多个不同立场的地方组织的自愿参与者。年度会议进展缓慢，早期通过的决议和提出的要求都是温和的，主要是比如呼吁获得类似于授予自治殖民地的那些权利。

        这些计划虽然主要是受西方思想激发，但也伴随着宗教和种族的强大思潮，随着时间推移，西化和反西化相互碰撞，激起汹涌澎湃的漩涡。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i）等领袖讲授印度文明之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要求回归原始的印度思想和生活方式。大多数印度民众对这个运动不为所动，在了解这场运动的受教育者中，立场远非统一。有人相信西方，有人谴责西方；有人忠于英国，有人希望把可恨的外国人赶出去。除了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就像在使印度之为印度的种族和宗教的乱局之中经常看到的，还有内部分歧。

        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愈演愈烈，温和派失去控制权，国民大会越来越代表更加暴力的反西方元素。一些本土期刊散布着最恶劣的宣传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在孟买，一个名叫蒂拉克的印度人创立了一份报纸《狮报》，他说出了许多人的想法，即这场斗争中的宣传是战时的宣传，所作的声明不必是真实的。不出意外，结果导致大量错误信息的传播和非理性仇恨的滋长。1896年既有的社会动荡被旱灾、饥荒和一场严重的流行病鼠疫加重了。在浦那（Poona）抗击鼠疫的两名英国青年被暗杀，标志着排外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英国人憎恨暴力，尤其是秘密的和胆怯的暴力行为，那些相信“恐怖政策”能奏效的人似乎从未能考虑这一点。它不仅丝毫没有恐吓到英国人，而且只会使他们挺直脊背，并伤害那些采用恐怖手段的人可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政治暗杀的增加是在今后一个时期，但是印度显然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虽然如同在日本一样，派别之间的矛盾——希望走西方发展路线的一派，与希望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一派——在对外来影响和控制的共同反对中一时被遮蔽。

        1892年英国人承认立法议会中一定数量的本地人代表，试图把印度引向一条别的殖民地已经经历的向自治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如早期北美殖民地和关于“帝国联邦”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仅仅在一个机构中获得代表权——其中属于少数派的代表可以随时被投票否决——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这样一种安排被和平地接受的唯一案例是美国的大陆准州，它们在国会中有一个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但是那种情况下，准州的地位具有自身的缺陷，在宪法上只是被认作向完整的州身份过渡的阶段，当一定的条件比如人口等符合要求时，才能获得完全的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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