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

        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

        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

        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

        “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ＸＯ。

        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坐。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我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

        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

        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

        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

        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博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分是１９３７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１９３８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主席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

        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博器呢，安了起博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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