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宫却不回贤良寺，先去拜客。第一个拜的是惇王，他如今承继了当年大家叫惠亲王绵愉“老五太爷”的这个尊称，年纪大了，也想得开了，不似从前动辄脸红脖子粗地跟人抬杠。他的赋性向来简易坦率，这天轻车简从逛西山去了。李鸿章扑个空，反倒得其所哉，因为他实在有点畏惮这位“老五太爷”的口没遮拦，毫无忌讳，有时问出一句话来，令人啼笑皆非。

        接下来便是拜谒恭王。李鸿章在轿中想起往事，感慨丛生，恻恻然为恭王难过。一年多以来，连遭拂逆，去年为了随班祝嘏，碰那么大一个钉子，已经难堪，今年又有丧明之痛，而且载澂之死，流言甚多，说他生的是杨梅恶疮，遍体溃烂，不可救药。还有一说，恭王久已弃绝这个长子，载澂病危之时，有人劝恭王去看他一次，以全父子之情。恭王听劝而去，一进屋子，望到病榻，入眼是一件绣满了花的黑绸长衫，当时掉头就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该死！”

        他是六月初病故的。宗人府奏报入宫，慈禧太后倒掉了些眼泪，在所有的侄子之中，她最喜爱载澂，不仅因为他聪明英俊，而且也因为穆宗的缘故。十年的岁月，冲淡了爱子夭逝的悲痛，她只记得二十年前，他们“小哥儿俩”赛如一母所出的兄弟那样地亲爱。就因为这份又惆怅、又有味的记忆，使得她隐隐然视载澂如己所出，饰终之典，极其优隆，追加郡王衔、谥“果敏”。又因为恭王对长子深恶痛绝，怕他身后草草，特派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替载澂经纪丧事，照郡王的仪制治丧，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开支。

        这在李鸿章看，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慈禧太后对恭王怀着疚歉，借此表示弥补？而恭王又是不是领这份“盛情”？都难说得很。

        就这样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鉴园。招帖上门，护卫先到轿前请安声明：“王爷病了两天了，这会儿刚服了药睡下。是不是能见中堂，还不知道。中堂先请里面坐，我马上去回。”

        “病了？不要紧吧？”

        “是中了点儿暑。”

        “那，我更得瞧瞧。”李鸿章说：“你跟王爷去回，请王爷不必起床，更不用换衣服，我到上房见好了。”

        不一会，护卫传话：“王爷说：彼此至好，恭敬不如从命。

        请中堂换了便衣，到上房里坐。”

        于是李鸿章就在鉴园大厅上换上“福色”套一件玄色贡缎宁绸衬绒袍的马褂，由护卫领着上楼。恭王在楼梯口相迎，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行大礼。

        李鸿章认为礼不可废，不是衣冠堂参，已觉简慢，何能不行大礼？主人谦让再三，却无奈客人的道理大。于是随行的跟班铺上红毡条，李鸿章下跪磕头。既然如此，恭王亦就照礼而行。亲王的仪制尊贵，跟唐朝宰相的“礼绝百僚”一样，所以他是站着受了李鸿章的头。

        等他起身，恭王才尽主人的道理，坚持着让李鸿章坐在炕床上首。大理石面的炕几上，摆上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另有一个长身玉立，辫子垂到腰际的丫头，献上金托盖碗茶，然后就捧着水烟袋，侍立在旁，预备装烟。

        “一年不见，你倒发福了！”恭王摸着他的瘦削的下巴说。

        “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

        “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

        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冲冲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那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惟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须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帐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帐，我算给王爷听……。”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作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帐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丁’。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怨。”

        “喔，”恭王问道：‘何谓‘四大天地’？”

        “是骂稚璜的话：‘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四川菜麻辣酸，出语亦复如此！”

        “好恶难言！”恭王又一次感叹，“稚璜督川，是上头嘉惠四川的德政，想来清官必为地方爱戴，那知道亦有此恶声。说稚璜为政‘昏天黑地’，我终不服，莫非他官声也有可议之处吗？”

        “稚璜为政，兴利除弊，致力唯恐不锐，自难免招人怨尤，以致横被恶声，幸亏朝廷保全。不过，用丁价藩，却是失策。”

        “是非难言！”恭王问道，“稚璜用这姓丁的，必有他的道理，总不会假手于此人有所聚敛吧？”

        “那是决不会的。稚璜真是一清如水，四川人都知道，总督常常穷得当当。”

        “这，”恭王大为诧异，“只怕言过其实了吧？”

        “确有其事，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照例规……。”

        照例规，四川总督的收入，有夔州关的公费每年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的公费每年三万两。丁宝桢一概不取，只取奉旨核定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自咸丰年间减成发给，每年实收一万一千两。分十二个月匀支，每月所入，不足一千，由藩司在月初解送。

        这不足一千两的廉俸，要开支幕僚的薪水饭食，分润来告帮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常在窘乡。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丁宝桢便检一箱旧衣服，命材官送到当铺当二百两银子，旧衣服当不足那么多钱，便加上一张铃印了总督部堂关防的封条，朝奉不便揭封开箱，只凭丁宝桢的身分，说当多少，就当多少。久而久之，这只衣箱就不动它了，这个月赎回来，下个月原封不动送进当铺，朝奉一见，不必材官开口，连银子带当票，就都递出来了。

        恭王听了大笑，笑完说道：“不有句俗语：‘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有了总督的封条，货不硬也不要紧了！这叫做：丁宝桢当当，认人不认货！”

        恭王的隽语，惹得那丫头也忍俊不禁，赶紧掩住嘴忍笑，将一张粉脸涨得通红，放下水烟袋，一溜烟似地闪了出去，在窗外格格地笑个不住。

        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那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好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未造之前，先要筹划营运之道。照盛宣怀的看法，此路一通，接运南北，等于全河皆通，商旅幅臻，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而铁路本身的收入，亦必可观。但营运之始，或者不如预期，所以必得要有一笔稳固可靠的生意。

        这笔生意就是南漕的运费。铁路为接运南漕而建，则南边各省的漕米，必须交由这条铁路来接运，是天经地义之事。盛宣怀估计，南漕每年四十万石，每石收运费三钱，全年有十二万银子的固定收入。此须预先请旨，饬令各省照办。

        除此以外，就是谈兴造铁路的工程细节，一时亦无法细看，张荫桓只觉得有一段有关运河的故实，倒可以补充。

        “运河在元初本就缺这一段。当时运道，从杭州到长江有江南运河；江淮之间有邗沟；淮水到徐州有古泗水，就是以后的黄河；徐州到济宁有泗水。临清以上到天津有卫河，到通州有白河。以后到了至元年间，”张荫桓凝神想了一下，极有把握地说：“是至元二十年间的济州河，遏汶水入洸水，又在兖州作金口坝，遏泗水入府河，会流于济宁，分注南北，由济宁到东平算是通了。东平到临清这一段的开凿，是以后的事。不过能通到东平，南漕就可以由利津入海，直达天津，是南北运道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海口沙淤，又从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不正就是杏荪说帖上所要造的这一段铁路吗？”

        “于古有征，好极了！樵野，索性烦你大笔，就在说帖上加这么一段。”

        说着，便命听差取笔砚来，就在饭桌上推开碗碟安放。张荫桓当仁不让，文不加点地写了下来，然后勾注涂抹，片刻竣事。

        李鸿章接到手里，一面看，一面点头，看完又问：“樵野，此事还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杏荪大才槃槃，何用他人费心代筹。”张荫桓说，“不过两百里长的铁路，虽说沿北运河兴建，少不得要拆许多房子，挖好些坟墓。这一层上头，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办法，只怕随处会发生阻挠，甚至激起民变。”

        “说得是！”李鸿章的笑容收敛了，“就是这一层难办。唐山至胥各庄这一段铁路，不过十八里长，当时已费了好些气力。”

        李鸿章所提到的这条铁路，在中国是第三条。第一条出现在同治四年，有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呜嘟嘟、轰隆隆”，喷火而行。辇毂之下，出此怪物，群情骇异，言路上将上折严劾，步军统领衙门，赶紧勒令拆毁。

        第二条是由英商怡和洋行发动的，在光绪二年造成一条由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但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妖”。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大哗。总理衙门不能不与英商交涉，以二十八万五千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用轮船载运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第三条就是这条唐胥铁路，光绪三年由开平矿务局呈请修造，几经周折，直到光绪六年，方准兴工，自唐山煤井到胥各庄，全长十八里。但是，这条铁路，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所以洋人叫它“马车铁道”，视作世界交通奇观，也传为中国的一个大笑话。

        “唐胥铁路之能兴建，是因为中堂兼领直督的缘故。此事督抚的关系不浅，”张荫桓问道：“不知陈隽丞是不是热心？”

        “嗯，嗯！”李鸿章被提醒，“隽丞那里，倒要先疏通一下。”

        隽丞是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别号。李鸿章跟他虽一起在曾国藩幕府中共过事，但面和心不和，所以提到这一层，心里又不免嘀咕，怕疏通不下来。

        正想再跟张荫桓商量，可有什么办法能取得陈士杰的协力，只见一名听差，走到李鸿章身边，弯腰低语：“醇王府派护卫来请；说请中堂早些过去。”

        听得这话，张荫桓首先就说：“赏饭吧！时候也真不早了。”

        匆匆饭罢，喝过一杯茶，张荫桓起身告辞。李鸿章招招手将他唤到一边，有句要紧话要说。

        “樵野！”他放低了声音，“我有个难题，困扰已久，始终不知何以为计？今天到了关键上，不容闪避了。你得指点我一条路。”

        “中堂言重了。请吩咐！”

        “你看我要不要背海军这个黑锅？”

        一听这话，张荫桓先就笑了：“我说他们的那套花样瞒不过中堂，有人不信。到底是我看得准！”

        “瞒是当然瞒不过我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想出种种笼络的法子，是打算用面子拘住我。”李鸿章说，“这几年我挨了不少骂，倒还没有人骂我窝囊的。如果明知是个吊死鬼圈套，伸着脖子往里头去钻，不太窝囊了吗？”

        “是啊！中堂如果为人骂一声窝囊，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然则计将安出？”

        张荫桓点点头，紧闭着嘴唇想了一下，方始回答：“借他人的鸡，孵自己的蛋。”

        李鸿章双目倏张，眼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刹那之间想通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之流怂恿之下，指使醇王出面，想借大办海军的名义，聚敛巨款，另作他用。北洋大臣将来尽替别人办报销，这个黑锅背得似乎太窝囊。但照张荫桓的办法，正不妨将计就计，扩充自己的势力，慈禧太后如果别有所图，就不能不委屈将顺。这一着太高了！

        “樵野！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知我何以自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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