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巴特金自辽阳撤军后，屯守浑河，当旅顺陷落时，正好有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到，为了振作士气，他决定以这一团骑兵作一次奇袭。

        选定目标是牛庄、营口。克鲁巴特金用了一条声东击西之计，佯攻“辽西中立地”。清军助日攻俄，已成公开秘密，俄国且曾不断提出照会抗议，而外务部及北洋皆不理，所以俄军之攻辽西，被视为兵败迁怒常有之举，日本亦不以为应该加强戒备。

        奉命守辽西的马玉昆，却不免胆战心惊，正规军不能渡河至辽东，唯有利用一称“正义军”、一称“民团”的冯麟阁等人，以牛庄、海城以东的山地设防据守。此地名为千山，冈陵起伏，地势很好，但民团的火力不足，要想挡住以骠悍出名的哥萨克骑兵，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马玉昆的幕府中，有人建议设疑兵。用二十四辆大车，改装成炮车，自北而南，分布在千山的大小山头上。其实，只有最冲要的两处，设有老式的前膛炮，其余二十二辆大车上，摆的都是木制的野炮模型。

        及至哥萨克骑兵，一阵风似地卷了过来，自然不等迫近，便开炮示威。俄军的前卫司令用望远镜一看，才知道部下已误入敌军炮兵阵地，急急下令后退。但不是退回原处，而是放弃了佯攻辽西中立地的任务，一脱出野炮射程，折而往南，由海城以北往西疾驰。守牛庄的日军猝不及防，很吃了些亏。

        接着，克鲁巴特金动用八万兵力，攻日本第一军于辽阳附近的黑沟台，日军调第二、第四、第八师团增援苦战，才能守住原来的阵地。

        经此两仗，日俄两国都调大军驰援，俄国集中了可调之兵，总计四十万，日本已倾巢而出，与俄军相差无几。三十多万兵，分为五个军，旌旗相望，自东北至西南的战线，绵亘数百里之遥。

        光绪三十一年的元宵节，日军发动总攻，以精锐的第五军攻沈阳之东的抚顺，以拊其背，另遣第一军渡沙河，为第五军接应。正面则由第二、第四军，自辽阳往北攻击。克鲁巴特金误认日军的主力，分兵大半，北向击敌，同时坚守正面。南北两阵地，打得都不算坏。

        谁知攻旅顺元气大伤的第三军，重整旗鼓，绕出俄军西北，直扑沈阳以西的新民，手到擒来，然后疾驰而东，在铁岭以南割断了铁路。

        这一下，克鲁巴特金才知道已为敌军大包围，急急下令突围。于是日军先得旅顺，后入沈阳，这一场大会战历时二十天，俄军死伤九万有余，日军损失亦不相上下。

        然而战事并未结束，克鲁巴特金兵败被黜，左迁为第一军团长，总司令用李尼维齐接任。日军则乘胜进据开原、铁岭，但强弩之末，无力再进，彼此成了僵持的局面。

        其时报章喧腾，都道日本的民心士气，如何兴奋激昂，在奉天的日军，必将乘胜而北，直捣俄京。此时中日休戚相关，京中的士大夫跟日本的人民抱着同样的想法，以为东三省收回在即，如何料理善后，应该及早筹划。于是军机处奏请，派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到天津跟袁世凯先作初步的商谈。

        抱着满腔热望的赵尔巽，兴冲冲到了天津，跟袁世凯一见了面，提到报上的那些话，见他是无动于衷的神气，赵尔巽不由得泄气了。

        “次翁，”袁世凯说：“日本的胜局已成，诚然！若说直捣俄京，那是痴人说梦，而且战事一时不能结束。”

        “何以战事还不能结束？莫非俄国还不服输？”赵尔巽问道：“日本纵不能直捣俄京，逐俄军出东三省的力量，绰绰有余，俄国难道看不出这一点？”

        “俄国的看法不同，日本当政者跟百姓的看法又不同。日本陆军损失惨重，虽非强弩之末，可也动弹不得了，起码要几个月的休养整补，才能重整旗鼓。如今急于求和的，倒是日本，而非俄国。”

        赵尔巽益发诧异，不信地问：“日本想求和？”

        “是的。”袁世凯清清楚楚地答说：“日本的重臣都主张适可而止，及时谋和，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打算请美国出来调停。不过，日本的民气方张，这些决定，一时不便宣布而已。”

        “有这样的话？”赵尔巽好半晌作声不得。

        “俄国不服输，当然亦有他自己的盘算。陆军，日本已无力再进，而俄国还有后备队可调；海军，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至少有五十条兵舰，从波罗的海往东调，要跟日本海军见个高下。次翁，莫听报上的浮议，俄国并非一败涂地。”

        “照此而言，战事结束，遥遥无期？”

        “反正不会近就是。”

        “那么，咱们收回东三省，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罗？”

        “‘可望而不可及’这六个字，形容入妙。不过，凡事豫则立，倘有大才如次翁这样的能先衔命出关坐镇，将来在接收方面，就会方便得多。”

        “是的！”赵尔巽深深点头，接着又问：“慰翁，我是不是就拿你这番话，据实复命？”

        “是！是！烦次翁面奏，东三省是本朝发祥之地，我决不敢掉以轻心。”

        ※ ※ ※

        果然，赵尔巽回京不久，驻日公使杨枢、驻美公使梁诚，分别有密电打回来，日本已将愿与俄媾和的意向，告知美国。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认为做调人的时机尚未成熟，不愿贸然出面，只是发布了一个声明，劝日俄直接谈和，同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将主权交还中国。

        这些消息与袁世凯的话相印证，情势已相当明了，收回东三省确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有美国声明中的仗义执言，收回东三省似乎也有把握。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都象服了一粒定心丸，且不管东北，先管东南。

        ※ ※ ※

        奕劻实践他的诺言，主张裁撤江淮巡抚，但支持出自袁世凯而由署理江督周馥出面所奏的建议，另设统兵大员镇慑枭盗。上谕中说：“现据各衙门说帖，改设巡抚，诸多不便，拟改设提督驻扎者居多。复经查核周馥所奏，亦以分设行省，不如改设提督驻扎为合宜。该署督身任两江，更属确有所见，拟请即照该署督所请，改淮扬镇总兵为江淮提督，文武并用，节制徐州镇及江北防练各营。”

        江淮提督之设，既然重在镇慑枭盗，自必加重法治，因而又规定，“以淮扬海道兼按察使衔，凡江北枭盗重案，应即时正法，军流以下人犯，归其审勘，毋庸解苏，以免迟滞。似此江北文武均有纲领，江淮巡抚一缺，自可无庸设立，旧有漕标官兵，即作为提标，以重兵力。惟淮、徐各属，向为盗贼出没之区，现既裁撤巡抚，改设提督，应即令该署督将营伍重新整顿，认真训练，以重地方。其余未尽事宜，应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悉心酌议，分别奏咨办理。”

        这道上谕拟得不甚高明，支离含糊，条理不清，加以这天正碰上慈禧太后情绪不佳，因而大挑毛病。用字不妥的，自然即时改正，办法有出入的，便很费一番口舌了。

        “怎么叫‘文武并用’？”

        为了“文武并用”四字，在军机处便起过一番争执。“提督”的全名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依绿营编制，为一省最高的典兵官。品级与总督、驻防的将军相同，都是从一品，但身分职掌不但不能比总督、将军，甚至连从二品的巡抚都不如。因为总督、巡抚照例带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掌管军政，便可节制武将，提督见了比他低两级的巡抚，亦须“堂参”，更无论总督。

        总督、巡抚照例又带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身分等于都察院的堂官，提督若有不听指挥，不遵调度情事，可以指名参劾。封疆大吏参属下文官，容有不准之时，如参武将，那怕是戴红顶子的提督、总兵，无有不准的。为此同治六、七年间，捻匪初平，宿将纷纷解甲，如已封男爵的直隶总督刘铭传坚卧不起，就因为觉得武职官太委屈的缘故。

        如今说是提督可以文武并用，在瞿鸿玑看，即等于文武不分，身分相等，是屈辱了文官，就象徐世昌以翰林带狮子补那样，不伦不类，自贬身价，所以提出反对。

        这“文武并用”的主意，是袁世凯想出来的，作用是：首先，幕僚中知兵的文士，亦可放出去自张一军；其次，提高武职官的身分，亦就等于提高他这个并无功名，几同行伍出身的总督的身分。有此两层重要关系，所以奕劻坚持原议。瞿鸿玑虽蒙慈禧太后赏识，到底敌不过奕劻是军机领班，只得让步。

        此时慈禧太后亦以此为问，瞿鸿玑自是暗暗称快，侧耳听奕劻答奏：“文武并用，不拘资格，调度比较灵活，亦容易奖进人才。”

        这“不拘资格”四字说坏了。“任官当差，岂可不讲资格？”慈禧太后问道：“文武异途，各有所长，混杂不分，将来要整顿吏治就吃力了！”

        “回皇太后的话，”奕劻的口才亦不坏，从容说道：“文武异途，是因为从前的武将，大多行伍出身，目不识丁，所以不能混杂。自新建陆军以来，将弁都是学堂出身，留学东西洋的亦不少，不比从前的武官。如今整军经武，为了鼓励人才从军，似不妨量予优容。再者，各省练兵，主事者虽为武将，每每以道员任用，名实不副，无如文武并用，量才器使，反倒比较切实。”

        这番话不易驳倒，慈禧太后以不再往下谈作为默许，但另外又挑了一个毛病，“江淮提督的辖区是那些地方？”她问。

        “西起徐州，东到海边，都是江淮提督的辖区。”

        “海州不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海州是直隶州，既然包括在内，就不该叫做江淮提督。”

        慈禧太后振振有词地质问：“这不也是名实不副吗？”

        奕劻语塞，唯有碰头。于是瞿鸿玑向上说道：“江淮提督名不副实，似乎可以改为江北提督。”

        “对了！”慈禧太后是嘉许的语气：“这个名称就醒豁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紧接着江淮巡抚裁撤改设江北提督的上谕之后，先以淮扬镇总兵署理江北提督。过了几天，奕劻奏请简派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候补道刘永庆署理江北提督，赏给兵部侍郎衔，所有江北地方镇道以下，均归节制。武能管总兵，文能管道员，无异别设一巡抚。此人是袁世凯特保过的，自然算是北洋一系，袁世凯的势力，彰明较著地伸入了两江地界了。

        ※ ※ ※

        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自波罗的海绕好望角东来，到处不受欢迎，最后在黄海游弋，打算着俟机遁入海参崴。

        日本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出这两支舰队的动向，由黄海入日本海到海参崴，必须经过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对马海峡。而九州西南方的佐世保、长崎、鹿儿岛，皆为海港，可以停泊巨舰，稍后的福冈与广岛，又为兵站。因此，东乡平八郎以逸待劳，决心一举击溃俄国海军。

        俄国的两支舰队，有家归不得，十分焦灼，如果入东海，绕日本东面回海参崴，行程太远，燃料、粮食无法支持。迫不得已只有冒险越过朝鲜济州岛北向航行，进入对马海峡，战舰、巡洋舰、海防舰、驱逐舰及补给船等，大小二十九艘，首尾相接，以全速鼓轮北上。

        于是日本海军倾全力截击，日夜两战，俄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司令官海军中将罗哲斯特温斯基投降，而日军仅损失水雷艇三艘，同时日本并派兵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

        日军的战果颇为辉煌，但俄国的陆军，正自西伯利亚铁路，陆续增援。在俄无胜日之望，日无续战之力的情势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双方议和的时机趋于成熟，因而世面调停。日本首先响应，俄国亦终于接受劝告，约定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和议。日本派全权代表是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 ※ ※

        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 ※ ※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 ※ ※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 ※ ※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访，看看有什么行迹诡秘的人出现。及至姓张的照片到手，一经入眼，不觉狂喜，原来他已经查到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秘密监视，这姓张的便是其中之一。

        杨以德有个得力的手下，是探访第三队的队长，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号，格外响亮。那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归这一队监视，所以杨以德便找了他来问。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说：“余本强一定是化名。”

        “现在还在不在？”

        “怎么不在？刚才还有报告来，中午在侯家后的窑子里。”

        “那还等什么？”杨以德问。

        “不行！这家伙扎手，会把式，没有五六个人，动不了他。”麻麻子说：“而且腰里总是鼓鼓的，说不定也揣着个炸弹，逼急了一锅煮，抓不住活口，反饶上几个，不合算。”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麻麻子认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杨以德自然同意。这晚亲自出马，翻墙入内，将这个酒后酣卧的“要犯”从床上揪了起来。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说：“我又不是鼠盗狗窃，跟你们走就是。”

        “好！你是条汉子。不过，朋友，听说你手底下很来得，咱们只好先个人后君子了。”杨以德吩咐手下，将张榕双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长袍，扶上车直驶探访局。

        在杨以德的签押房中，姓张的坐着受审。说他叫张榕，字荫华，抚顺土著，还是个汉军，累世充任福陵的“守护役”。他也承认跟吴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计划。吴樾向主暗杀，这次进京本想不利于铁良，其后因为朝廷决定立宪，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们是不是谈了一夜？”杨以德问。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门？”

        “不错！”

        “那么，行刺五大臣当然也有你的份罗！”

        “不！”张榕从容不迫地否认：“没有我。我前一天劝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会跟他一起去干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吴樾有这种计划，而且你也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卖朋友了吗？”张榕露齿而笑，态度轻松得很。

        杨以德语塞。再问他炸弹的来源，张榕知道是译学馆教员杨笃生所制，却摇摇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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