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 ※ ※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静，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词，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

        “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

        “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

        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未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来作为辩解？”岑春煊简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的手，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马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那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玑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广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碰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

        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那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款合约一成立，便须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他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玑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须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已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玑没有想到他竟有这样子的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实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玑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么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回，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 ※ ※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玑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不敢这么说。”瞿鸿玑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玑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玑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王竹林借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玑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玑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玑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的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得瞿鸿玑不在面前，牢骚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 ※ ※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地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决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经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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