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子开我们的杂志社是因为要到北京去。

        她是一位能干的编辑，又极有人脉，70年代到80年代的年轻写手们都同她有广泛的联系。她组稿，通常一呼百应。她的电子邮箱于是时时爆满。她一边在电脑上改稿一边把摇滚乐放得波涛汹涌，看上去似乎一心二用，但实际上，她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而工作态度亦是最虔敬的。她有责任心，亦有成就感。

        我们皆遗憾，她自己更是神色黯然，于泪光之中登上铿锵北去的列车。

        她的男友在北京。爱情更多的时候不是获取，而是牺牲，不是坚持，而是放弃。

        在车站的检票处，在拥挤的黑色人潮中，我们都祝她幸福，并且快乐。

        但祝愿很少能成为现实。一个月之后，她给我发来短讯：没出去找工作。呆在家里看书，听CD。百无聊赖中，常常怀念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北京太干燥了。

        我把短讯拿给杂志社的同事们看，但大家都不愿意猜想被语言遮蔽的生活。聂子的男友是一位相当优秀的青年，他们相识于一场地下摇滚演唱会。而他们的爱情基础亦是充满叛逆姿态和喧嚣心跳的摇滚。他们胶着，然后吵架，然后又继续胶着。有摇滚的节奏、野性，以及轰轰烈烈。

        但爱情是爱情，生活是生活，有时候，这是两码子事。

        三个月之后，她又回到了我们的城市。她仍然不想上班。她似乎很疲惫。想休整，并调理自己的情绪。她一个人租住了一套小公寓，做自由乐评人，而且断断续续书写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距离有益于她的爱情和幻想。她的稿费除了付房租，主要用于长途热线话费。手机的电池棒每每在她的掌心中打得发烫，如她那颗容易冲动的心。

        很多公司和媒体找到她，请她参与他们的工作。但他们都看到了她脸上的断然的拒绝。她不会说客气话，亦难委婉迂回。她让叩门者神情尴尬，并不得其解。她亦不再想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她担心若是再要北上，又一次的放弃会相当难堪，亦会使我们被动。在我们杂志初创之时，她就曾说过，她肯定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当她在北京的时候，她亦必定经常想到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并有难于摆脱的心理折磨。因她是认为诚信等同于生命的人。

        她只是仍然会去听那些地下摇滚会。以前她是在人的潮头上汹涌，在声音的闪电中呼啸，而她现在则默坐在一角，点上一支烟，将眼睛微闭。烟雾在指尖上，激情已化为内敛。有许多疯狂的小伙子喜欢她。眼瞳在黑暗处闪闪发光，如海边的磷火。音乐会之后，他们邀她去宵夜。路边的大排档，啤酒、烧烤、号叫或低语，甚至还有即兴的诗句。她很兴奋，亦很想醉。但她的底线是要识得归路。

        她把手举起来，在空气里摇着。一辆的士滑了过来。她踉跄地上车，拒绝任何人陪送。

        回到家里，她开始呕吐，并在身上摸索手机。她拨了世界上最熟悉的一个号码。

        "喂，什么？喝酒？没。什么？就，喝了，一点点……"

        然后，突然，她哭起来，说："明天，我就到北京来，马上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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