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重担压在了香港总督尤德身上。撒切尔夫人走了，飞回了英国，却留下许多麻烦和许多怨恨给了尤德，等着让他排解。

        针对撒切尔夫人927谈话和柯利达送交的续约要求，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严正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定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中英双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此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香港市民及各界人士对撒切尔夫人谈话均有强烈反应，有人静坐港府门口，有人示威游行，有人找上门来陈说厉害，弄得尤德寝食难安。

        更要命的是港币汇率指数跌至797，香港外汇市场每100美元兑港币694元，说明香港是个脆弱的城市，虽然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好事，说明人们对香港的未来信心不足，正像有些记荇所说：香港正在死亡。但是，香港真的死亡了，他尤德怎么办？难道香港成为死亡之城会对英国有好处吗？撒切尔夫人显然只注意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了，而没注意到万一香港经济垮了，英国何以需要一个没有前途的累赘？他尤德不想让香港断送在自己手里。

        然而撒切尔夫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是故意忽略这个问题，他仍然命令尤德和柯利达等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统一口径，并在这个论点下准备和中国政府的谈判。

        此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已经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继续就谈判的基础与程序问题交换意见。中方要求英方放弃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以此作为不争之议，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而英国人认为谈判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

        鉴于英方一直拖延谈判日期，邓小平说，不能任英国人无限期地拖下去。谈判日期要设限，告诉英国人，以1984年9月为最后期限，届时如果仍未谈成，中国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管英方如何，自己以现身说法，为加紧解决香港问题作了如下工作：

        一、完善立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二、制订治港方案。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充分听取香港各界人士治港意见的前提下，在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起草了关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问题的12条基本方针。准备在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就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提到对方面前，或在必要时单独予以公布。

        其主要内容为：

        根据宪法第31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主权，国防、外交由中央管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外籍公务人员和警务人员可以留用，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居民的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自由兑换，继续流通；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不向香港征税；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社会治安；

        中国将以基本法规定上述基本方针及对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50年不变。

        三、加强对香港同胞的宣传工作。向香港同胞宣传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消除疑虑，安定人心，着眼香港未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中国政府尤其着力宣传港人在香港崛起中所做的突出贡献，肯定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响亮地打出港人治港的口号争取人心，顺应民意。

        英国政府这下受到深深的刺激。它无法再若无其贺，无法再继续拖延下去了。

        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总理赵紫阳写信，向中国许诺，她准备尽快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考虑到英方在主权问题上的松动，赵紫阳总理表示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于是，英方开始绞尽脑汁搜罗对付中国的灵丹妙方，想在谈判桌上攫取正在失落的香港。

        物色人选时，撒切尔夫人想到了尤德。英方选定的谈判人员名单如下：

        柯利达，英国驻华大使；尤德，英国驻香港总督；

        麦若彬，港英政府政治顾问；

        欧威廉，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毕瑞博，英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史棠穆，英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

        虽然此次谈判柯利达被委任英方的全权代表，实际上，撒切尔夫人却把谈判的输赢押在了他的身上。他就是英方的杀手锏。他就是英方的秘密武器。

        撒切尔夫人精心设计了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你中国政府不是极其看重香港的主权吗？那就给你们好了，但一定要有个先决条件，得把香港的管治权仍交给我们英国人。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撒切尔夫人煞费苦心做了一条三脚凳？何为三脚凳。

        1982年12月10日，英国外交部及联邦事务次官贝尔斯特德勋爵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以英国人特有的幽默感风趣地将中英谈判作了如下一个比喻：

        有记者问他，英国政府能否就中英谈判向香港人发出一些信号？

        贝尔斯特德说：我们想要的是一张三脚，第一只脚是可以为北京领导人接纳的；第二只脚是可以为英国国会接纳的；第三只脚十分重要，抛了一只，凳就倒了。

        第三只脚是谁？就是尤德。

        英国政府让尤德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500万市民参加谈判。并打着尊重香港民意的幌子，以掣肘牵引谈判，争取主权。香港一位非官方议员提出一项协议：任何有关香港前途之建议，在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必须在本局（立法局？辩论。英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抢过港人治港的旗帜。你中国政府所提条件不仅要英国政府同意，还要经香港民意检验。谁代表香港？当然是现任港督尤德！就这样，尤德被推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尤德是个中国通。

        他是威尔士人，1924年生。18岁那年，他考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习中文，从此，他的生命就和远东地区紧密相连。

        21岁那年，尤德第一次来到了香港。这时他已经离开伦敦大学，成为英国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一名士兵。那一次，他是用军人的眼光审视香港的。当经过数十天的航行，香港在他们的军舰前方出现的时候，年轻的尤德比舰上所有的人都显得激动。他学的是中文，在大学已经学会用中文触摸这个世界。现在，他终于来到这个他日思夜想的国度，并且可以用他那稍显生硬的汉语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话了，所以他比舰上的任何人都显得亢奋和激动。

        1949年4月20日，紫石英号军舰从上海开往南京，在行至镇江时不听解放军的劝阻，因而被正待命渡江的解放军炮火所击伤，这就是当时众所周知的紫石英号射件。尤德此时任南京领办馆秘书，他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找解放军前线指挥官接洽。他这时年方24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从南京到镇江，途中要经过多少凶险，那百万雄师正在此地集结，而战争状态无异于刀丛剑林，险象丛生，要在这样的地段去穿行，没有胆略和气魄是难以逾越的。当时的驻华大使史蒂文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只身一人从南京出发，徒步赶往浦口。由于浦口没有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那里的部队首长虽然接待了他，但表示爱莫能助，他只好无功而返。后来紫石英号逃走了，此事也就平定下来。只是英国政府没有忘记年轻的尤德，他的这种冒险精神和无畏气概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于是他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南京工作期间，给人的印象是，尤德不像一个外交官员，他更像是一位访问学者。他富有朝气，永远是生龙活虎的样子。他常去南京大学，到那里听中国学者讲课，课间休息，他和学生们一块踢足球，或在林荫路上漫步，有时他出钱请客，一块去城隍庙吃小吃。

        1972年，已经是英国驻华大使的尤德仍和过去没有两样。虽然他这时已经48岁，而且官至大使，但他仍不改学生时代和青年时代的风范，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成为一个大使级的胡同串子。

        现时的尤德脑门宽阔，白发稀疏，一双和善的眼睛看着人们。他的目光已有些中国文化的意味。他自18岁以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语言思考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和撒切尔夫人和后来的港督彭定康是不一样的。

        1982年5月20日，尤德抵达香港，成为香港的第26任总督。他的被住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英两国漫长的谈判。在英国，似尤德这样的中国通，且是学者型政治型外交型的中国通并不很多，因此他被撒切尔夫入又一次推到远东这个前哨阵地，盼望他像当年的紫石英号货件中有出色表现，以挽救将要陆沉的香港。

        但是，尤德本人则有些信心不足。

        1983年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会谈，宣布了一项新闻公报。公报说：在1982年9月两国领导人会谈以及后来进行有益的交换意见之后，双方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开始。

        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止，共举行22轮会谈，尤德本人是英方唯一自始至终都参加谈判的人。

        但尤德自始至终都有些信心不足。他不是当年那个大学生了。他有些老了。

        中英会谈前夕，香港就刮起了一股金融风暴。这股风暴从6月一直刮到9月，9月19日，美元兑换港币由7算跌至8算，23日跌至60，24日跌至50。9月16日至9月24日，英国政府趁机掀起一股比金融风暴还猛烈许多的舆论风暴，由撒切尔夫人领唱，说什么倘若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会消失。她还对美国记者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租约，如果香港是英国的一个一般的殖民地，那它若干年前就已独立了，就是另一个新加坡了。紧接着，香港方面遥相呼应，以绝对经过排演的统一口径唱出和声，港英政府说，香港从此不再香，议员们说：投资将会负增长，被英国人控制的银行家也说：香港今后的金融形势将会越来越糟。他们说：香港就要完了！香港就要垮了！

        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摧毁香港市民回归主权的信心和决心，使其对中国政府不信任，这样，人们就会怀疑中国政府的感召力、能力和凝聚力，使其制定的回归决策搁浅在英国人设计的泥泞里……但是，尤德深知中国。

        中国人对祖国的归属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动的，他们回归的决心不是组织几场舆论风暴就能摧毁的。

        尤德有一双中国式的温和的眼睛。这是他有别于他人的明显待征。虽然他的这双眼睛依然如威尔士家乡的湖水，但他的眼神已有些中国化了。

        这是中国文化作用的结果。

        尤德对中国的了解不仅仅限于书本，还在于他有深切的体验。他曾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就像当年他只身穿越烽火连天的江南，就像他一人单身逛遍北京。他曾去过农家，去过普通市民家里，他还有许多中国朋友。他很像当年的庄士敦。既然上帝给了他那么长时间的中国岁月，他就不可能不变化。

        既然他对中国如此深切地关注过，他就不可能漠视中国。就在尤德出任港督不久，依他对东方文化的探究精神，他开始对香港进行实地勘察。

        这一天，他来到新界锦田。

        那里有一座庙，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庙。就是这个小庙，给了尤德以最大的震撼。

        庙里没有神像，没有普度众生的菩萨观音，没有指点迷津的大仙诸神。庙里供放神祗的位置却供奉着一套锣鼓和号角。

        这是当年锦田民众抗拒英军时使用的锣鼓和号角。锦田人就是敲着这副锣鼓用长矛大刀和入侵的英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英军一听到它的声音就发抖。

        当年那些振臂舞动的鼓手大部分都死在了英军的枪弹攒射之下，他们的名字被后人刻在灵牌上，永世被人供奉。

        在庙不远处，一片绿竹掩映的地方，就是这些抵抗者的墓地，当地人称之为义士冢。牺牲的义士紧紧拥抱着亲爱的国大地，长眠在这里。

        尤德凝视着这面被烟火熏染的大鼓，耳中迥然响起激越的鼓声。不绝的民族的魂灵跳荡着，舞蹈着，就像海潮轰鸣不息。香港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的，就像他不会忘记自己是英国人一样。这就是民族之树最隐密的根须，这里任何人也斩不断的！尤德触摸到了这棵大树的根部，他既受到震撼，同时又深感无奈。

        在英伦之岛那边，撒切尔夫人又提出新的谈判设想：如果谈判不能取得进展，便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就像英国以前在新加坡所做的一样。2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实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

        驻华大使柯利达和尤德都认为撒切尔夫人有些发疯了，她太想入非非了，二人觉得有必要当面对首相陈说厉害，便一同飞回英国。

        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首相府会见了他们。正是春暧乍寒的时候，撒切尔夫人穿着玫瑰红的毛衣和他们在壁炉旁亲切交谈着。

        柯利达先向撒切尔夫人报告了中国为香港会谈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包括完善立法，包括具体治港方案，包括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回归的坚决态度，都一一向首相进行了陈述。柯利达说，如果英国不注意这一点，仍然我行我素，这种偏执将会激怒中国，尤其是邓小平，他们会撇下我们，到了年限独自收回香港，我们将更加被动。尤德向撒切尔夫人谈了香港目前的情势，这就是，香港正在陷落。它的经济曲线正飞速下跌，这很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以此向中国要挟的砝码，但也很可能是香港永远的终结。我们很可能因此而毁灭香港。

        尤德说：香港正面临一场灾难，就像地震前一样。但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而灾难袭来时，并不会因为我们是英国人就免受其害，很可能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真是这样的结局，就会被世界耻笑。

        撒切尔夫人听着听着神情严肃起来，她不再认为这两个中国通的话是夸大其辞。

        尤德接着说，我们可以打经济牌和民主牌，但是，这两张牌的威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民主，也就是您说的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我们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夜才提民主两个字，是不是稍微有些晚了？

        尤德的话里有着明显的嘲讽之意，但熟悉香港殖民史的人谁也无法否认英国人实际上是最不讲人道，最不讲民主的——英国占领香港不久，即1842年10月4日就颁布了宵禁令，严格规定华人11时以后不得出门，不得夜行，违者警察就可以随时拘捕。第二年，港英当局更进一步规定，华人在入夜10时前，夜行要带油灯或灯笼出门，以资认别，晚上若超过10时，华人一律不准夜行。

        1844年，港英政府又公布了一项维护公安条例，规定居民晚上入黑之后，要在自己门前悬挂一盏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灯笼，以方便警察巡逻执行任务。华人在晚间规定时间出门，要有一张通行证。11时后全港停止交通，违犯者便会遭到逮捕法办。

        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又颁发港口管理章程16条，其中第15条规定说，每晚9时以后，非有特别护照，不准许行船。但船上有外国人者不在此限。

        毫无疑问，这些规定是专门对付华人的，是毫无民主可言的。1843年，当时的港督璞鼎查发布了一项禁令，命令香港中环一带只许洋人居住，在此地居住的华人要立即迁至太平山居住区。此项命令是经过英国殖民地部批准的。理由是因华人和洋人混居有碍观瞻，主仆一地影响帝国风度。

        1888年，港英当局专门指定了一个欧洲人的居住区，这是块风景美丽宜人的半山区，而在此地的华人又再一次被港英当局赶走。在这个欧洲人居住区里，白种人的面孔就是通行证，而华人的面孔就是逮捕证，只要有华人在这个居住区出现，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把人抓走。

        在香港，华人比例占98以上，但华人语言却不能成为官方语言，按照港英政府规定，华人社会通行的中文只是法定语言。这就是说，倘若公众集会，倘若对簿公堂，你讲的话不算数，都要翻译成英文即官方语言才算数。

        一个连自己的母语都被剥夺的地方，还奢谈什么民主和人道？在香港，华人长期以来没有政治地位，港英政府的官员全是英国人担任。直到1926年，华人中才出现了第一个非官守议员。他叫周寿臣，严格意义上讲，他也不能算真正的华人，因为他已加入了英国籍，是英籍华人。但尽管如此，他当了议员之后，英国政府仍不放心，规定行政局议员不再传阅机密文件，为什么，就是因为议员里有了一个中国人。

        以这样的民主基础，去架构什么？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英国人歧视中国人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今天看来极其平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在那时也充满着种族偏见。

        赛马在香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44年，港英政府开始在香港兴建了赛马场。但是，在赛马活动中，港英政府却对华人大加歧视。它们规定：华人不得加入赛马会，不得有华人马主，不得有华人骑师。后来，华人虽然也能观看赛马了，但进到场地却两种待遇。洋人享用的是三合土建成的固定看台，舒适坚固，而中国人的看台却是仓促用极差的木料竹子搭成的。

        1918年2月26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适逢马会周年大赛，香港快活谷赛马场内观众爆满，华人简陋的竹木看台因不堪重负突然倒塌，看台下卖熟食的火炉点燃了看台，仅仅20分钟内，有570余人葬身大火。除了仅有几名印度人和葡萄牙人外，遇难的全部都是华人。当时的一幅挽联上这样写道：

        哭父有人，哭母有人，哭夫有人，哭妻有人，哭子哭孙也有人，哭哭哀哀总是怜君遭浩劫。

        嗟天无道，嗟地无道，嗟世无道，嗟邦无道，嗟朝嗟野嗟无道，嗟嗟感慨几回搔首惜群生。

        马场大火至今仍炙烤着香港人民，他们不会忘记英国殖民主义的罪恶，他们不会不知道所谓的英式民主是什么货色。

        撒切尔夫人如今又祭起这面灵旗，它能为英帝国召回逝去的一切么？

        答案是令人怀疑的。

        即便是尤德，即便是柯利达，他们虽然身为总督和大使也难以自圆其说，那么，打民主牌能骗得了几多人？撒切尔夫的笑容凝固了。她突然觉得有些冷，尽管壁炉的火烧得很旺。就这样，在尤德和柯利达的规劝下，撒切尔夫人才决定对中国采取一些妥协，开始谈判。

        就这样，尤德作为撒切尔夫人的又一妙计，企图埋伏在谈判厅内。

        但是，尤德受到了狙击。

        在没去北京参加谈判之前，尤德就在伦敦声明他将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第二阶段中英会谈。尤德尽管对这个角色的扮演并不热心，但因撒切尔夫人对此期望甚殷，他只得拼命效力。

        声明刚发表，就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驳斥。中方指出：中英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对等谈判，香港政府只是从属于英国政府的地方政府，从来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当然不能与中英两国政府处同等地位。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港督怎能代表香港的500万华人呢？因此，这个三脚凳是可笑的，中国政府是不承认的。倘若尤德参加谈判，只能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前来北京。

        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三脚凳，尤德只得收回成命，以英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谈判。临来北京之前，中国外交部对英国代表团成员进行资格审查，发现有一个叫曹广荣的人以港督私人新闻主任身份申请入境。如果中方同意，那就是说，尤德又将以港督的身份坐在谈判桌前，这是一种变相要求。因此，中国外交部通知港英政府，拒绝曹广荣入境。

        中国政府将英国政府挖空心思谋划的三脚凳计划毫不留情地关在了正式谈判的大门之外，撒切尔夫人只得隔洋兴叹。谈判历时14个月。中方谈判代表如下：姚广，外交部副部长；李菊生，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邵天任，外交部法律顾问；鲁平，外交部西欧司顾问；柯在铄，外交部西欧司参赞；罗家欢，外交部西欧司参赞。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大致共分三个段落：

        1983年7-11月为第一段落，其间共进行36轮谈判；

        1983年12-1984年4月为第二段落，其间进行了从第7轮至第12轮的谈判；

        1984年4一9月为第三段落，其间进行了第13轮至第22轮的谈判。

        在第一段落谈判时，英方在第一轮会谈时就采取主权和治权分离的策略，强调英国体制和法律及民主是香港成长的三要素，倘若离开这三种要素，香港就会萎缩萎顿最终导致衰落。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指出既然要在1997年恢复香港主权，就要名符其实，不仅名义上回归中国，实际上也应该让中国管理，至少由中国人自己管理。

        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持状态。此时，撒切尔夫人刚刚从大选中腾出手来，她又一次获得胜利。她赢得了397席。这个数目比其他党派赢得席位的总和还要多。工党仅获209席，联盟党获29席。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的席位比他们的总和还要多出144个。撒切尔夫人又一次走进唐宁街。刚刚获得大选胜利的撒切尔夫人又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中英谈判上。1983年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港英政府主要官员及英国外交官员们研究对策。此间，与会的香港布政司和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向她献计说，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加快经济步伐，目前正行进在一个相当高的山坳上。如果此时收回香港，它就会借力很容易登上从未有过的高峰，倘若回归不成，它就有可能从山坳上因气力不支滚落下来。因此，香港经济对于中国政府是决定性的，香港一旦出现经济崩溃，他们就会退缩。还是应该继续打经济牌，以此要挟中国政府，争取对香港的管治权。

        这个策略非常投撒切尔夫人的意。她决定采纳。她说：我们要用尽手上的每一张牌，去达到最大的效果。撒切尔夫人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她此时已经不是在商讨国事，而是在赌桌上去赌牌。她几乎把全部希望都用在了这一击上，她将高高举起经济牌这个法宝，狠狠向中国政府砸去……

        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慌乱，没想到首先乱的是香港。撒切尔夫人初始希望香港有所波动，只是这波动要有所节制，波动的振幅大小要由她决定，并根据中英谈判的进展与否来调节。她想利用香港来要挟中国政府。

        对于她来说，香港的确只是一张施展她才华和能量的牌。她是政治家，可以说是欧洲目前最优秀的政治家，她的主要目标是赢，是战胜对手，就像她在大选中获胜那样去战胜中国对手。她和那些优柔寡断的金融寡头和家产万贯的富商不一样，他们需要财富，而她却不仅需要财富，更需要的是，赢……

        香港的混乱局面因中英谈判陷入僵局而加剧。香港市面抢购风顿起。市民们排起长龙抢购大米、花生油甚至快餐食品。有些入家急忙到银行购买美元，或者将港币换取金银首饰。大约有数千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示威，反对香港回归中国。

        尤德采取非常手段制止了这种混乱局面，他一改以往政府不干预港元汇率的政策，宣布接管恒隆银行，将美元兑换港元的汇率固定为1：7.8。他接见那些短视的市民，陈说利害，要把眼光放远，只有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才能使香港的市民利益不受损害。

        由于香港在70年代向多元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它的经济巳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1980年，香港生产总值为1060亿港元，人均产值为20933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高于新加坡。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富庶而美丽的城市。港英政府也确实对城市的公共负业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修建了狮子山隧道和海底隧道，填海造地，修建了许多公共房屋，港府推行廉政公屋运动，虽然还未达到一户一宅的目标，但已使200万港人住上了廉价房租的公共住宅，使普通香港市民受益非浅。港府还修建了贯通全区的道路网，使其铁路、公路及市内交通接近发达国家。

        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港府手中资金充裕，使香港的社会福利，业有了很大发展，香港成了举世闻名的幸福城。70年代之后，港英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占港府总开支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港府社会福利聘用的人手达五千人之多，社会福利对象比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还要广泛。

        香港，一个高厦林立花团锦簇富裕美丽的城市，一个被先人血汗浸润多遍今天突变亮丽的城市，一个香风熏得世人醉、烟波江上不再愁的城市。如今港人受到英国政府的从中挑拨，引起动荡和乱也是极其正常的。他们认为香港一回归大陆，就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锐降，福利待遇顿失，于是就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起来。

        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们，更是寝食难安。他们之中的香港英资财团原来认为中国的四化建设是立足在长期利用香港的基础上，中国为了建设四化，不能不在香港问题上向英国作出原则性的让步。而撒切尔夫人为首的现任内阁，在马岛之战中的强硬和稳健，又给香港继续落入英人掌管增加了几分把握。因此，1982年9月之前，它们基本上没有撤退的心理准备，仍然将大量资金投放在香港的股票和房地产生意上。

        撒切尔夫人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交手的失败，使英资财团颇感意外。但是泼水难收，大量资金被绑，在短时间内很难收回，他们只能很被动地昕天由命。他们既不想触怒中国政府，若是中国政府冲天一怒，他们就会泪水顿作倾盆雨，损失无计。但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英国政府身上，若是谈判得胜，香港续约成功，他们仍是香港最耀眼的明珠。

        他们最恨港英政府中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官员，他们两手空空，一身无忌，即使刺疼中国，最坏打算也是一走了之，但却撇下英资财团的大贾们饮辱负愁。因此，他们经常游说港督尤德，千万不要不讲策略，无端得罪中国，对待撒切尔夫人，他们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她的强硬或许能争来香港的管治权，这样他们便受益无穷；恨的是她的一味强硬很有可能触怒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那他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香港的英资财团也想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干脆回国避之。哪想国内的财团又把他们视为外人，并不接纳他们，而且怕他们抢了自己的生意，冷言冷语明枪暗箭使香港客们大伤其心，只得又把目光洒回香港，把头缩回香港，苦苦等待，等待……

        香港的华人财团此刻更是心绪万状。它们能发展到今天确实不易。陈香梅女士的一段话最能代表华人创业的艰苦历程：

        这么些年来，有很多人白手起家，怎么打回来的这个天下？不是靠英国人，是靠中国人自己干的……

        从开步之初，到今天的香港，无论是在航运、金融、商贸，还是建筑、地产、制造业，不论是打工族还是企业家，中国人在其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据港英政府统计，1841年，香港岛人口为7450人，英国人仅有230人。150年后的1995年，在香港630万人口中，黄皮肤、黑眼睛的香港同胞依然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国人，从来就是香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比如说香港的商贸史就是中国人自己发展起来的。19世纪50年代，随着香港转口港地位的逐渐确立，善于经营的香港商人抓住机会，用帆船和火轮为工具向远在北美、大洋洲和东南亚的中国劳工运送去家乡的土特产品，再带回当地的特产销往内地，并因此沟通中国内地南北方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专营南来北往货物的南北行、文泰行、南洋庄等香港最早的中国商铺，而且是香港早期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南北行初建时相当于现在的摊贩，和英国及其他国家在香港建立的公司是不可以相比的。为了抵御强大的有经济实力的洋商的行业垄断，中国商人在文贤街成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同业组织南北行公所。

        到了1881年，香港第8任总督轩尼诗时期，香港每季交纳地税超过千元的18家业主中，有17家都是中国商人，只有一家是洋商。此时，华人商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已压倒了洋商，他们掌握了香港发行的大部分货币，在商界享有声誉和地位的豪门旺族相继出现，华人经济已经成为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到19世纪末，香港每年转口货物已达1400多万吨，财政收入达420多万元。随着当代经济车轮的疾驰，香港最终确立了世界中转贸易港的地位，香港的华人财团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像通常生活在淡水里的鱼一样，虽然它们成了大鱼，但并不熟悉海洋，不懂得如何在海洋里生活。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的潮声渐近，耳中尽收涛鸣之声，他们感到惶恐和心中无底。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缺乏了解。他们担心香港被赤化，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它们将永久丧失香港这样的天堂。

        就是抱着这样的复杂心理，1984年5月9日，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九人代表团赴英请命。

        他们代表着香港的华人财团，或者说仅仅代表着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华人财团。

        也不能说他们不爱祖国。

        就这些人来说，他们热爱祖，但他们不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讲是难以出现像他们这样的豪富的。社会主义是追求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香港是资本主义，追求个人成功，一人独步天下。正像撒切尔夫人53岁生日演讲时所说：社会主义已不再受人欢迎了。反对才智和差别，就是反对人才，反对自立，反对创造性，反对天才，就是反对生活中一切丰富多彩的东西。遏制成功的，就是惩罚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撒切尔夫人是英国首相，想必香港人都熟知她的高论，而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想必撒切尔夫人这些维护资产阶级的话语绝对是官方话语，她的这些话很对富商们的心思。他们抵触社会主义。

        九人代表团离港前发表新闻公报和《香港前途问题的声明》，声称他们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和愿望，说什么香港和中政治体制各异，即使不臻于互相敌对，也是互不相容的。

        他们甚至还要游说英国政府，说中国政府日后可能借着协议与基本法有所抵触，而单方面不顾协议，因此规劝英国政府不应冒险去签订协议。

        他们还说，为了中英双方保证确实遵守协议条款，1997年后英国应保留若干程度上的地位。

        但是，两局非官守议员的声明立即引起香港人民的一片嘘声。香港学联向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提交《意见书》，表示不同意九人代表团的声明。港九工会联合会副会长郑耀堂发表谈话指出，两局非官守议员的《声明》，是与香港大多数人的意愿相违背的。九人代表团只代表少数人，绝不能代表香港六百万人。它们这样做只会阻碍中英双方达成协议。众说纷纭。剑拔弩张。香港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美国学者威廉，弗霍尔特这样评论此时的香港——英国顽固地抓住殖民权力不放的做法，也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初采取的不必要的对抗态度给谈判定了调，并在香港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感。考虑到1982年香港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全球性经济的紧张程度，股票市场和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是势所难免的，撒切尔夫人不现实的谈判姿态使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并使席卷香港的公司和个人破产的大浪潮更为严重。1983年9月，香港社会近于崩溃。一场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港币的价值，社会恐慌笼罩着这块殖民地。如果港币危机继续下去，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和自治社会的历史就会于1983年9月结束。

        确如威廉先生所言，香港几被撒切尔夫人所害。百年功业，就要毁于一旦了。

        香港迅速向恐慌的深渊跌落，跌落……

        鉴于英国政府的赌徒行为，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换取治权是行不通的。邓小平谈笑间以绵里藏针的抻情请来访的英国人转告撒切尔夫人，希望她能转变态度，不要等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若是那样的话，撒切尔夫人的面子就不好看了，英国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

        1983年9月27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接见香港客人时也断然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允许香港独立。1997年7月1日，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

        鉴于香港华人政界和财团不甚了解中国政策，中方主帅邓小平一连几次接见港澳来访同胞。

        1983年6月11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全体成员。

        1984年5月24日，邓小平又会见了港澳政协人大代表。

        6月23日，邓小平还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

        邓小平在会见时向港澳同胞详细介绍了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反对三脚凳，关于在香港派驻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项问题：

        邓小平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批驳了三脚凳的伎俩。他对曾是九人代表团成员的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说：我不承认什么三脚凳，我只承认两脚，即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香港问题我们会通过谈判解决的……

        他说，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关于港人治港问题，邓小平提出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爰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爰国者，当然也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邓小平说：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是一个严厉的老人，又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他的话准确而又犀利，实实在在而又高屋建瓴。他是世界上少有的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政治家。他的充满人格魅力的话语使惶恐不安的香港人渐渐平静下来了……

        会见港澳政协人大代表时，邓小平谈到了香港的驻军问题。香港目下驻扎的英军仅一个旅的兵力，但军费开支却很大。1975年12月19日，英国政府同港英政府曾达成一个协议，由1976年4月开始，香港在第一年负担驻港英军的费用从当时的1.1亿元增加到2.2亿元，以后6年合约期内逐年增加，第二年为81亿元，第三年为337亿元。

        显然这对香港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于是港人热切希望借香港回归之际由中国军队取而代之。但香港上层却对中国军队心存疑虑。中共上层派不派军队去香港驻守呢？这是一个谜团。香港上下都想破解它。曾有一个大陆官员说：中国军队不驻香港。此话一出，立时被香港记者捉个正着，拿来印遍了香港的大小报纸，舆论炒得沸沸扬扬。

        这些事都传到了邓小平耳中。邓小平拍案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一槌定音，中国军队进驻香港成为定局。199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驻港部队组建完成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防务的规定，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队，经过精心准备，现已组建完成。驻香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支部队将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1997年7月1日，当这一天果真来临时，香港市民就会惊喜地发现，昨夜陡来新雨，香港满城都被浓郁的绿色护卫起来了……在会见港澳同胞时，邓小平谈得最多的还是一国两制。港人对中国政府所说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等治港方案半信半疑。有人说邓小平的治港方案是如来神掌方案。说他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可以千变万化，可以无边无际，即使港人有孙悟空那样的能耐，仍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邓小平看过，童年时，这是他喜爱的小说之一。香港人把自己比作孙悟空，而把他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比作如来佛，从某些方面看倒也贴切。香港毕竟是中国版图上微小的一个点，当年慈禧太后用放大镜才察看到的地方，即使把它的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只能给大陆以震动，却不能动摇这棵参天大树。对于中国，它就是蚂蚁缘槐，就是九牛一毛，就是如来佛和孙悟空的关系，这是定数，是谁也无法颠倒的事实。然而，香港虽小，却不能轻看，它的作用和地位又非一般地区可比，因此，要格外经心。邓小平知道香港问题非同小可，应该认真对待，这是他重新执政以来一直倾注心血的重要原因。但是，香港怎么说也是祖国的一部分，香港人是华夏子孙，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中国人与中国人无需斗法弄神，只要将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就是了，只要它掌管在爱国者手里就是了。

        英国人管理香港，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就是不干预政策。伦敦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智慧。不管是工党和保守党，只要在台上，就会推行不干预政策。即使有些明显对英国本土有利的事情，内阁也不会放弃香港原则。因为英国政府明白，只有给香港充分的自主权，让它在国际间逐渐坐大，它才会给英国带来更大的好处。邓小平深知英国人的聪明之处。等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中国完全可以效仿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将香港养在深闺，让它更加亮丽娇艳，就会引来世界各地的崇拜者，那样只会对中国有利而无害处。

        邓小平知道港澳来访者的种种顾虑和担忧，看着他们，就像一个和蔼的长者看着一个年轻的来访者。邓小平觉得有必要把有些情和盘托出，这既是对他们心中疑问的一个回答，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宣告。

        邓小平说，我们也不来如来神掌。我的治港意见是十六个字：

        收回主权，保持繁荣；港人治港，增加信心。我们将根据香港的特殊地位设立特别行政区，要点大致如下：

        一、不派党委书记，也不派市长。

        二、资本主义不变。现行的立法局、行政局和原有的政府机构可以不变。港币仍可流通。

        三、不会把香港的生活水平同大陆拉平。

        四、特别行政区不同于西藏、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自治区，也不同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它的法律可以不同，可以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高度的外权、独立的财政权、自主的人事权力，香港居民可以拥有私人企业、生产资料、外汇，香港可以维持自由港地位，各国货物可自由输入，各国人士可自由入境，香港居民可自由出境旅行、自由移民。

        邓小平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广。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我们曾经向全世界承诺，1997年后，香港的现行制度50年不变，实际上，50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50年后也不会变。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邓小平向香港人民郑重宣告，他的活是算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集中全国人民智慧、代表整个中国政府郑重提出来的，这一切将会载入以后的中英联合声明，它将在联合国备案，其具体设想，将会写进《基本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一切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是言必信，行必果，是说到做到的。

        这场来自英国伦效的黑色风暴终于被一双巨大的手臂挡阻下来，它将成为一段往啪载入香港回归祖国的史册上。

        1984年9月5日，历经坎坷的中英谈判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努力而再次回到谈判桌边。此时正是秋天，当两国代表互相凝视的时候，季节的暗示便像秋阳一样跳跃出来。中国首席代表周南对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说，你到北京后，经过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到了秋天，现在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了。伊文思热烈地回应说，这样的日子也让我想起英国9月的庄园，是啊，收获的季节到了。

        实际上，一年长于百年。这是一个世纪的冬天、春天和夏天，是香港在1842年被割占那一天就开始计算的。经过一百多年漫长的季节转换，金色的世纪秋天终于到来了。

        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了协议。1984年9月26日，周南和伊文思草签了协议。

        紧接着，中英两国依照各自的法律程序进行了审议。中国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审议，于1984年11月16日通过决议同意中英正式签署《联合声明》。

        英国方面，先是12月6日，下院批准了协议草案，又于12月10日，上院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草案）。

        1984年12月18日20时20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在鲜花、掌声和闪光灯构成的热烈气氛里，撒切尔夫人和随行的杰弗里，豪外交大臣及夫人等走下了飞机。

        撒切尔夫人此行是专程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而来的。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大厅里激荡着醉人的春意。邓小平伫立在大厅正中，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他的目光柔和而辽远。在他目光的注视下，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签字桌前落坐，拿起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签字后，中英两国首脑先后讲了话。撒切尔夫人说：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我们将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管理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我们将以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方式，卓有远见地和谨慎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定，我们将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谈判过程中说了许多话，有多半是带有偏执的、破坏性及言不由衷的。唯有这一次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公正的和善意的。通过中英谈判，撒切尔夫人看到了她从未看到过奇异的政治风景，看到了闪烁着东方智慧和比铁更坚硬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风采，她为和他交过手而自豪。虽然她颇有闪失，但她输在邓小平手下，她并不感到难为情。更何况她的话还留有了余地，因为从签订声明到真正的香港回归中国还有许多时日，中英之间还要协商，还在争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撒切尔夫人的讲话一结束，邓小平就满面笑容地走到了她的面前，二人同时举起了香槟酒。中英两国两个最坚硬的入脸上共同浮出了最动人的笑容……

        大厅里，出席签字仪式的李先念主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杯务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谈判人员、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其他英国贵宾以及应邀专程参加庆祝签字仪式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一齐鼓掌，相互碰杯，共同祝贺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

        中英《联合声明》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告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声明》有二个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2、《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3、《关于土地契约》。

        尤德自始至终参与了中英两国的22轮谈判，两个国家从断难融合到走到一起，并且签订了《联合声明》，使他感慨良多。

        他举起了香槟酒，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与中国谈判人员频频敬酒。他为英国的明智之举高兴，也为中国回归香港高兴……

        1986年12月5日，尤德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62岁。他是香港唯一死在任期内的总督。

        尤德去世后，新任港督是卫奕信。

        1991年12月31日，卫奕信接到离职命令。接替他职务的是前英国保守党主席克里斯托弗帕藤，中文名字彭定康，意思为安定康宁。这个名字倒很适合香港目下的情况，香港的《华侨日报》发表文章说：彭定康无疑是末代总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香港的自由、稳定与繁荣，并在五年内寻求发展，以便顺利过渡到1997年。

        彭定康出生于1944年5月，英格兰人，祖父是地道的农民，父亲是音乐出版商。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历史系，专业是现代史，后曾获荣誉文学士学位。

        彭定康是英国政界的新锐，是风头颇盛的实力派人物。1974年，年仅30岁的彭定康便出任保守党研究部主任，成为保守党领袖的主要智囊，一系列重要活动的主要策划者。

        从1974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他是撒切尔夫人忠实的政治影子。彭定康才思敏捷，文笔优美俏丽，因此，他常，撒切尔夫人捉刀，为撒切尔夫人竞选折杀过多少政治对手。现在英国人记忆犹新的1975年保守党年会上，撒切尔夫人那篇堪称经的报告，就是彭定康起的草。彭定康优美的文笔，解救了内阁大臣们多少枯燥无味的日子。这个将幽默风趣优美生动的词汇大量浸润在干巴的政治公文里的年轻人，在英国政坛上刮起了语言旋风。而撒切尔夫人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彭定康成为英国下院议员。撒切尔夫人待他不菲，然而他却不愿缩在撒切尔夫人的暗影里，他走了出来，但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时间一长，他被甩出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战车。

        1983年，彭定康出版了他的政论集《托利党辨》。文章写得非常漂亮、犀利，最能代表彭定康的语言风格。只是彭定康不再为撒切尔夫人说好话了，而是对她大加指责。在他的语言攻击下，撒切尔夫入第一次处在被摧毁的位置。

        低是，货情并没算完。彭定康发誓要使自己成为终结者。他要终结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90年11月，经过一系列策划，彭定康充当了犹大的角色，他联络了梅杰、赫德，成为保守党的三剑客，导演了一幕逼宫，拒绝投票支持撒切尔夫人进入第二回合的选举。

        结果撒切尔夫人泪洒唐宁街，不得不辞职下台。梅杰出任保守党领袖，而彭定康被推举为英国保守党主席。

        但彭定康扮演的角色多少有些犹大的色彩，英国人便给他开了一个难堪的小玩笑。1992年，本来想在大选中一显身手的他，却在自己的家乡英格兰西南小城芭丝被自由民主党对手击败，连议会议员的席位也一并失去。

        在逼宫这幕戏中，梅杰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几乎是被彭定康挟裹而上的，他不愿把矛头对准曾是一个帷幄之中的撒切尔夫人，不愿违背他的厚实的原则，是目光炯炯的彭定康把他硬拉力扯送上冲向撒切尔夫人的战马，在无奈之中挥泪而战的。梅杰灯火阑珊蓦然回眸的顾盼和他略带羞涩的表情帮了他的大忙，尽管已经十分政治化了的英国选民们仍然看中了他身上显露出来的人性，把他安顿在还带有撒切尔夫人体温的首相宝座上。梅杰就羞怯地坐在了首相的位置上。

        实际上梅杰是很愿意当首相的。有一个例证就是他并没忘记三剑客之一的彭定康。他十分清楚，没有好战的彭定康，没有内心强悍的彭定康，他梅杰虽然有其心却没其胆，正是彭定康把自己送上了首相宝座。

        虽然彭定康也想当首相。

        但他太咄咄遍人了，太锋芒毕露了，太政治化了，太想出人头地了，结果他遭到了惨败。但这是彭定康自己的。而梅杰却不能不管落难的彭定康。于是梅杰便为彭定康寻觅到了一项美差，让他去万里之外的香港去当末代总督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的最后一位总督。就这样，彭定康辞去了保守党主席来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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