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政权欢天喜地地接管北平的时候，也并不是处处顺利，和平解放的进程也并不是没有曲折。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不少，例如作为和平解放北平进程中最重要角色的傅作义，就出现过一次反复。

        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就在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万众欢腾的2月3日，傅作义却给林彪和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追随蒋介石，负有罪责，应受人民的惩处。请对我个人按战犯加以惩处，请指定看守所，我主动去报到。

        很明显，这时的傅作义内心充满了疑虑，而且与他这一段时间的情绪迥然有别。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出现？从深层次的原因说，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二级上将（按：国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为上将，上将又分为几等。蒋介石一人是特级上将，然后是一级上将，一级上将总数只有10余人，除去国民党军界的元老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何应钦等人之外，只有如顾祝同、陈诚等少数几人。二级上将也只有不到20人，多数也都是元老级人物，如程潜、张发奎、张治中、卫立煌、刘峙等，连胡宗南、汤恩伯等蒋介石手下的一方主帅也只是一般上将，至于领兵作战的主要干将如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都只是中将），作为曾与我党我军长期作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傅作义，要能真正与我党我军走在一条路上，没有反复和曲折是不可能的，他本人不经过艰难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就看得很清楚。说起来真有点巧合，就在傅作义写这封信的2月3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地叮嘱说：“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就是估计到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还会出现若干问题，要林彪等注意认真去做些思想工作。

        当然，也不否认，在各种事务急速发展、千头万绪的时刻，我们也可能有个别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周，也有可能让傅作义在某些问题上产生误解，一时想不开的情况发生。例如：按照和平协议，我军陆续将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予以释放，可是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原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高级军政人员就没被及时释放，原因是我们在当地的负责人认为这些人的民愤很大，便自作主张，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有关指示。

        傅作义的家属住在西交民巷一家银行宿舍里，我军管会接管银行的人员认为他们不能再在银行中住宿，要求他们迁出，这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

        有一天邓宝珊有事出城，竟被我军战士扣留，一名小战士还问他：“你是不是反动派？”

        我新成立的西城区人民政府在执行关于限期让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所有人员前往登记的政策时，由于搞不清军统人员和军政人员的区别，曾经打电话到傅作义在五棵松的办公处，要傅作义等人前去登记。

        上述这些情况都很快反映到联合办事处，陶铸得知以后，也都已经一一做了处理，除了对有关工作人员作了批评，还到傅作义处当面向他做了解释，向他道歉。但是并未能消除他心中较深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一封信让他的不满情绪来了个大爆发。这封信，就是由毛泽东执笔，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的名义在1月16日写给傅作义，而当时又因为邓宝珊认为措辞较为激烈，故而就未及时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

        1月25日，苏静回到通县宋庄，向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罗荣桓政委问他由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的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罗荣桓就叫苏静回城后去催问一下，务必在两天之内让傅作义看到这封信。苏静回到城里，就向邓宝珊打听此事，邓宝珊说还未转交，苏静立刻就同邓宝珊一道去看望傅作义，恰好傅家有客，傅作义正在和李明灏谈话。当苏静和傅作义谈话时，邓宝珊就进到内室，把信交给了傅冬菊，要她把信交给傅作义。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傅作义当时并未看这封信。可是，1月31日晚上，我新华社广播了这封信，第二天我《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封信。傅作义是在报上才看到这封写给他的信。由于这封信是在半个月前还在谈判的进行中写的，是傅作义还在和平解放北平犹豫之时写的，所以措辞比较激烈（后来林彪把它称为“通牒”），现在又公开发表了，这就使得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故而怒气大发，才提笔写下了2月3日的那封要求进看守所的信。

        新华社在播发这封信时，称之为《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并有一个“附记”。“附记”说：“此公函系1949年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的。当日邓宝珊将军偕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了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受北平防务。”从这个“附记”看来，新华社发表这个公函的目的，本是为了对这段时间的和平进程做一个回顾，将这份公函作为一份重要的文件而公之于众。那么，这份公函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卢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剿匪戡乱”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

        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同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之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结束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部缴械，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物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今天回头来看，在当时谈判处于无大进展的时候，在刚刚结束了天津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写了这封长信，用以告诉傅作义，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他迅速做出抉择，其立意与用心都是正确的，其措辞有些尖锐，也是为了给傅作义一记重拳，促其猛醒。不过，在和平协议已经签字，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出城接受改编，我军已经入城接防，北平的和平解放已经实现之后，新华社再来向全国播发这封信，其举措确实有些欠妥。以此为导火线而引起傅作义的愤慨与疑虑，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虽然傅作义过去和我党有过接触，这次又能做出毅然参加和平解放的义举。但是，多年来他与我党的领导人已经没有任何交往，在这次和平谈判中，他也从未亲自出面。

        基于必须对傅作义做一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能尽快地向人民进一步靠近，能在更大范围内与我党合作的良好愿望，2月8日下午，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专门将傅作义请到了北京饭店。不仅是要进行宴请，还想和他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希望这位抗战名将能够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希望他今后能够为新中国做更多的贡献。为了这次谈话能够有较好的气氛，特地让陶铸、苏静和南汉宸三人作陪。这三人之中，陶铸是当时和傅作义联系最多的，苏静是我方第一个入城的谈判代表，南汉宸则是我党过去和傅来往最多的联系人，算是老朋友了。

        自从1933年的长城抗战以来，傅作义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和日寇进行了长期的较量，转战900多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290多次。这其中他曾经长期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包括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内。他曾经见过周恩来、贺龙、萧克和程子华等八路军将领，也见过后来成为新四军名将的彭雪枫，可是还没有见过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当时，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当傅作义在邓宝珊陪同下来到北京饭店时，第一个与傅作义热烈握手的是聂荣臻。自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聂荣臻是我党华北军区司令员，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们在战场上打了好几年，现在终于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成为了为华北和平而共同努力的朋友。他们二人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相互都在向对方问好。接着，林彪和叶剑英也都和傅作义握手致意。

        作为当时我党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林彪首先讲了话。他充分评价了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傅作义对中国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因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是对北平有极大好处，而且还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样板。林彪希望傅作义今后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于所有对人民有贡献的人都绝不会亏待的。我们今后建立了革命政府，还要发展生产，工作还多，这必须要与党外朋友进行合作才能办到。

        关于1月16日的信，林彪说这封信事实上是当时我们在谈判的重要时刻给他的一个通牒，其内容是符合他过去的行为事实的。事后所以公布此信，是对他过去的错误做一个结论，以便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开始与他进行新的合作。因为我们既不能因过去之罪而抹杀今日北平之功，也不能因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傅作义表示，过去内心的矛盾一直很大，主观上想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的内战完全是错误的，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打内战了，中国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今后他愿意为人民服务，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至于和平改编和政权接收的事，他要我方不要有什么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这次谈话内容很广，还谈了华北战场上傅作义和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为什么会彻底失败，谈到了立场和民主，谈到了当时的改编和接收。

        愈谈愈融洽，愈谈愈高兴。

        傅作义在谈到国共的对垒时说：“一时之胜在于力，千秋胜利在于理。”大家都说他的话言之有理。

        邓宝珊说：“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一下子把问题都谈清楚了，我受益匪浅。我的心愿和共产党、解放军完全一样，无非我不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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