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的“后记”结尾处写道：这部作品写得很不像样，“希望能允许我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还有机会，把这部粗糙的作品修改得稍趋完美一点”。

        这是真心话。所以，后来的二十七年里虽然有多家出版单位与我联系，表达了重印、再版或收进各种“文库”的计划或期望，均被我谢绝。原因就是它写得不好。每次我都说“等新版本写出来再说吧”。

        还好，命运使我“还有机会”。如果从搜集和研究材料算起，恐怕有二十年了；而实际写作是从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至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共历时两年零五个月；现在，这个“新版本”呈献在大家面前。二十七年是一段足够漫长的岁月，很多东西丢失了，很多事物遗忘了；但是，当时两三千封热情的读者来信中，有几封信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却一直牢记在心。这次在新版本中都改正了。新版本肯定还会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有“硬伤”；我也仍然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准备在重印或再版时改正。

        但本书有的写法却并非“硬伤”。譬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家发行量巨大的电影期刊发表了署名“一群留美中国学者”，题为《电影〈第二次握手〉在美国放映引起哄堂大笑》的“来信”，被多家报纸竞相转载。“哄堂大笑”的首要原因，说是据这群“留美中国学者”所知，“美国当年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即使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吧，这就值得“哄堂大笑”了？

        几年后，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位参加过新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的著名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说，浓墨重彩，影响很大，可惜作品中的重大事件完全不符合史实，如说丁洁琼当年曾参加研制美国第一原子弹，而事实上并无任何中国人参加过该项工程云云。

        又几年后，九十年代前期，日本友好人士片山义郎历时数年译出的屡遭日本出版商拒绝，理由也是书中写了一位中国女科学家参与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上面，反复出现的“第一颗”说法不确切，应称“第一批”原子弹。这第一批原子弹共三颗，一颗用于试验，两颗用于轰炸日本。

        我把美国人托马斯·索维尔著《美国的民族问题》一书中关于“一位华裔美国女物理学家（应为‘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过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材料寄给片山义郎，并在附信中写道：“日本出版商仍然不会出版日译本的。这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感情’问题。因为原子弹炸在日本人头上，成了某日本人的‘奇耻大辱’，伤害了这些人的‘民族感情’。而他们从来不想想自己对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

        从日本人到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上流中国人都不知道也不相信有一位中国女科学家曾经对“曼哈顿工程”做出过贡献，这引我深思，也使我感到悲哀。事实上，早在一九八四年我看到美国人托马斯·索维尔书中的材料之前，即一九六三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就在获悉原始素材的同时，通过非常特殊的渠道得知了一位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事实——而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丁洁琼”，没有后来被称为“影响过一代人”的。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在北京与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相会时，随她前来的李惕碚院士就问我：“当年我看过手抄本，书里写到的云南高山站使我大为惊讶！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年。我想，这书是什么人写的呀？当时连物理学界都极少有人知道高山站啊……”

        丁洁琼也好，高山站也好，本书中涉及和没有涉及到的许多人物和史实，只要你有兴趣，有感情，就能获知，就能创作，就能升华。关键是对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乃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切不可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要对我们民族的无穷智慧充满信赖和热爱！

        著名医学家吴阶平院士以详尽的材料向我指证了“老协和”的史实。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惕碚院士和霍安祥教授热情回首了云南高山站。山东省作家协会有令俊同志提供了大量关于济南的史地材料。还有其他一些单位和朋友关心并帮助了本书的写作，我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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