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当时刘峰那么做是不是不想活了。用他的命带路，必要，似乎也不必要。刘峰等候救护车的岔路口离包扎所不到七公里，假如驾驶员先把他送进急救帐篷，再掉头给××团送弹药给养区别也就是三四十分钟，几百个弹尽粮绝的军人无非延长三四十分钟的弹尽粮绝。没错，那三四十分钟里，有遭遇敌人袭击的可能，也有太平无事的可能。事后看，确实太平无事；××团的无线电被炸毁，稀里糊涂脱离了作战，此后的两天都没有被卷入战事。我也不知道，刘峰选择冒死帮驾驶员送给养弹药，是他高贵人格所致，还是想创造一个英雄故事。也许他跟何小嫚一样，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求死的愿望。这个秘密愿望是在林丁丁叫喊“救命啊”的刹那开始萌生。也许晚一些，那念头萌生在我们全体对他反目的时候。

        刘峰在那个卡车驾驶员发疯一样开着车往包扎所赶的时候，心里是狠狠的，赶吧，赶不及了，你赶不过我动脉流出的血。卡车被开进一个个弹坑水洼，泥水溅到两侧车门的玻璃上，刘峰被惊醒。驾驶员见他醒来，咋呼带出哭腔：“你个舅子！你诓老子！你不想活，你莫要死在老子的车上嘛！”刘峰露出得逞的微笑：这就是他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有关系的，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但她脱离不了那关系。夏夜，那一记触摸，就是他二十六岁一生的全部情史，你还叫“救命”？最终送命的是我。在卡车狂奔发出快散架的声音中，他称心如意地看着泥浆在玻璃上溅着礼花。刘峰想到这里，眼睛看着被泥浆彻底弄浑的玻璃窗，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

        刘峰被送到包扎所已经是深度昏迷。驾驶员此刻对刘峰已经形成英雄崇拜情结，为他献出三百毫升的O型热血。刘峰的事迹是从驾驶员口中传出的。正好军区一个记者在这个包扎所采访，就把事迹写成了报道，叫作《与生命逆行》。

        那篇报道和何小嫚的报道前后脚见报。我当时还是这行的新手，看了这两篇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说不出所以然。我遗憾那两篇报道不是我写的。无论如何，我了解的他，是多出许多层面的。

        何小嫚在一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里是这么个形象：柔弱而倔强，坚韧而充满理想主义，一副瘦削的铁肩膀把一个重伤员背了十几公里路，背过山谷河滩，背过蛇蝎横行的丛林，背过敌人出没的村落，从死亡边缘背回人间。何小嫚读到这篇报道时不相信那个女主人公是自己。她把经过回想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跟报道不像一回事。大致是这样一个经过：她和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护理员搭乘一辆运输烈士尸体的卡车回包扎所，卡车误入雷区，车被炸毁，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当场牺牲，那个同行的男护理员腿部负伤，她搀扶他步行十多里地，途中碰到一个纪录片摄制组，用装载摄制设备的车把他们送回了野战医院。何小嫚在搀扶男护理员行军的途中，他过度疲劳，走不动了，可是又不敢停留，她确实背过他一小段路，而不是报道里写的那样：背着受伤的战友跋山涉水。那战友十七八岁，典型的四川山民，瘦小结实，怎么也超过一百斤，毙了她她也不可能背着他强行军十几里！有那么一段路程，她用裹尸布缠住他，一头用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匍匐前进，布很快磨得褴褛不堪，她哭着求他跟她一块儿爬，最后他们沿着公路的草丛爬行了一两里地，遇上了摄制组的车。

        何小嫚也认不出报纸上的照片：一个穿着护士白衣的女兵坐在树根上，背后的晾衣绳上飘着若干洁白的床单，夕阳照在她年轻的脸蛋儿上，她手指尖捏着一枝野花，花瓣似乎挠痒了她的嘴唇。照片上的女护士是好看，好看得跟一首诗似的，那种让人一念就肉麻的诗。照片旁边的一行字为：“战地天使何小嫚”。报道刊登后的第二天，她清晨上早班，刚出门就被门对面两棵树上拴着的一条横幅吓回去了。横幅上的大字为：“响应军区号召，掀起向何小嫚同志学习的热潮！”

        她退回门内，感觉像遭了伏击。她四岁那年父亲出门，也是看到一条横幅，赶紧退回家门的。那是相反的总动员，动员人们起来打倒身为右倾分子的父亲。他只是睡一夜觉的工夫，人们全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将他打倒了：他好端端地睡觉做梦，人们在外面拉出标语用“右倾”二字伏击了他。小嫚跟父亲一样，轻轻把窗打开一条缝儿，想看看“伏击”她的横幅标语是不是还在那儿，是不是自己刚才看花了眼。确实在那儿，大红底子，金黄大字。她关上窗，真的，她好端端地睡觉，也是让人伏击了。荣誉不能伏击一个人吗？她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出门？早班正等着她去上呢，可是见了人该说什么，该拿出什么姿态和神态？一个被众人“学习”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十分钟后，正在扫院子和跑操的年轻护理员们看见的何护士，跟昨天是不一样的：黑色半高跟皮鞋，白底带天蓝点点的衬衫，蓝色军服裙刚达到膝盖上。头发最精彩，在脑后堆了一个丰厚的大发髻，把后脑勺和脖子的线条拉长了，山沟里的人用他们的褒义词形容这头发：洋气。门口的横幅大标语把小嫚吓回去之后，她用于抵御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装扮起来。标语上的何小嫚似乎不是她，跟报纸上的大照片中那个“天使”一样，是另一个人，她的一番装扮，似乎在往那个人靠拢。她花了十多分钟收拾她的头发，那曾经被弟弟揪被叫作“屎橛子”的粗黑头发；她把那一堆浓厚得曾令我们质疑的头发在脑后盘起，又在脸上擦一层极薄的粉，再把嘴唇点上一层谁也察觉不出的颜色，然后她瞪着脸盆架上的小镜子，看里面的面孔是不是像那另一个人，是不是跟报纸上的照片靠近了些。接下去是选择服装：她一共两件便衣衬衫，一件纯白色，一件带蓝点儿。带蓝点儿那件是跟丈夫结婚时买的，结婚合影里她穿的就是它。结婚合影里的她也不像她，像天下所有为嫁人而嫁人的新娘，一生过到头才发现，就在结婚照上鲜亮过幸福过。她的半高跟丁字形黑皮鞋也是结婚照的行头，穿上它们她就一米六〇了，总不能让向你学习的人失望。报纸照片上的“天使”何小嫚虽是坐着，但两条腿摆成了舞姿，显得十分修长，于是整个人看上去就高挑许多，起码一米六五，虽不及郝淑雯，但至少跟林丁丁一般高矮。她把军服裙的裙腰往上提了一截儿，裙摆下的腿露得多一些，她深知自己就这双腿最值得招摇。

        自从何小嫚救了那个男护理员，包扎所宣传股就预感到，不起眼的何护士将是块做英雄文章的好材料，必须把何护士保护起来，不能再把她留在前线。就这样，刚参加了一个礼拜战争的何小嫚被送回了川滇交界山沟里的医院院部。说起来，何小嫚拯救战友的事迹比她人先到达，等她从火车上下来，政治部主任已经带着两名军区报纸的记者来迎接她了。

        她一路小跑，大叶桉树夹出的甬道两边，全拉起红底金字的横幅大标语，标语上全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前面全是赞美词儿：英雄护士，救死扶伤的天使，白求恩式的白衣战士……她越走越急，被子弹追着似的，幸亏院部的人跟她不熟，一时还没有把她的模样和名字对上号。她觉得心脏在喉咙口跳，在太阳穴上跳，手指尖，眼皮上，睫毛尖到处传导着心脏的跳动。父亲曾经在白底黑字的标语丛中，也是这样跑，被子弹追着一样。她跑到护士值班室门口，推开门便说：“对不起，我迟到了！”

        护士值班室坐了五六个人，见了她一起从凳子椅子上站起来。她又遭到了伏击。人们伸出双手跟她握手。她还是那句话，对不起，迟到了。五六个人都说不迟不迟，我们都在等你。

        她想，怎么不迟呢？她当了两年护士，从来没迟到过一分钟。现在迟了二十分钟了，让夜班护士替她多值了二十分钟的班，头上的发髻，脚上的半高跟，脸上的薄粉，身上的衬衫，她生怕他们看出来，那迟到的二十分钟被她用去做什么了。五六个人中的一个是医院政治部的，就是几天前到火车站迎接她的年轻政治部主任。

        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向她介绍另外几个来客，都是省里新闻单位的，希望能邀请何护士到省里的学校和机关去做报告。何小嫚感觉每个人的目光都过分的亮，都在给她打追光，而她却拼命地在想台词。她大概是说了句什么词儿，因为五六个人马上都做出反应，说她“太谦虚”。年轻的主任叫她小何，说：小何今天就不上班了，啊？回去准备准备吧，啊？明天一早的火车，成昆特快。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官腔够老成。等到省里来的人离开，主任从口袋里摸出一沓稿纸塞在她手里：“这是做报告的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了，提词儿的来了。

        何小嫚用了一整天时间排练稿纸上的台词。稿子是有关她在“背着受重伤的战友向着生命的岸爬去”时的心理活动，说她多少次地动摇，绝望，恐惧，有那么一刹那，自私和贪生的闪念出现了，她甚至想到一个人逃生，但看着战友的无助，听见他因伤痛而发出的呻吟，她战胜了那个自私贪生的自我。这稿子，只能当台词念。

        战斗英雄报告团中，只有何小嫚一个女兵，真正的一颗掌上明珠。她和所有报告团成员一样，军装的前胸没一块地方空着，军功章、纪念章，还有一朵比她脸盘还大的丝绸光荣花。所有英雄都被打扮得可以坐进花轿。

        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这天，何小嫚是太阳，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小脸！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她带着母亲给她梳的两根“法国辫子”，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她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她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她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小嫚。剪断了呀，她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须从属的自由？她笔下流动着“小嫚”“小嫚”“小嫚”，父亲给予她的，她从母亲手里收回了，把不属于她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她不需要那个“何”字，何小嫚？何为小嫚？何人的小嫚？小嫚只能是她自己，是自己的。

        小嫚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儿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嫚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淋漓而下，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嫚？只能是另一个人，看上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嫚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嫚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了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不过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嫚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嫚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

        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她。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

        “停！别唱了！”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

        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斗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

        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来看她的女儿何小嫚。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桶，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光是空盒子空桶就价值连城。网兜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的东西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

        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

        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嫚，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

        门里有了点儿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

        “嫚嫚！开门呀！”

        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闩。

        “嫚嫚！”

        门开了，何小嫚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

        此刻她听见小嫚诚恳地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

        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

        她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中年女人缓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嫚。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桶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

        何小嫚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儿把她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何小嫚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往哪儿撞？！”

        当看见小嫚浑身的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车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嫚：“小妮子，你怎么了？”

        小嫚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

        何小嫚在精神科住院的几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医院那位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嫚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嫚之后，把裤带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嫚，她新婚不久的丈夫牺牲了。

        小嫚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多之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嫚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主治大夫是小嫚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多前的噩耗告诉小嫚时，小嫚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嫚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嫚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嫚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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