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夜间谈话过去了几年，梅纳赫姆·贝京及其党羽在爱迪生礼堂失去我已经七八年之久，我与大卫·本-古里安见了面。那些年里，他是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许多人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国开国元勋，“独立战争”和“西奈战争”中的大赢家。敌人恨他，嘲弄围绕他所进行的个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经将其视为“民族之父”，是奇迹般地将大卫王、犹大·马加比、乔治·华盛顿、加里波第、犹太人中的丘吉尔乃至上帝的弥赛亚等云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仅把自己当成政治家，而且，也许主要，当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自学希腊语，为的是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涉猎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对佛教和远东思想感兴趣，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学说，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已经当上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横扫牛津那些不错的书店寻找哲学书时，都于让头脑敏锐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对我说：“本-古里安煞费苦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依据的是两个错误，他首先错误地相信海姆·魏兹曼是知识分子；其次，他还错误地相信杰伯廷斯基是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就是用这种方式，用一颗聪明的石子，无情地击中三只飞鸟。）

        本-古里安总理时不时在《达瓦尔》周末增刊上就哲学问题发表冗长的理论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发表一篇评论，说明不可能实现人类平等，尽管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博爱。

        鉴于我本人捍卫的是基布兹价值，我就给《达瓦尔》撰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带着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错特错了。我的文章发表时，在基布兹胡尔达引发众怒。基布兹成员对我的出言不逊大光其火：“你胆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说法？”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天堂之门向我敞开：民族之父从高处下来，俯就发表一篇谦恭有礼洋洋洒洒的回复文章，占据了报纸的几个显著栏目，为“那个时代的伟人”进行辩护，抨击社会渣滓。

        同一拨基布兹人，就在两天前他们想送我去接受某种再教育，因为我出言不逊，现在却高兴得神采飞扬，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么就拍拍我的后背：“呢个，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尔达基布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谢谢你！”

        但是，奇迹时代刚刚拉开序幕。

        一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那电话没有打给我——我们的小房间尚无电话——电话打到了基布兹办公室。贝拉·皮，一个基布兹老成员那时碰巧在办公室，她跑来找我，苍白颤抖，就像一张纸，哆哆嗦嗦，就像刚刚看见众神的四轮马车被火舌包围，她告诉我，就像在颁布临终遗言：总——理和国防——部长召我明天早晨晋见，六点半整，在特拉维夫国防部长办公室，与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私人会晤，应本-古里安个人邀请。她在说总——理和国防——部长时，好像在说“当称颂的神”。

        现在该轮到我苍白了。首先，我仍然穿着军装，我是一个正规军人，军队里的陆军上士，我险些害怕自己违反了某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专栏上与我的最高统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其次，除笨重的铆钉军靴，我就没有一双鞋，我怎么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呢？穿拖鞋吗？再次，我根本就无法在早晨六点半赶到特拉维夫，胡尔达基布兹的头班车要等到七点钟才发车，直到八点半才能赶到中心汽车站。

        于是我彻夜默默地祈祷降临灾难：战争、地震、心脏病发作——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关系。

        四点半，我第三次擦拭我的铆钉军靴，穿上鞋子，牢牢系紧鞋带。我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便装，卡其布长裤，白衬衣，套头衫和风衣。我出门走上主路想搭车，竟然奇迹般地搭成了，晕晕乎乎，来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它不在骇人听闻、天线林立的国防部大楼里，而是在背后的一个院落里，在一个风光迷人具有田园情调的巴伐利亚式两层小楼里，小楼红瓦墁顶，爬满了青藤，它由一个德国圣殿骑士在19世纪建成，那个圣殿骑士在雅法北部的沙地上建立起一个宁静的农业聚居区，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被英国人驱逐出境。

        风度翩翩的秘书未曾注意到我的身子在抖动，嗓子眼卡住了；他简要向我布置任务，带着某种近乎亲切的热情，好像和我一起背着隔壁房间里的神明，在策划着什么。

        “老人，”他开始使用充满深情的昵称，从本-古里安五十多岁起人们一般就这么称呼他，“你知道，怎么说呢，这些天热衷于长篇哲学对话。但是，他的时间，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如同金粉一样。他实际上还在自己处理所有的国事，从战争准备到与大国的关系再到邮局工人罢工。你呢，当然过二十分钟就要借故退出，这样我们可以抢救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做的莫过于“巧妙退出”了，不是二十分钟以后，而是马上，立即。一想到上帝自己就在这里，是他本人，就在灰门后边，再过一分钟我就在他的掌控之下，敬畏与恐惧让我险些昏厥。

        秘书真是别无选择，只得轻轻从身后把我推进最为神圣的所在。

        身后的门关上了，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背靠着刚从那里走进来的那扇门，双膝发抖。大卫王的办公室非常普通，几乎没什么家具，比我们在基布兹住的简易房大不了多少，对面是个窗子，拉着有乡村气息的窗帘，给灯光补充了些许日光，窗子两旁分别放有金属文件柜。房间中央是一张玻璃面的大书桌，几乎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书桌上放有三四摞书、杂志和报纸，各式文件与文件夹，有的打开，有的合上。书桌两旁，放着两把带有官僚气的灰色金属椅，那些年你在任何管理部门或军事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种椅子，椅子下面始终刻有“以色列国有资产”的字样。房间里再没有别的椅子。一张囊括整个地中海流域和中东地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波斯湾的巨幅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从上到下，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只有邮票般大小的以色列下面，画了一条粗线。另一面墙放着三个书架，满满当当排着书，好像有人会突然在这里患上急性读书狂热症，刻不容缓。

        在这间斯巴达式的屋子里，一个人迈着小碎步迅速踱来踱去，他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地板，大脑袋前伸，仿佛要撞什么东西似的。这个人看上去和本-古里安一模一样，但是又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本-古里安。那时，以色列的每个孩子，即使是幼儿园小孩在睡梦中都知道本-古里安的样子，但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显然在我看来，民族之父该是个头顶云天的巨人，可是这位冒名顶替者又矮又胖，身高不到五英尺三。

        我大惊失色，几乎有些不快。

        然而，在让人感到宛如无穷无尽的两三分钟持续不断的沉默里，我还是诚惶诚恐地背靠着门，尽情饱览这一身材壮实有力的小个子男人那怪异、易受催眠的仪表，介于坚韧不拔的山村老爷爷和精力旺盛的古代侏儒，他躁动不安、倒背着手不住地来回走动，脑袋前伸，像个攻城槌，陷入沉思，孤高超然，并不劳神做出一丝暗示，说明他意识到某人，某物，一粒浮尘，突然降临到他的办公室。大卫·本-古里安那时大约七十五岁，我只有二十岁。

        在他圆形露天竞技场般的秃顶周围，散落着先知般乱蓬蓬的银发，巨大的额头下面是两道乱蓬蓬的灰色浓眉，浓眉下是一双敏锐的灰蓝色眼睛，明察秋毫。他长着宽大粗糙的鼻子，一个不知羞耻的丑陋鼻子，一个色迷迷的鼻子，似反犹主义漫画中的形象。他的嘴唇薄而冷漠，而下巴却像一个古代水手那样突出而桀骜不逊。他的皮肤如同生肉一般粗糙红润，短脖子下的肩膀宽大有力，胸脯宽阔，敞开的衬衣领口上露出手掌宽的毛茸茸前胸。他恬不知耻凸出的肚子，像海豚的隆峰，似乎显得很坚硬，仿佛混凝土垒就，但令我困惑的是，所有这些奇景竟以两条侏儒般的粗腿作结，如果不是亵渎上帝，可以说那双腿有些滑稽可笑了。

        我尽量慢慢喘气。我肯定是嫉妒卡夫卡中的戈里高利了，他自己缩成了一只甲虫。血液从手脚涌流到肝脏。

        我们每天在收音机，甚至在梦中听到的富有穿透力的硬邦邦的声音首先打破了沉寂。全能的人气哼哼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你为什么不坐下！坐！”

        我迅速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对着书桌，笔直地坐着，但只是坐在椅子边，不可能朝后倚了。

        沉默。民族之父继续来回踱步，步履又碎又快，像囚禁起来的雄狮，或者是万万不可迟到的人。过了无穷无尽长时间，他突然说：“斯宾诺莎！”

        他停住说话。他走到窗户旁边，突然转过身来说：“你看过斯宾诺莎的东西吗？看过，但是也许你并不理解？很少有人了解斯宾诺莎，很少。”

        之后，他依旧在门窗之间来回走动，并就斯宾诺莎的思想发表了长篇演讲。

        在演讲当中，门犹犹豫豫开了一条缝，秘书怯生生地把脑袋伸进来，微笑，试图咕哝些什么，但是受伤的狮子朝他劈头盖脸吼道：“出去！别捣乱！你没看见我正在进行很长时间以来最为有意思的谈话之一吗？你走开！”

        那个可怜的人立即消失了。

        直到现在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出声。

        可是这种情况表明本-古里安喜欢早晨七点钟之前讲述斯宾诺莎。他确实一刻不停地讲了几分钟。

        突然，他一句话说到半截便停顿下来，我甚至感觉到他的气流吹在我僵硬的脖子上，但是我不敢左顾右盼。我僵直地坐在那里，绷紧的膝盖形成一个直角，臀部和紧张的后背也形成一个直角。本-古里安朝我气势汹汹地叫嚷，声音里没有一丝问询之意：“你没有吃早饭！”

        他没有等回答。我没有出声。

        突然，本-古里安在书桌后面叹了口气，仿佛巨石投入水中，就连他的白发也从视野中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复出水面，一只手拿着两只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瓶廉价水果饮料。他精神饱满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接着又给我倒了一杯，宣布说：“喝吧！”

        我一口气把饮料全部喝光。一滴也没剩。

        与此同时，大卫·本-古里安滋滋喝了三大口，像个渴极了的农民，开始继续讲述斯宾诺莎。

        “身为斯宾诺莎主义者，我毫不怀疑地对你说，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可以作如下归纳。人应该永远保持镇静！永远不应该失去冷静！其他都是诡辩与释义。镇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其他——分文不值！”（本-古里安语调古怪，每个词总是强调最后一个元音，有点像在吼。）

        但是，现在我再也不能玷污斯宾诺莎的名誉了。我保持沉默，就会玷污我所喜欢的哲学家，于是鼓足勇气，眨眨眼睛，竟然奇迹般地胆敢开口，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尖声尖气地小声说道：“确实在斯宾诺莎思想里有冷静镇静的因素，但是把那说成是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不对吧？确实也有——”

        之后，从火山口里向我迸发出火焰、硫磺和一道道熔岩：“我一生一世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我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镇静！冷静！那是整个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是他思想的核心！安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功还是失败，一个人的头脑永远也不应该失去平和！永远也不！”

        他那两只伐木工般强有力的拳头突然落到桌上的两只杯子上，我们二人的玻璃杯蹦起来，惊恐地咣当直响。

        “人永远也不能发脾气！”这些话如同审判日里的惊雷恶狠狠地向我袭来，“永远也不！要是你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不配被称作斯宾诺莎主义者！”

        说着，他平静下来，面露喜色。

        他坐在我对面，把两只胳膊摊在书桌上，好像要把桌上所有的东西抱在胸前。当他突然朴实、欣喜地微笑时，身上闪烁着令人惬意、暖人肺腑的光，仿佛不但他的脸庞、他的眼睛在微笑，而且连整个拳头般的身体也放松了，和他一同微笑，整个房间也微笑了，甚至斯宾诺莎本人也微笑了。本-古里安的眼睛，从忧郁的灰变作明亮的蓝色，他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打量着我，一点没有礼貌，好像用自己的手指在感知。他好像有点飘忽不定、躁动不安并令人生畏。他的论证就像拳击，然而当他没有警示便突然笑逐颜开时，就好像从一个复仇之神转变成一个喜气洋洋的爷爷，焕发出健康的容光与满足，一股富有诱惑力的热情从他那里汩汩而出，那种迷人的气质持续片刻，像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带着永不满足的好奇。

        “你是做什么的呢？你写诗吗？啊？”

        他顽皮地眨眨眼睛。仿佛他给我设置了一个顽皮的陷阱，并且在游戏中获得胜利。

        我再次大为吃惊。我那时只发表了两三首无价值的诗歌，发表在名不见经传的基布兹运动杂志上。（我希望它已经与我可怜的写诗尝试一道化作了尘泥。）但是本-古里安一定是看到了。据说他惯于仔细阅读各种出版的东西：园艺月刊，自然或博弈爱好者杂志，农业、工程、统计学研究期刊。他的求知欲望没有止境。

        他显然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

        我咕哝着什么。

        但是总理兼国防部长不再听我说话了。他那不集中的精神已经转移。既然他已经一劳永逸，以毁灭性的一击，解释了斯宾诺莎思想中的存疑问题，他就开始满怀激情地谈论其他事由：我们青年人当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热情已经失去，或是希伯来语诗歌，它涉猎了各种危险的尝试，却没有睁开眼睛，歌颂每天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民族复兴，希伯来语言的复兴，内盖夫沙漠的再生。

        突然，再次没有警示，他的独白只进行了一半，甚至一个句子只说了一半，就索性不想说了。

        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好像遭到了枪击，也让我站起身来，当他把我推向门口时，推我的身体，就像他的秘书在三刻钟之前推我一样——他热情地说：“聊聊挺好！非常好！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年轻人在读什么书？你什么时候进城，请来看我。只管来，别害怕！”

        他一边把我，连同我的大头钉军鞋和我白色的安息日衬衣推出门外，一边兴高采烈地大喊：“来啊！只管来，我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着。”

        从在本-古里安斯巴达式的办公室谈论斯宾诺莎迄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自那以后见过诸多名人，包括政治领袖，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其中一些展现出巨大的个人魅力，但是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身体外观和摄人魂魄的意志力上给我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本-古里安，至少在那天早晨，拥有使人着迷的精力。

        以赛亚·伯林的冷峻观察是正确的：本-古里安尽管研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但他不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相距甚远。我所看到的本-古里安，是一个喜好空想的农民。他身上具有几分原始的东西，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他简单的头脑几乎停留在《圣经》时代，他的意志力像一束激光。身为波兰东部普翁斯克一个犹太小村里的青年，他显而易见拥有两个简单的想法：犹太人必须在以色列重建自己的故乡；他是当之无愧领导他们的人。纵观其一生，他从没有改变年轻时代的两大决定，一切都服从于这两个决定。

        他是个坦率正直、冷酷无情的人，像多数幻想家一样，未尝不考虑代价问题。也许，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考虑，并做出决定：随它去吧。

        一个在克劳斯纳家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所有反左派人士当中长大的孩子，我一向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犹太人的所有痛苦都应归咎于本-古里安。在我成长的地方，他被视为恶棍，堪称左派体制灾难的具体化体现。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则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从左派角度来反对本-古里安。我和同时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他有近似暴君的品性，一想到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方式和报复性的袭击，我就会不寒而栗。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阅读关于他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突然，当我写下“强硬方式”几个字时，我可以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本-古里安抓着廉价水果饮料的杯子，先给他自己倒饮料的情形。杯子也是廉价的，是厚玻璃做的，他坚硬的手指又短又粗，紧紧握住如同手雷的杯子。我惊愕不已，倘若我脚跟错位，说了一些让他上火的话，本-古里安可能会把杯子里的饮料泼到我脸上，或者把杯子扔到墙上，或者会攥紧拳头，把杯子捏碎。他就是那样令人敬畏地抓住杯子，直至突然笑逐颜开，向我显示他知道我在尝试着写诗，看见我的窘态露出愉快的微笑，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性情愉快爱开玩笑的人，刚刚略施小计，现正在询问：下一个节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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