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江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泸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家乡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旋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泸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颈的皱纹垂叠在衣领上，像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只能把父亲留在泸州的医院里，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临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河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一百公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两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河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崴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九十八公斤。

        王眼镜说母亲不能做这份工作，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箩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箩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账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庇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他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两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职员之间。他安排临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临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棉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两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两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病。

        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个星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所有的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做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这个弟弟就像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许久走船未归，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做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地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像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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