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子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辨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儿。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像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像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混纺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图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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