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瑟尔给弟弟比利写信：“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艾瑟尔说：“你看，曼尼，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
曼尼说：“你以为我是造钱的？”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这么回答。
“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你可就得赔钱了，”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
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说：“而且，我还得在‘小狗小鸭’酒吧待上一会儿，给自己压压惊。”
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
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算算该花多少钱，然后你再作决定，行不行？”
“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曼尼说，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几乎就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艾瑟尔转过身，继续干手里的活。
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这一切并非刻意，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
脏兮兮的窗户外面，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天色已经变暗。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她后背酸疼，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
可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她又不愿意回家了。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她就感到压抑。
艾瑟尔初来伦敦的时候倒是受到几个年轻人的注意。她没有真正地喜欢哪一个，但她接受邀请，一道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晚上去酒吧坐坐，她也吻过其中一个，尽管算不上有多热情。然而，一旦她的身孕显形，他们就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漂亮女孩令人爱慕，可怀了孩子的妇女就另当别论了。
今晚还好，她要去参加一个工党举行的会议。艾瑟尔在买下房子不久就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部。她很想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有何感想。他会像上次那样从家里把她赶走，将她排斥在自己的政党之外，还是正好相反，他会暗暗高兴呢？这件事她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
今晚的演讲者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她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为妇女参政奔走呼吁。眼前这场战争在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家族内部造成了分裂。母亲埃米琳表示要在战争期间放弃这项运动。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支持母亲，但另一个女儿西尔维亚跟她们分道扬镳，继续从事女权运动。艾瑟尔站在西尔维亚一边——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妇女都受到同样的压迫，她们若没有选举权就永远不会受到公平对待。
她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跟其他女工说再见。煤气灯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匆匆往家赶的工人，也有揽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者。“小狗小鸭”酒吧的门敞开着，里面逸出一股温热而兴奋的气息。艾瑟尔理解那些整晚都待在这种地方的女人。茶坊酒肆比大多数人的家舒服，能找到亲密的陪伴，就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一醉方休。
酒吧旁边是一家名叫“李普曼”的杂货店，但现在已经关门了。一伙爱国者砸烂了这家店铺，只因为它取了个德国名字。铺子已经用木板条封了起来。讽刺的是，店主实际上是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他的儿子正在高地轻步兵团服役。
艾瑟尔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尽管只有两站地，但她实在太累，不想步行。
会议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行，这也是茉黛女勋爵诊所的所在地。艾瑟尔之所以在阿尔德盖特安家，就因为这是她唯一听过的伦敦城区，茉黛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
墙壁上的几个煤气炉架都点了火，让会堂显得欢快惬意，房间正中的煤炉驱散了寒气。一排排廉价的折叠椅早已摆好，面对着前面的一张桌子和诵经台。分部书记伯尼·莱克维兹跟艾瑟尔打了声招呼，这人勤奋好学，虽然有些迂腐，但十分热心。今天他显得有些不安。“我们的演讲人不来了。”他对艾瑟尔说。
艾瑟尔有些失望。“那我们怎么办？”她问道，朝四下看了看，“你这儿已经来了五十多人了。”
“他们另派了一个人代替，但她还没有赶到。我不知道这人能不能起作用。她连党员都不是。”
“是谁？”
“她的名字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伯尼不以为然地补充说，“据我推测，她出自某个拥有煤矿的家族。”
艾瑟尔笑了。“真想不到！”她说，“我以前为她工作。”
“她演说怎么样？”
“我不知道。”
艾瑟尔一时来了兴致。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二——茉黛与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结婚，英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她还没有见过茉黛。艾瑟尔还保存着沃尔特给她买的礼服，她把这件衣服小心翼翼地用纸巾裹起来，挂在衣柜里。那是一条粉色的丝绸薄纱连衣裙，也是她迄今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当然，这衣服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再说，穿这种上好的衣服参加工党会议也不合适。当时戴的那顶帽子她也没丢，事后就放进了邦德街那家店铺的原包装盒里。
艾瑟尔在位子上坐下，总算让不堪重负的双脚轻松了下来，然后等待会议开始。她永远不会忘记婚礼后跟沃尔特那位英俊的堂兄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去丽兹的经历。进餐厅时有一两个女人紧紧盯着她看，让她怀疑虽然自己穿的是昂贵的衣服，但一定是什么地方暴露出她来自工人阶级。不过她没怎么放在心上。罗伯特尖酸刻薄地对其他女人的衣着和首饰评头论足，听得她乐不可支，她跟他稍带提及威尔士采矿小镇上的生活，这些对他来说，新奇程度不亚于听人说起因纽特人。
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呢？不用说，沃尔特和罗伯特两人都参加了战争，沃尔特跟随德国部队，罗伯特则加入奥地利军队，艾瑟尔无法得知他们是死是活。她再也没有听过菲茨的消息。她推测他跟随威尔士步枪团去了法国，但甚至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不过，她还是认真看了报纸上的阵亡名单，担惊受怕地寻找菲茨赫伯特的名字。她恨他那样狠心待她，但没发现他的名字还是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本可以跟茉黛保持联系，只要周三去她的诊所就行了，但她该为自己的到访作何解释？除了七月闹了一次小小的恐慌——她发现内衣上有了一点点血迹，格林沃德医生安慰她说不必在意——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六个月过去了，茉黛却一点儿都没有变。她像以前一样精心装扮，引人注目。她戴着一顶大大的宽边帽子，别在帽带上的一支羽毛高高挺起，好似游船的桅杆。艾瑟尔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上的棕色旧外套寒酸至极。
茉黛发现了她，朝这边走了过来。“你好啊，威廉姆斯！对不起，我该叫艾瑟尔。这真是意外的惊喜！”
艾瑟尔握了握她的手。“我就不站起来了，你能原谅我吧，”她拍了拍胀鼓鼓的肚子，“刚才我还想呢，就是国王来了，我恐怕都站不起来。”
“千万别在意。开完会，我们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吗？”
“那太好了。”
茉黛走到桌边，伯尼便宣布会议开始。像伦敦东区的许多居民一样，伯尼是个俄裔犹太人。事实上东区很少有纯正的英国人，那儿有很多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战争之前还有很多德国人，而现在来了成千上万的比利时难民。东区是他们下船上岸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定居的落脚点。
尽管今天请了一位特殊客人，伯尼还是坚持首先说明未到会者的缺席原因，总结前次会议的纪要等烦琐事项。他以前曾在地方议会的图书馆工作，做事十分注重细节。
最后他才介绍茉黛。她谈吐自信，深知妇女所受的压迫。“女人跟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就应该获得相同的工资，但是，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男人需要养家过日子。”
台下几个男人使劲点着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一个要养家过日子的女人该怎么办呢？”
这话赢得了女人们的低声附和。
“上周我在阿克顿遇到了一个女孩，丈夫离开了她，她要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让他们吃饱穿好。她丈夫在托特纳姆制造船螺旋桨，每周能挣四镑十先令，但钱全花在小酒馆里！”
“就是这样！”艾瑟尔身后的一个女人说。
“最近我在伯蒙德跟一个女人谈过话，她丈夫在伊普尔战死了。她要抚养他的四个孩子，但只能拿女人拿的那点儿工资。”
“真是可耻！”几个女人异口同声。
“如果雇主为每一枚活塞销付给男工人一个先令，那也该付给女工人相同的工资。”
男人们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
茉黛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下面的听众。“每当我听到社会党的那些男人反对同工同酬，我就会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容许贪婪的雇主把女性当作廉价劳动力吗？”
艾瑟尔觉得，以茉黛的出身，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强的独立性才能拥有这样的见解。她很羡慕茉黛。羡慕她漂亮的衣服和流利的演讲。最让她嫉妒的，是茉黛跟自己爱的人结了婚。
演讲结束后，几个工党男党员挑衅般向茉黛发问。分部出纳员是一个红脸膛的苏格兰人，名叫乔克·里德，他说：“我们的小伙子们正在法国出生入死，你怎么还能在这儿不停地抱怨什么女人的选举权？”有人在下面大声附和着。
“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因为这也是困扰很多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茉黛说。艾瑟尔钦佩她回答中那种和缓安抚的语气，跟充满敌意的提问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战争期间是否该继续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你是否要参加工党的会议？工会是否要继续抗争反对剥削工人？保守党在这期间停止运作了吗？不公正和压迫现象延迟进行了吗？没有，同志。我们绝不能容许与进步为敌的人利用战争扩大声势。它绝不能成为因循守旧势力阻挡我们的借口。正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所说，一切还是老样子。”
会议结束后，有人端上茶水——自然又是女人在忙碌。茉黛坐在艾瑟尔旁边，她摘下手套，柔嫩的手捧着粗糙的蓝色陶土杯碟。艾瑟尔觉得不能跟茉黛说她哥哥的真相，那样显得太不近人情。于是她便继续编造故事，那个“泰迪·威廉姆斯”在法国战死了。“我就跟人家说我们结婚了，”她碰了碰手上那只廉价的戒指，“这些日子谁都不在乎这种事了。男人们要上战场，女孩都想遂了他们的心愿，结不结婚都行。”她压低声音接着说，“我估计你没有沃尔特的消息吧。”
茉黛笑了：“发生了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你读过圣诞休战的报道吗？”
“是啊，我当然读了。英国人和德国人交换礼物，在无人区踢足球。只可惜他们没把休战持续下去，就此拒绝打仗。”
“的确。不过菲茨见到了沃尔特！”
“是吗，这简直不可思议。”
“是啊，菲茨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所以沃尔特就十分小心，不能说漏嘴。但他传来消息，说他在圣诞节那天想着我。”
艾瑟尔捏了捏茉黛的手：“这么说，他一切都好！”
“他一直在东普鲁士打仗，现在到法国前线了，但他没受过伤。”
“谢天谢地。不过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再收到他的消息了。这种好运气不会天天有。”
“是啊。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出于某种原因被派到某个中立的国家，比如瑞典或者美国，在那儿他就可以给我写信了。否则我就得一直等着，直到战争结束。”
“伯爵怎么样？”
“菲茨很好。战争最初的几周他是在巴黎度过的。”
那时候我正在血汗工厂寻找工作，艾瑟尔愤愤不平地想。
茉黛接着说：“碧公主生了一个男孩。”
“菲茨肯定很高兴，他有了继承人。”
“我们都很高兴。”茉黛说。艾瑟尔意识到，她虽然离经叛道，但仍然是位贵族。
会议就这样散了。外面有辆出租车等着茉黛，两个女人互相道别。艾瑟尔和伯尼·莱克维兹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她比我预想的要好，”他说，“她来自上层阶级，但头脑很清醒。而且也很友好，尤其是对你。我估计你在那儿工作的时候跟他们一家处得很不错。”
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你猜都猜不到，艾瑟尔想。
艾瑟尔住的那条街很安静，斜坡上排列着一座座小房子，尽管陈旧，但房子盖得很好，住户大多是较为富裕的工人、手工业者和企业管理者。伯尼陪着她走到大门口。他大概想吻她一下作为道别。她心里犹豫着是否要让他这样，因为她心存感激，世界上还算有个人依然觉得她漂亮，被她吸引。
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她不想让他空怀希望。“晚安，同志！”她乐呵呵地说，随后进屋关门。
楼上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米尔德里德和她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艾瑟尔脱去衣服钻进被子。她很疲乏，但头脑依然活跃，让她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爬起来，烧了一壶茶。
她决定给弟弟写一封信。她打开记事本，写道：
按照他们孩提时玩的秘密代码，这封信要跳着读，只有第三个单词才算数，熟悉的名字必须颠倒着写，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亲爱的比利”。
她记得自己的办法是先把想说的话写好，然后再把其他字眼安插在空白处。她继续写道：
接着她为这句话加密。
我正独处此地，如果你孤单一人，就不觉得幸福或痛苦。
小时候她很爱玩这个游戏，这等于发明出一条假想的消息来隐藏真实内容。她和比利还琢磨出一种有用的技巧：打了叉的话算，下面画线的话则不算。
她决定先把想写的东西全写出来，再回过头来加密。
伦敦的街道不是用金子铺的，至少阿尔德盖特这里如此。
她原来想写一封让人读起来高兴的信，避而不谈自己的烦恼。后来她又想：去他的吧，我跟自己的弟弟就该说实话。
我以前相信自己与众不同，你先别问为什么。人们都说，她那么完美，自以为待在阿伯罗温太可惜了。他们那时并未说错。
一想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她就忍不住泪眼模糊——干干净净的制服，一尘不染的仆人休息室里丰盛的餐食，还有，最让她难过的是曾经拥有的苗条、漂亮的身体，如今已是另一番模样。
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每晚都头疼，后背更是疼得没完没了。现在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她咬着铅笔头，呆呆地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写道：
每到当月第二个星期天，就有一位东正教教士从加地夫坐火车到阿伯罗温山谷，提着一只装满精心包裹的圣像和烛台的手提箱，来为俄国人做礼拜。
列夫·别斯科夫讨厌牧师，但他每次都参加礼拜——这种事情必须到场，因为随后有一顿免费的午餐。礼拜在一间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举行。墙上镶着一块牌匾，说明这是一家卡内基图书馆，是用美国慈善家的捐款修建的。列夫能读懂东西，但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阅读是一种乐趣。这儿的报纸被固定在大木夹子上，这样就不会被人偷走了，屋子里还有个写着“肃静”的牌子。待在这种地方究竟能有什么意思呢？
阿伯罗温的大多事情列夫都不喜欢。
什么地方的马都一样，但他讨厌在井下工作。周围总是黑咕隆咚，半明半暗，浓重的煤尘让他咳嗽不止。
这地方总是阴雨连绵。他从未见过哪里会下这么多雨。没有电闪雷鸣后的暴雨，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和随后云开日出的干爽天气。不，这里是滴滴答答的毛毛雨，一下就是一整天，有时甚至是一个礼拜。雨水顺着裤脚爬到他的身上，再从衬衣的后摆滴到地上。
罢工的浪潮在八月战争爆发后渐渐消退，矿工们陆续开始上班了。大多人被重新雇用，住回了原来的房子。但不包括被管理方认定是带头闹事的人，他们中大部分已经离开，参加了威尔士步枪团。被逐出的那些寡妇也找到了住的地方。破坏罢工的人也不再受孤立——当地人最后明白过来，实际上这些外国人也一样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操纵。
不过，这并不是列夫逃离圣彼得堡的目的。当然，英国比俄国好，这里容许有工会，警察也没有完全失控，连犹太人都十分自由。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打算在这个偏僻的采矿小镇扎根，靠累死累活的工作维持生计。这不是他和格雷戈里梦想的那种日子。这里不是美国。
就算他有心留下，但为了格雷戈里也得继续前进。他知道亏待了自己的哥哥，所以发誓要寄钱给他买船票。列夫没少干违背承诺的事，但这次他决心说话算话。
他就快攒够从加地夫到纽约的船票钱了。他把这些钱藏在威灵顿街的房子里，在厨房的石板下面，连同他的那把手枪和他哥哥的护照。当然，这笔钱并不是靠他每周的工资积攒下的，那点钱几乎只够他买啤酒和烟草。他的积蓄来自每周的牌局。
斯皮利亚已经不做他的搭档了。这个年轻人在几天后就离开了阿伯罗温，回到加地夫找更轻松的工作去了。不过，要找一个贪婪的人并不难，列夫很快就结交了一个名叫里斯·普莱斯的经理助理。列夫确保里斯少输多赢，然后两人平分收益。重要的是不能做得太过火：有时别人也得赢上一两次。如果矿工们知道了这些秘密，不光是扑克牌赌局不能再玩了，他们还有可能杀了列夫。所以，钱积攒得很慢，因此列夫不能放弃这顿免费的午餐。
每次牧师都是坐着伯爵的汽车从火车站到泰-格温的，总有雪利酒和蛋糕招待他。若碧公主在家，就会和牧师一道去图书馆，在他入场的前几分钟进去，如此便不必跟平民一起等太久。
今天她进门的时候，阅览室墙上的大挂钟刚过十一点。天气寒冷，她穿戴着白色毛皮大衣和帽子抵挡2月的严寒。列夫强忍着浑身的颤抖——他一看见她，就仿佛回到了六岁，再次经历一个孩子目睹父亲被当众吊死的巨大恐惧。
牧师跟在后面，身穿一袭米色长袍，戴着一条金腰带。今天是头一次还有另一个人陪着他，那人穿着见习牧师的衣服，列夫仔细一瞧，立刻惊呆了——竟是他以前的同伙斯皮利亚。
看着两位牧师开始准备礼拜用的五个烤饼和红酒，列夫脑子里一片混乱。是上帝让斯皮利亚改变了自己，还是他把牧师这套行头当成偷窃和行骗的又一种掩护？
老牧师唱起祝祷词，几个更虔诚的人组成了一个唱诗班——他们的威尔士邻居对这种进步十分赞赏——现在他们唱着第一首圣歌。列夫照着别人的样子在胸前画十字，但他心神不定，一直在想着斯皮利亚。一个牧师出于公正的目的会直接说出真相，从而毁掉一切——不会再有赌局，也不会有去美国的船票，不会有钱寄给格雷戈里了。
列夫回忆起最后那天发生在“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事情，当时他恶狠狠地威胁说要把斯皮利亚从船上扔下去，只是因为一句话惹恼了他。这件事斯皮利亚也一定记得。列夫后悔当初不该这样侮辱他。
礼拜的整个过程里，列夫一直观察着斯皮利亚，希望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当他走上前去接受圣餐时，试图跟自己的老朋友对视一下，但对方没有流露任何认出他的迹象——斯皮利亚完全沉浸在仪式之中，或者假装是这样。
接着，两位神职人员同公主一道坐车走了，三十几个俄国基督教徒也步行离去。列夫不知道斯皮利亚会不会在泰-格温跟他说话，不安地寻思着他可能会说些什么。他会不会假装那些欺骗行为从未发生过？他是否会走漏消息，把矿工们的怒火引到列夫的头上？他会不会开出价码，换取自己的沉默？
列夫真想立刻离开镇子。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一列火车前往加地夫。如果他手里再多点钱可能立刻就逃了。但他的钱不够买票，所以只得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山坡，到城外伯爵的豪华宅邸吃午饭。
他们在楼下的仆人休息室进餐。饭食很丰盛——有羊肉炖菜，面包随便吃，还能喝到麦芽啤酒。公主身边的中年俄国女仆妮娜也加入进来，为他们充当翻译。她对列夫很有好感，给他多拿了一份啤酒。
牧师跟碧一起进餐，但斯皮利亚来到仆人休息室，在列夫旁边坐下。列夫脸上露出最为热情的笑容：“你好，老朋友，真是太让人惊喜了！”他用俄语说，“恭喜恭喜！”
斯皮利亚没被他的话打动：“你还在打牌吗，我的孩子？”
列夫脸上仍带着笑意，压低了声音说：“如果你不提这事儿，我也闭嘴，公不公平？”
“我们饭后再谈。”
列夫很沮丧，斯皮利亚到底打算耍什么花招，他要当正人君子，还是准备勒索要挟？
午餐结束后，斯皮利亚从后门出去，列夫跟在他后面。斯皮利亚一言不发地带着列夫来到一个白色的圆形大厅，这里好似一个微型的希腊神庙。站在上升的平台上，任何人靠近这里他们都能看见。天空下着雨，雨水滴滴答答沿着一根根大理石柱落下来。列夫抖掉帽子上的雨滴，又把它戴回头上。
斯皮利亚说：“你还记得在船上时我问你，如果我拒绝给你那一半钱，你会怎么做吧？”
列夫当时使劲把斯皮利亚抵在栏杆上，威胁要拧断他的脖子，把尸体扔进大海。“不，我不记得了。”他撒谎说。
“没关系，”斯皮利亚说，“我只是想原谅你。”
这么说，他是要公正处置，列夫稍稍放下心来。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斯皮利亚说，“我已经认罪，并获得了赦免。”
“那我就不跟你的牧师打牌了。”
“不要开玩笑。”
列夫真想一把扼住斯皮利亚的喉咙，就像在船上那样，但斯皮利亚看来不会再受人恫吓。这身长袍给他壮了胆，这实在有点讽刺。
斯皮利亚接着说：“我应该向那些被你骗了钱的人揭露你的罪行。”
“他们不会感谢你。他们会报复我，也一样报复你。”
“我的圣衣会保护我。”
列夫摇了摇头：“你和我骗的都是些穷犹太人。他们大概还记得哥萨克人鞭打他们的时候，牧师在一旁笑着看热闹。你穿了长袍他们就踢得更狠，直到把你踢死了事。”
斯皮利亚那张年轻的脸上拂过一丝愠怒之色，但他强作笑容：“我更关心你，我的孩子。我不希望挑起暴力来对付你。”
列夫明白自己正面临威胁：“那你打算怎么办？”
“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我停手的话，你会闭嘴吗？”
“如果你承认，做一次真诚的忏悔，停止你的罪，上帝会原谅你的——随后，我也不必再去惩罚你。”
那样，你也就逃脱了惩罚，列夫想。“好吧，我会照做。”他话一出口，就发觉自己这番让步做得太快了。
斯皮利亚接下去的话证明他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会检查的，”他说，“如果我发现你违背了对我和上帝的承诺，我就会向你的受害者揭露你的罪行。”
“他们会杀了我的。你干得好，神父。”
“在我看来，这是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最好办法。我的牧师也同意。所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我没有选择。”
“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斯皮利亚说。
列夫走开了。
他离开泰-格温大宅，冒雨赶回阿伯罗温，憋着一肚子火。他恨恨地想，身为牧师，怎么可以剥夺一个人活得更好的机会？斯皮利亚现在过得舒舒服服，衣食住行都有保障，由教堂和饥肠辘辘、一贫如洗的朝拜者们供养。这辈子大概斯皮利亚除了唱礼拜，以及胡搞当祭台助手的男孩以外，什么都不用干了。
列夫该怎么办？如果他放弃纸牌赌博，就永远攒不够路费。他注定要在这儿待下去，年复一年，在八百多米的井下喂马。他再也别想履行诺言，把去美国的船票钱寄给格雷戈里了。
列夫从来就不会挑稳稳当当的路走。
他朝双冠酒馆走去。在严守安息日规矩的威尔士，酒馆在礼拜天不能开门，但阿伯罗温当地不太重视这个。镇上只有一个警察，而他也跟大多数人一样，礼拜天在家休息。双冠把正门关上装装样子，常客们从厨房进去，里面的生意照常进行。
庞蒂家的两兄弟乔伊和乔尼正待在酒吧，喝着威士忌，这很少见。矿工们都喝啤酒，只有富人才喝得起威士忌，一瓶威士忌大概够双冠酒吧维持一年。
列夫要了一罐啤酒，跟其中的哥哥打招呼：“哎，乔伊。”
“哎，格雷戈里。”列夫仍然用他哥哥的名字，护照上就是这样写的。
“今天有钱了吧，乔伊，对不对？”
“哎。我跟乔尼昨天去了加地夫的拳击赛。”
兄弟俩本身长得就像拳击手，列夫心里琢磨着，两人都宽肩窄背，脖子粗壮如牛，也都长着一双大手。“好啊，比赛怎么样？”他问道。
“‘黑鬼’詹金斯对罗曼·托尼。我们赌托尼，他是我们意大利人。赔率是十三比一，三轮下来，他就把詹金斯打倒在地。”
列夫理解正式的英语有时很吃力，但他明白“十三比一”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该来打上一把牌。既然你……”他犹豫了一下，才想起那句俗语，“既然你鸿运当头。”
“哦，我刚刚赢了钱，可不想马上就输掉。”乔伊说。
不过，半小时后在仓房里摆开赌阵的时候，乔伊和乔尼都参加了。其余几个玩家有俄国人，也有威尔士人。
他们按当地玩法打一种叫作“蒙三张”的牌局，列夫很喜欢玩。三圈后不再出牌、换牌，因此牌局玩得很快。如果有玩家提高赌注，他的下家必须跟着涨，否则出局，因此赌金便快速增长。投注持续升高，直到剩下两个玩家。这时候，其中一个玩家可以在前次赌注上加倍，迫使对手摊牌。最好的牌是三张同花色牌，被称为“头配”，而最高的牌点是3点“头配”，也就是三张3点的牌。
列夫有种本能，即使不作弊也能赢牌，但那样太慢了。
玩家按顺序轮流向左发牌，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列夫只有一次对牌动手脚的机会。不过，作弊的办法多种多样，列夫设计出一种简单的代码，能让里斯及时告诉他是否来了好牌。这时，列夫就加高赌注，不管自己手里是什么牌，只管将赌注抬上去，加大总数。大多数情况下，其他人就自动出局了，列夫最后输给里斯。
第一手牌打了出去，列夫认定这是他的最后一场赌局。如果他把庞蒂兄弟搜刮一空，大概就有钱买船票了。等到下个礼拜天，斯皮利亚会打听列夫是否开了赌局，但那时候列夫已经坐上船横渡大西洋了。
随后的两小时里，列夫看着里斯赢得越来越多，他告诉自己美国正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地靠近。他一般不想让别人输得精光，因为他希望他们下周再来。但今天他要大大赢上一笔。
窗外，午后的天光渐渐变暗，现在终于轮到他发牌了。他给乔伊·庞蒂三张A，给里斯三张3。在这轮赌局中，三张3赢了三张A。他给自己发了一对大小王，这样就能堂堂正正把赌注做大了。他一直抬高价码，直到乔伊几乎输光了——他不想给人打任何借条。乔伊用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去赌里斯手里的牌。当他看到里斯摊出三张3点牌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既可笑又可怜的表情。
里斯把桌上的钱全揽了。列夫站起来说：“我真的一个子儿都不剩了。”牌局就此结束，几个人又回到了酒吧，里斯给大伙买了饮料，让几个输家心里好受些。庞蒂兄弟重新喝起了啤酒，乔伊说：“唉，也好，俗话说，来得容易去得快，是吧？”
几分钟后，列夫又起身去了外面，里斯紧随其后。双冠里头没有厕所，男人们全都在仓房后面的小巷里解手。这里的唯一照明是远处的一盏街灯，因而十分昏暗。里斯赶紧把赢钱的一半塞到列夫手里，一部分是硬币，其他都是花花绿绿的新钞票——绿色的是英镑，棕色的是十先令纸币。
列夫很清楚自己该得多少。计算数字对他来说轻车熟路，就像估算赌局赔率那样容易。回头他还要清点一下，但他相信里斯不会骗他。以前这家伙干过一次，列夫发现自己的一份里少了五先令——如果他粗心大意，也就忽略过去了。列夫去了里斯家，把他的左轮手枪捅进这家伙的嘴里，拉开撞针。里斯顿时吓得尿了裤子。之后，赢钱一直都是五五平分，精确到半个便士。
列夫把钱塞进上衣口袋，两人又回到了酒吧。
他们刚进门，列夫就看见了斯皮利亚。
这次他没穿长袍，换上了在船上穿的外套。他站在吧台边上，没要什么饮料，而是在跟一小群俄国人郑重其事地说着什么，其中就有参与牌局的人。
斯皮利亚随即看见了列夫，两人四目相对。
列夫转身往外走，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他快步朝坡上的威灵顿街走去。斯皮利亚一定会出卖他，这一点十分肯定。这会儿他肯定在跟那些人解释列夫如何在牌桌上耍弄伎俩，把自己装成输家。那些人个个都会恨得咬牙切齿，庞蒂兄弟也会来讨回自己的钱。
当他快到家门口时，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只提箱，借着灯光他认出那是他的邻居，一个叫作“耶稣的比利”的年轻人。“哎，你好，比利。”他说。
“哎，你好，格雷戈里。”
这孩子好像准备出城，让列夫有些好奇：“你上哪儿去？”
“伦敦。”
列夫更来了兴致：“哪趟火车？”
“六点去加地夫的火车。”坐火车去伦敦要在加地夫换车。
“现在几点了？”
“还差二十分钟。”
“回头见。”列夫进了家门。他决定跟比利搭同一趟火车。
他进了厨房，打开电灯，移开地上的石板。他从下面拿出自己的积蓄、带着他哥哥名字和照片的护照，还有一小箱黄铜子弹和他的那把手枪。那是一支纳甘M1895，是他在牌桌上从一个陆军上尉那儿赢来的。他看了看弹膛，确定每个弹仓里都装好了子弹——用过的弹壳不会自动弹出，需要装弹时用手一个个抠出来。他把钱、护照和手枪一并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在楼上找出格雷戈里那只带弹孔的硬纸板箱，把弹药、剩下的一件衬衣、内衣装进去，外加两副扑克牌。
他没有手表，但能够算出距离刚才和比利碰面已经过去了五分钟。他还有十五分钟步行去火车站，时间够用。
这时，他听见外面有几个人在说话。
他不打算跟他们当面对质。他身强力壮，但那些矿工也一样好勇斗狠。也许他能打赢这帮人，但他会错过这趟火车。他肯定会用上自己的手枪，但这个国家的警察会穷追不舍抓住杀人凶犯，哪怕被杀的是平民百姓。至少他们会在加地夫码头严查过往乘客，他也很难买到船票。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还是避免冲突，不声不响离开这里。
他从后门离开，沿着小巷匆匆走着，轻手轻脚，尽管他的靴子十分笨重。威尔士的阴雨让地面一直泥泞不堪，沾了这个光，他脚下并没弄出多大响动。
在小巷尽头他拐进一条窄路，出现在街灯下。路中央的一个厕所起了遮挡作用，让站在他房子外面的人无法看见他。列夫快步前行。
又经过两条街，他才发现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双冠酒吧。他停下脚步，想了想。他很清楚小镇的布局，如果换另一条路，他就必须折返回去。但刚才那些人可能还待在他家附近。
他必须孤注一掷，走双冠这条路。他拐进另一条小巷，走上穿过酒馆后巷的那条路。
快要走到他们玩牌的那间仓房的时候，他就听见那边有人说话，小巷另一端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映出两三个人影。尽管时间所剩不多，他还是停下来，等着那几个人进去。他紧贴着一片高高的木板栅栏，别人轻易发现不了他。
那几个人似乎根本不打算动窝。“快点儿啊，”列夫低声说，“快进去暖和暖和吧！”雨水从他的帽子滴答滴答地流到他的后背上。
几个人终于进去了，列夫马上闪身出来，快步向前。他顺利经过仓房，但刚走了几步，就又听见身后有了动静。他暗暗骂了一句。酒馆的客人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在喝酒，到了傍晚这会儿，自然就要频繁到巷子里解手。后面有人叫他：“嘿，哥们儿！”对方没称呼他的名字，看来并没有认出他来。
列夫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走。
他能听见后面低声议论着什么，听不大清楚，但似乎有人说了句“好像是俄国人”。俄国人的穿戴跟当地人不同，列夫怀疑他们从他帽子和外衣的轮廓看出了这一点，他快步走向街灯，身影更加清晰了。不过他们都憋着尿，估计不会马上追过来。
他拐进另一条巷子，走出了那些人的视线。不过，他还不能掉以轻心，那帮人肯定会找他算这笔账的。斯皮利亚肯定已经把他的事情抖了出来，有人马上会明白这个拎着提箱、一身俄国穿戴的人去镇中心的方向是怎么回事。
他必须赶上那列火车。
他开始跑了起来。
铁路线铺设在山谷的豁口中间，因此去车站的路一直是下坡。列夫迈着大步，毫不费力地跑着。他可以看见一片屋顶后面露出的车站的灯光，再往前，就看见站台上正停靠着一列火车，烟囱里冒着烟。
他疾步穿过广场进了售票厅。大钟的指针是差一分钟六点。他连忙跑到售票窗口，从口袋里摸索出钱来：“买一张票。”
“这么晚了，你打算去哪儿？”里面的售票员轻松地搭话。
列夫连忙指了指站台上的火车：“我要坐这趟车！”
“这趟车经停阿伯德尔，庞蒂瑞德……”
“加地夫！”列夫抬头看见大钟的分针滑过最后一小段，停下了，微微颤抖了一下，就到了整点的位置。
“单程，还是往返？”售票员不紧不慢地说。
“单程，快点儿！”
列夫听到了一声哨音，他急不可耐地点着手里的硬币。他清楚车票是多少钱——六个月来他去过两次加地夫，然后把钱放在柜台上。
火车开动了。
售票员把车票递给他。
列夫抓起车票，转身就跑。
“别忘了找你的零钱！”售票员说。
列夫几步奔到验票口。“请出示车票。”检票员说，他刚刚看见列夫买了票。
隔着栅栏，列夫看见火车正在加速。
检票员给他的车票打孔，问道：“你不要找零了？”
售票厅的大门咣当一声从外面被推开，庞蒂兄弟冲了进来。“在那儿！”乔伊喊了一声，跑过来抓列夫。
他没想到列夫一步迎上来，朝自己脸上就是一拳。乔伊猛地收住步子，后面的乔尼一头撞在了他哥哥的后脊梁上，两人都跌倒在地。
列夫从检票员手里抓过车票，跑上站台。火车开得更快了。他随着车厢跑了起来。突然间，一扇门开了，列夫见到了“耶稣的比利”那张友善的脸。
比利大喊着：“跳上来！”
列夫纵身一跃，一脚踩上了踏板。比利抓住他的胳膊。列夫拼命往上爬，两人摇晃了几下，比利终于把他拉了进去。
列夫坐到座椅上，大大松了一口气。
比利关上车门，坐到了他对面。
“谢谢你。”列夫说。
“你真能赶时间。”
“还好，上来了。”列夫咧嘴笑了笑，“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早上，比利在帕丁顿车站向人打听阿尔德盖特怎么走。因为艾瑟尔的信里提到了这个地方。一个好心的伦敦人仔细地跟他说了一大串地名，可他一个字都没有听懂。比利谢过了他，径自走出了车站。
他从没来过伦敦，但知道帕丁顿是城西，而穷人一般住在东部，因此便迎着太阳的方向走。他没想到伦敦城这么大，远比加地夫热闹，更让人感到晕头转向，但他很喜欢——嘈杂的街道、繁忙的车流和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店铺让他觉得尤其新鲜。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商店？在伦敦的店子里，人们一天得花掉多少钱？他想，起码得有好几千，甚至上百万英镑吧。
他感到自由自在，有些飘飘然。这里没人认得他。在阿伯罗温，甚至偶尔去一趟加地夫，总能碰到朋友或者熟人。而在伦敦，他可以挽着自己喜欢的女孩的手在大街上溜达，永远也不会被父母发现。他没打算真这么做，但街上有那么多精心打扮的漂亮女孩，光是想一想就已经让他陶醉了。
过了一会儿，他见到一辆公共汽车，车头上有“阿尔德盖特”的字样，便上了车。
他解密了艾瑟尔的信后就一直放心不下。当然，他不能跟父母商量这件事。等他们晚上去毕士大礼拜堂晚祷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去那儿了），他就写了一张纸条：
我对艾丝放心不下，去找她了。对不起我就这么偷偷走了，只是因为不想吵架。
因为是星期天，他刚好洗了澡，刮过胡子，身上穿着一套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是他父亲穿剩下的，但白衬衫很整洁，他还打了一条黑色的针织领带。他在加地夫车站的候车室里打了个盹，搭上了周一最早的那趟火车。
到了阿尔德盖特，经乘务员提醒，他下了车。这里是一片穷街陋巷，房子破破烂烂，街上的摊贩在卖二手衣服，光着脚的孩子在肮脏的楼梯上玩耍。他不知道艾瑟尔住在哪儿，她的信上没有地址。他唯一的线索是那句“我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
他期待着见到艾丝，把阿伯罗温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她。她应该看过报纸，知道这次“寡妇罢工”失败了。一想到这里，比利就一肚子火。那些老板蛮不讲理，因为他们胜券在握。煤矿和住房都是他们的，就让他们觉得这里的人也归他们所有。由于种种复杂的专营权限，大部分矿工没有投票权，所以，阿伯罗温的议会成员就成了保守派，跟公司穿一条裤子。汤米·格里菲斯的父亲说，这种状况无法改变，除非发生法国那样的革命。比利的父亲说应该成立一个工党政府。比利弄不清他们谁说得对。
他在街上遇见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便走过去说：“请问曼尼·利托夫的工厂怎么走？”
这人说的好像是俄语，他听不懂。
他又去问别人，这次他碰到的人倒是说英语，但他从未听说过曼尼·利托夫。阿尔德盖特不像阿伯罗温，大街上的任何人都知道镇上任何一家商铺作坊的位置。难道他大老远赶到这儿，还花了不少路费，最后全都白搭了吗？
他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扫视着繁忙的街道，搜寻着外表模样看上去像做生意的人，手里带着工具或者推车的。他又问了五个人，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过来一个扛着梯子的橱窗清洁工。
“曼尼·利夫的工厂？”那人重复了一遍。他说“利托夫”的时候，“托”这个字不发音，而是用听上去像咳嗽的喉音代替。“是问服脏工墙（服装工厂）？”
“对不起，”比利很有礼貌地说，“请再说一遍？”
“服脏工墙（服装工厂）。就是做服脏（服装）的地方。”
“嗯……也许，是吧。”比利支吾着，有些失望。
橱窗清洁工点着头：“一至走，四百米，向右卷，将领肉（一直走，四百米，向右转，橡林路）。”
“一直走对吗？”比利应答着，“四百米？”
“哎，然后右转。”
“向右拐？”
“相林路。”
“相林路？”
“不费错过的（不会错过的）。”
那条街原来叫橡林路。这里没有任何林子，更别提橡树了。这条狭窄弯曲的街道两侧尽是些荒废破败的砖房，很多人在里面忙碌着，还有不少马匹和手推车。比利又问了两个人，最后找到了那座房子，它夹在“小狗小鸭”酒吧和一个用木板封住、名叫“李普曼”的店铺之间。房子的前门大开着。比利爬上楼梯到了顶楼，看见里面有二十来个女人在缝制英国军服。
她们不停地踩着踏板，好像谁都没太在意他，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进来呀，亲爱的，我们不会吃了你——哦，这么一想，我还真打算尝尝鲜呢。”女人们全都咯咯笑了起来。
“我要找艾瑟尔·威廉姆斯。”他说。
“她不在。”那女人说。
“为什么不在？”他有些着急，“她病了吗？”
“干你什么事儿？”那女人从机器边上站起身，“我是米尔德里德。你是谁？”
比利盯着她。她很漂亮，即使长着一对龅牙。她抹着鲜艳的红色唇膏，漂亮的卷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她的身体裹在一件不成形的灰色厚外套里，尽管如此，他依然瞧见她走过来时体态摇曳生姿。他简直被她迷住了，一时忘了开口。
她说：“你该不是那个让她怀上孩子，然后溜之大吉的浑蛋吧？”
比利终于憋出一句话来：“我是她的弟弟。”
“噢！”她说，“他妈的，你是比利？”
比利惊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听过女人这样说话。
她用一种毫不在乎的眼神仔细打量着他。“你是她弟弟，我瞧得出来。但你看上去不止十七岁。”她的语气和缓了些，让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你们有一样的黑眼睛和卷发。”
“我上哪儿能找到她？”他问。
她挑逗般看了他一眼：“我碰巧知道她不想让家人找到。”
“她害怕我父亲，”比利说，“但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很担心她，就坐火车来了。”
“你从威尔士那个烂地方赶过来的？”
“那不是烂地方！”比利生气地说，接着他又耸耸肩膀，“嗯，实际上，我也觉得挺烂的。”
“我爱听你的口音，”米尔德里德说，“就像在听人唱歌一样。”
“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她说她在阿尔德盖特的曼尼·利托夫工厂干活。”
“哦，看来你是个天杀的福尔摩斯了，啊？”她语气里勉强带了点儿佩服的意味。
“你要是不肯告诉我她在哪儿，总有人会告诉我的。”他充满信心地说，感觉自己在夸口，“如果找不到她，我就不会回去。”
“她会杀了我的，不过还是说了吧，”米尔德里德说，“纳特利街23号。”
比利向她问清方向，让她尽量说慢点儿。
临走时她又说：“用不着谢我，要是艾瑟尔想杀我的话，你来保护我就行了。”
“那好吧。”比利说，想到自己能因为什么事情保护米尔德里德，便一阵激动。
其他女人喊着说“再见”，向他送出飞吻，让比利很不好意思。
纳特利街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成排建造的房子对刚到伦敦一天的比利来说已经有些熟悉。这些房子比矿工的棚屋大多了，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房门并不是直接冲着街道。完全相同的窗框和十二块玻璃的窗子排列开去，让这里的景观产生一种井然有序的效果。
他敲了敲二十三号的房门，但没人应声。
他开始担心了。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生病了吗？如果没有，那她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从投信口往里面窥望，看见走廊里擦得亮亮的地板，衣帽架上挂着一件他认识的灰色旧外套。外面的天气很冷，艾瑟尔不会不穿外套出门的。
他靠近玻璃窗往里面张望，但窗上挂着网状的窗帘，让他什么也看不清。
他又回到门边，再拨开投信口的盖子往里面看。景象没什么变化，但这次他听到了声音。那是一声长而痛苦的呻吟。他把嘴巴贴在投信口上喊道：“艾丝！是你吗？我是比利。”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呻吟又开始了。
“该死的。”他说。
门里装的是耶尔式门锁，插栓用两根螺丝钉在门框上。他用手掌使劲拍了拍门。这门并不算太结实，估计是用便宜的松木做的，年头也很长了。他往后一仰，抬起右脚上沉重的矿工靴使劲踹了上去。门上发出一种木头碎裂的声音。他又踹了好几下，但门还是没有开。
他想，要是手里有把锤子就好了。
他回头朝街上张望，希望有个带工具的工人恰好经过，但整条街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一脸泥巴的小男孩好奇地看着他。
比利沿着短短的花园小径退了几步，然后转身对着门跑过去，用右肩膀死死撞在门上。门板被“咣当”一声撞开，他一下扑倒在屋里。
他从地上爬起来，揉了揉肩膀，推开撞坏的门。屋子里很安静。“艾丝？”他叫了一声，“你在哪儿？”
呻吟声又开始了，他循声而去，走进底层前面的房间。这是一间女人的卧室，壁炉架上摆着陶瓷饰物，窗户上挂着带花的窗帘。艾瑟尔在床上，一件灰色的裙子像帐篷一样遮住了她的身子。她并不是躺在那儿，而是用双手撑着跪在床上，正不停地呻吟着。
“你这是怎么啦，艾丝？”比利问道，吓得连声音都变了。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孩子要生了。”
“哎呀，见鬼。我这就去叫医生。”
“太晚了，比利。亲爱的耶稣，疼啊。”
“你听上去像是要死了一样！”
“哦，比利，生孩子就这样。到这儿来，抓住我的手。”
比利跪在床边，艾瑟尔拉着他的手。她越抓越紧，又开始呻吟起来。这呻吟更长，听上去更加痛苦，抓着他的手那么用力，让他觉得骨头都快被捏断了。呻吟随着一声尖叫停了下来，然后她大口喘息着，就像刚刚跑了两公里路似的。
一分钟后她说：“对不起，比利，你得帮我看看裙底。”
“哦。”他应了一声，“好吧。”他不太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觉得要照吩咐去做。他轻轻掀起艾瑟尔的裙摆。“哎呀，我的上帝！”他吃惊地说。她身子下面的床单被血染湿了，中间有个粉红色的小肉团，裹在一层黏糊糊的东西里。他辨认出大大的圆脑袋，闭着的双眼，还有两条胳膊和两条小腿，看上去小小的。“一个小宝宝！”他说。
“抱起来，比利。”艾瑟尔说。
“什么，我吗？”他说，“哦，是的。”他斜靠在床上，一只手托着婴儿的头，另一只托着小小的屁股。他看清这是个小男孩。宝宝很滑，黏糊糊的，但比利还是设法抱住了他。有一根带子仍然跟艾瑟尔连在一起。
“抱起来了吗？”她说。
“哎，”他说，“我抱起来了，是个男孩。”
“他喘气吗？”
“我不知道。怎么看啊？”比利努力不让自己惊慌，“没，我觉得他没喘气。”
“拍拍他的屁股，别太使劲。”
比利把婴儿的身子翻过来，用一只手托着他，快速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下。孩子马上就张开嘴巴，吸了一口气，反抗似的哭叫起来。比利兴奋极了，说：“你听啊！”
“再抱一会儿，等我转过来。”艾瑟尔挪了挪身子坐好，把裙子弄弄平整，“把他给我吧。”
比利小心地把孩子递过去。艾瑟尔把宝宝搂在臂弯里，用袖子擦了擦他的脸。“他真漂亮。”她说。
比利倒看不出他有多漂亮。
连在婴儿肚脐的带子刚才还是蓝色的，很光滑紧绷，但现在萎缩下来，已经变白了。艾瑟尔说：“去那边的抽屉里帮我把剪刀拿过来，还有那个棉线轴。”
艾瑟尔在脐带上打了两个结，再从中间剪断它。“好啦。”她解开衣服前襟，“刚才的一切你都见识过了，我看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说着，她露出一只乳房，把乳头塞进宝宝嘴里。他开始吸吮起来。
她说得没错，比利没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小时前他若看见姐姐的裸胸，的确会感到羞愧，但这种感觉放到现在简直不值一提。他心里只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孩子一切正常。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吸吮，惊奇他的手指那么小巧。这些让他有一种见证奇迹的感觉。他的脸被泪水打湿，但他竟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宝宝很快就睡着了。艾瑟尔系上衣扣。“我们马上给他洗一洗。”她说着，闭上了眼睛，“老天啊，真没想到会疼得这么厉害。”
比利问：“他的父亲是谁，艾丝？”
“菲茨赫伯特伯爵。”随后她睁开了眼睛，“唉，真糟糕，我没打算让你知道这个。”
“这只该死的猪，”比利说，“我要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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